三江源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农牧民收入灰色关联度分析

摘要：以三江源地区的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例，以农牧民收入结构为中间变量，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农牧民收入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牧民收入结构变化而与农牧民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工资性收入是未来农牧民收入增长的关键节点。因此，以优化产业结构为路径提出了促进农牧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农牧民收入；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3-629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3.071

Abstract：Tak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Huangnan in Three -River Source Area as an example，based on income structur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the relationship were analysed betwee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by the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gion'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ha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income structure， and wage income was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At present，the changing income structure of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ha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their income， and had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with salary income growth so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farmers and herdsmen’ income by their changing income structure， and salary income would b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come growthing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the path we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come.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farmers and herdsmen；grey correlation degree

三江源地^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西与新疆、接壤，东与四川、甘肃毗邻，行政区域涵盖玉树、果洛、海南、黄南4个藏族自治州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被誉为“中华水塔”。由于生态保护和农牧民收入休戚相关，对农牧民增收问题的探讨就变得尤为迫切。近年来，随着农牧民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农牧民收入问题日益复杂化，收入渠道日渐多元化，各种收入的非均衡增长使得农牧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以农牧民收入结构为视角展开对农牧民增收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农牧民收入的来源，更有利于探析农牧民收入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反映出农牧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的规律。另外，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农牧民就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农牧民收入结构。因此，本研究将以农牧民收入结构为中间变量，探讨地处三江源地区的黄南州（即黄南藏族自治州）产业结构调整与农牧民收入的关联度。

1 黄南州三次产业变动态势

以2008年黄南州三次产业增加值为基期，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黄南州在2008-2013年6年间GDP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33.95亿元增加到2013年66.47亿元，且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均处于上升态势。

1.1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态势

黄南州第一、二产业比重均呈不规律下降态势，其中第一产业由31.1%下降到28.9%，降幅为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虽然以2.6个百分点的跌幅曲折下降，但一直高于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除2010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外，总体呈相对稳定上升态势（表1）。从2009年起，黄南州的产业结构模式已从“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模式，黄南州的第二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其对黄南州经济发展的贡献已超过第一产业，在拉动黄南州整体产业发展态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2 三次产业增长率变动态势

黄南州在2008-2013年6年间的GDP增长率总体呈较快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5.34%。其中，第一产业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由2009年的17.09%下降到2013年的3.60%；第二产业增长率尽管在近5年内波动较大，但依然实现了年均增长15.83%的水平；第三产业增长率整体变化较第一、二产业而言相对平稳，2011年达到5年来的最高增长率22.49%，之后平稳下降到2013年的14.81%，年均增长率为17.80%（表2）。

2 黄南州农牧民家庭收入状况

从表3可以看出，黄南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呈不断上涨态势，从2008年2 989.52元上涨到2013年的5 134.91元，绝对额在6年内上涨了2 145.39元，增长了1.72倍。但较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而言，黄南州农牧民收入较低、增速较慢且与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13年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 196.40元，而黄南州农牧民收入仅5 134.91元，相差1 061.49元。

2.1 农牧民收入构成变化态势

黄南州农牧民工资性收入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所占比重由2008年的9.19%增加到2013年的15.05%，增长了5.86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绝对量虽然持续增加，但其比重不断降低，由2008年的74.97%下降到2013年的59.46%，下降了15.51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占农牧民纯收入的比重较小且总体呈下降趋势，6年内下降了6.43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占农牧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增加，共增长了16.07个百分点（表3）。

2.2 农牧民各项收入增长率变化态势

黄南州农牧民各项收入增长率不稳定，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率从2008年的33.70%增加到2013年的41.38%，年平均增长率为30.67%；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由2008年的6.55%增加到2011年的34.82%后，急剧下降为2013年的0.18%，年平均增长率为10.87%；同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相比，财产性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较慢，为2.12%；转移性收入增长率虽然波动较大，但基本都保持较高的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57.41%（表4）。

2.3 农牧民各收入贡献率变化态势

自2010年起，工资性收入贡献率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大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率；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率起伏较大，由2009年的116.76%大幅度下降到2013年的-29.43%；纵然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额逐年下降，但其贡献率整体呈上升态势；转移性收入贡献率波动较大，自2011年以来，其对总收入的贡献率大幅增强（表5）。

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黄南州农牧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仍居首位，但随着收入来源的日益多元化，其增长率和收入贡献率明显下降，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大大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且上涨势头较强。由于黄南州特殊的地理区位，其归属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区，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草原生态补贴力度，同时由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等各项政策性补贴，黄南州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受农牧民理财意识薄弱、当地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及农牧民收入偏少等因素的影响，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

3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3.1 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基于曲线间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测度方法，其优点是可以对一个“贫信息”、“小样本”的不确定系统进行充分分析和研究[1]。由于本研究选用的数据从时间分布来看有一定局限性，因此选用此方法来弥补“小样本”的缺陷。

3.1.1 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采用初值化法对原始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消除数据单位不同的弊端，使数据更有可比性。其公式为：

式中，k=1，2，…，m；i=1，2，…，n。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字矩阵，作为进一步计算的依据。

3.1.2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先逐个计算每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对应元素的绝对值，即|x′0（k）-x′i（k）|。然后分别计算每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对应元素的关联系数，其公式为：

式中，ρ为分辨系数，在（0，1）内取值。ρ越小，关联系数间差异越大，ρ越大，关联系数间差异越小，通常取ρ=0.5。

3.1.3 计算关联度 其公式为：

式中，H为邓氏关联度，0

3.2 产业结构调整与收入结构的关联度分析

3.2.1 选取指标 建立4个指标序列，根据克拉克定律，参考序列X0=非农业产值/农业产值为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2]，比较序列Xi为衡量收入结构的指标。其中，X1=工资性收入贡献率，X2=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率，X3=财产性收入贡献率，X4=转移性收入贡献率。

3.2.2 运行结果 利用GTMS 3.0软件，计算X0序列和Xi序列的邓氏关联度。得到结果，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工资性收入贡献率X1的关联度最强，关联度为0.882 5；其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率X2，关联度为0.821 5；财产性收入贡献率X3位居第三，为0.800 7；与转移性收入贡献率X4的关联度最小，为0.697 6。

3.2.3 分析讨论 在市场导向和政策鼓励的双重作用下，城市化进程加快，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值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等其他非农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产业结构不断被合理调整和优化[3]。在这一进程中，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由农牧业向工业、服务业等其他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自然水到渠成，家庭经营性收入由此相对降低，因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同工资性收入贡献率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有着很强关联度。转移性收入主要归功于国家支农扶贫政策、生态保护政策等，因此同产业结构的关联度最小。

3.3 收入结构与收入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3.3.1 选取指标 根据农牧民收入结构同收入增长的关系，选择如下指标序列。参考序列Y0=总收入为衡量收入结构的指标，比较序列Yi为衡量收入增长的指标。其中，Y1=工资性收入增长率，Y2=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Y3=财产性收入增长率，Y4=转移性收入增长率。

3.3.2 运行结果 利用GTMS 3.0软件采用邓氏关联度对Y0序列和Yi序列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得到结果，总收入Y0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Y1的关联度最强，关联度为0.978 1；其次为转移性收入增长率Y4，关联度为0.962 1；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Y2位居第三，为0.940 0；与财产性收入增长率的关联度最小，为0.586 9。

3.3.3 分析讨论 上述运行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一方面农牧民的主观思想意识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在以农业为主到以非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等规律的客观影响下，工资性收入对农牧民增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转移性收入增长率与黄南州农牧民收入变化的关联度位居第二，仅次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表明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实行的支农扶农政策确实使农牧民受益很多。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与农牧民收入变化的关联度较弱，说明家庭经营性收入拉动农牧民收入增长的能力逐渐下降。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与农牧民收入变化的关联度最弱，需要政府、市场、农牧民齐心协力挖掘财产性收入潜力。

综上所述，黄南州产业结构调整与该地区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关联度最强，而工资性收入又对农牧民总体收入贡献率最大，由此可见黄南州产业结构调整同该地区农牧民收入有着密切关系。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并为加快农牧民增收提供一条重要路径。

4 促进三江源地区农牧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1）坚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科学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三江源地区重要的生态保护地位，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既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又要兼顾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文化资源，以特色优势产业为主导，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有机畜牧业，提升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降低高耗能高污染的二次产业比例，促进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协调发展。

2）加快农牧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增收潜力。首先，因地制宜的考虑农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5，6]，对于草场资源丰富的牧业县而言，确定农牧业结构的主要调整方向为发展有机畜牧业，借助三江源生态保护二期工程的实施，不断培育适合本地高原特点的优良畜种，并逐步优化畜种和畜群结构，加强畜禽良种繁殖体系和疫病防治体系的建设；对于农业县而言，其所处地域和气候条件适宜生产玉米、青稞、荞麦等多种市场畅销的小杂粮，因此以特色r产品为主要农业发展方向，重点扶持杂粮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其次，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以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为依托，大力推广“品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农牧副产品精深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3）优化软硬环境，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和“一路一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营造开放的政策环境，吸引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首先，完善道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城市功能，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吸引投资提供基础；其次，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下放权力、简化程序、公开信息、搞好服务和接受监督，营造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最后，积极引进适合本地区发展的高新技术，培养和吸纳人才并举，大力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重点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信息化产业，以信息化带动传统工业升级，实现传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4）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发挥特色产业优势。首先，依托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和风光旖旎的自然美景，如热贡文化、丹霞地貌和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等，扩大对外宣传，树立文化旅游品牌；其次，通盘考虑、全面规划游客的旅游路线，实现旅游布局“由点串线”，使单一的旅游项目丰富多元化；再次，设立专门的文化机构免费为农牧民提供唐卡、堆绣、泥塑、石刻制作等热贡文化产业技术的培训和指导，并实行规范化管理，统一收购营销，延伸文化产业链，提高附加值[7]；最后，政府按照规划指导农牧民投入到当地餐饮、住宿、运输等基础产业中，完善旅游业服务体系，实现当地经济发展同农牧民收入的双赢。

5）加强国家政策保障力度，促进农牧民增收。首先，发展和创新农业保险，最大限度减少风险灾害损失。结合农牧民自身和所处环境的特点，研究开发覆盖面广、费率低的农业保险产品。完善农业保险补贴制度，通过差异化补贴政策，调动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的积极性，并加强农业保险监管，进一步规范农业保险市场秩序，维护农户合法权益[8]；其次，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继续实行和落实减免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草场补贴、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惠农惠牧政策，为农牧民增收提供坚实的后盾；最后，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财政投入，使农牧民享有均等的公共资源，确保进入市场竞争机会的公平[9]。

6）增加农牧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为增收注入活力。首先，从基础教育抓起。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力度，完善农村中小学基础教学设施，增加教师数量且严格把关教师教学能力素养，为培育有文化有素质的农牧民夯实基础；其次，关注农牧民的成人继续教育。结合市场需求，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途径开展针对性强、实用性大、通俗易懂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牧民工资性收入；最后，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农牧民进城就业服务体系，如设立农牧民进城就业服务咨询中心、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等，在保障农牧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7）完善金融市场，释放财产性收入能量。首先，推进农村资本市场建设，拓宽农牧民投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并设计针对当地农牧民投资需求特点的投资理财产品，将农牧民手里暂时的闲钱转化成收入来源[10]；其次，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对农牧民的低息小额贷款业务，提高农牧民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最后，引导农牧民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金融机构、社区通过广播、电视等渠道向农牧民宣传投资理财知识和市场风险教育，逐渐培养农牧民投资理财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 刘 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14）：7597-7598.

[2]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3.

[3] 葛 丽.广东农村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关系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8.

[4] 杨云善.农民工资性收入变动趋势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1（1）：212-213.

[5] 杨灿明，郭慧芳，孙群力.我国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的实证分析――兼论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J].财贸经济，2007（2）：74-78.

[6] 赵晓锋，张永辉，霍学喜.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5）：127-133.

[7] 王美玲.黄南州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之路[J].攀登，2013（5）：97-100.

[8] 张祖荣.论农业保险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J].经济问题，2009（12）：74-76.

[9] 段进朋，王 旭.深化市场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J].华东经济管理，2008（3）：4.

[10] 张乃文.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原因探析[J].农业经济，2010（4）：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