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谢罪文化”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鞠不完的躬，行不完的礼，谢不完的罪，构成日本独特的生活风景，然而，此中的真意，外人多不知晓。

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在日本朋友家的一次聚会。参加聚会的有一位是主人的亲戚，一个开小饭馆的单身汉，不知怎地就喝醉了，还吐了一地，弄得大家很扫兴。聚会结束时，他的酒也醒了，于是开始向大家赔礼道歉，而且没完没了。回家时他正好与我同路，在去地铁站的路上，他再次向我道歉。那时我到日本不久，日语不怎么样，只好按中国人的习惯胡乱地安慰他，没想到，他道歉得更厉害了，最后竟开始骂起自己来，眼泪鼻涕流作一处，唆了半天，还是请我原谅。我只好大声说“哈依”，意思就是OK，可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保持沉默。这下坏了，误会越来越大，只见他脸色惨白，黄豆大的汗珠开始往外冒，那光景简直就像被判了死刑。幸好这时过来一趟救命的列车，我说了一句“沙扬那拉”，就窜上去如获大赦一般。

后来回味这件事，才发现自己有多失礼，试想，一方在诚恳地道歉，一方却拒不接受，那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果是日本人，就决不会干这种事。对日本人来说，道歉是非常重要的；而接受这种道歉，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日本社会就在这种“谢罪――接受”的互动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谢罪文化”。按照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的看法，日本社会像一个大章鱼罐，其中又分为许多小章鱼罐，每一个都构成一个人际关系的“场”，这个场需要保持平衡，各个“场”在“大章鱼罐”的规约下，互相之间保持着平衡，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另一名日本学者认为，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扶助共生感情”，在这个“场”的内部，需要这种感情，因此某成员做错事，场的平衡遭到破坏时，就必须进行谢罪，获得谅解后，平衡就能得到恢复。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日本，交通事故肇事方向受害者道歉后，受害方如果再提出民事赔偿，社会舆论是不会赞同的，因为肇事者的道歉已经让受损害的“场”恢复了平衡；如果肇事者事发后逃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受害者无论怎么索赔也不过分。再比如，同样是做假账，由于谢罪及时，涉案金额高达420亿日元的日兴公司得到饶恕，而涉案金额仅50亿的活力门的公司，由于拒绝认错，公司领导者最后被判两年半徒刑。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的谢罪不同于西方人的忏悔，后者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一种彻底的、无条件的悔过，前者则是表达一种歉意，一种认罪的态度，至于这种罪过究竟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谢过以后是否真的改正，则是另外一回事。于是，日本便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一边是不断曝光的丑闻，一边是不断上演的谢罪，重复不止。不过客观地看，正是这种“谢罪”文化机制，维持着日本“场”的平衡，对日本社会的安定团结，有不可小看的作用。

这种现象无疑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早在1400年前，圣德太子就将《论语》中的“以和为贵”作为治国之本，写进日本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宪法十七条》的第一条，拉开了大化革新的序幕。耐人寻味的是，日本统治者在引进“以和为贵”时，有意“遗忘”了另一句同样重要的箴言――“和而不同”。可见，日本人理解和崇拜的“和”当中，缺少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性的内涵，其最大的范围不超出东瀛列岛。理解地看，这种偷梁换柱的文化选择完全符合日本的国情。日本这个孤悬海外、资源匮乏、自然灾害严重的岛国，必须依靠集团的力量才能生存。悠悠万事，集团为大。这意味着这种“和”仅限于集团内部，出了这个范围就可以不顾不管。日本人的“谢罪”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尽管在国内，日本人每天为大大小小的事情谢罪不止，而一旦涉及日本对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就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拒不认罪，“道歉”成为一种敷衍的工具。比如，当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用“给中国添了麻烦”，轻描淡写地向中国道歉，仿佛这句话就可以将长达14年、几千万中国人生灵涂炭的侵略战争一笔勾消。今年初，安倍晋三在慰安妇问题上翻历史的案，否认当年日本政府与军队强征慰安妇，并且拒绝就此问题作正式的道歉，遭到了美国舆论的强烈抨击，也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迫于这种压力，今年4月底访美时，安倍主动向美国总统和媒体表示“歉意”，此举实在有点离奇，引起媒体一片抨击：从军慰安妇中并没有美国妇女，安倍煞有介事地道歉，而对真正的受害者，他却拒绝谢罪，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内外有别的“谢罪”，正好暴露了日本人骨子里自私、狭隘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