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一年亲历

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创始人袁岳博士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一带一路国家做了全面深入的商业考察。本刊专访袁岳博士，请他用亲历告诉我们一个深层次的“一带一路”。

你不知道的一带一路

TBR：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您对一带一路国家集中进行了考察，去了49个国家，这样的考察经历非常特别。总体而言，您整个考察过程中对一带一路比较深的印象和感受是什么？

袁岳：我们国内有不少人去过一带一路国家旅游，但从商业、创业机会或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考察之后，深切地感到其实我们对一带一路是多么不了解。

这一年多以来，我考察了49个国家，东欧16国中去了15国，中亚的独联体国家去了7个，西欧基本都去了，北欧5国；东南亚国家除了东帝汶、文莱之外都去了，南亚就差阿富汗。我去这些国家，重点考察这些国家的商业机会、商会、企业家、创业者、投资机构、经济发展部门、政府的经济主管部委。考察下来，我总结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层次性。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类国家处于制造业的初级阶段，像吉尔吉斯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自由经济区，稍微拿得出手的企业可能是吹塑企业，也就是塑料瓶制造企业，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就是一个温州家庭作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属于第一类国家，企业的发展水平相对高一些，但最像样的企业也就是从事陶瓷地砖、建筑用金属构件的切割、铜构件生产这样的领域，这类制造业在中国国内基本上已经比较饱和。

第二类国家的经济发展区很像我国九十年代的经济开发区，那个阶段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承接了东南亚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能，尤其是服装、日化这一类产品的制造，这些国家就是如此，形成了比较有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开发区。这类国家有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

第三类国家的技术产业水平较高，像西欧的一些国家，德国、法国、荷兰。但这些国家以传统玩家和大玩家为主，个人创业者的空间很小。这些国家的创业教育很有意思，他们教什么呢？最典型的是教大家怎么开冰淇淋店和巧克力店。德国最大最著名的创业大学叫BiTS（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chool），@学校既不主要搞科研，也不主要研究商业模式，也不教电商，最典型的课程就是怎么开店，这就是德国的创业。

第四类国家有格鲁吉亚、捷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在这些国家，个人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文化创意产业和一部分的电子商务，算是个人最有机会创业的领域。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印尼是我看到的创业最活跃的国家。首先，印尼对互联网创业很有热情，走了一条跟中国很接近的道路，把互联网创业作为产业突破口，互联网创业包括互联网、新媒体、电子商务；第二，印尼的学习标杆特别明确，就是学中国，中国有什么它就要有什么，非常像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学美国的积极性；第三，无论是印尼还是马来西亚，华裔在新经济中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创业团队中基本上80%有华裔。

所以，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和创业，从最传统的生意到互联网创业，有非常不同的层次。

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落差。从政策上大力支持创业这件事情，在绝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是非常不突出的。俄罗斯现在很像中国的九十年代，非常注重招商引资。俄罗斯对创新创业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热情，这个国家认为创业就是小公司，不怎么看在眼里。俄罗斯喜欢招稍微大一点的中国企业、韩国企业、日本企业或者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合作。所以俄罗斯的政策调整和鼓励重点在大企业返税、投资补贴，以支持大企业为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和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都有一个特别项目，专门支持年轻人做一些创新尝试，但只是一个special项目，是点而不是面的，有点像我们过去共青团做的挑战杯，在青年中做一点点鼓励。

总体来说，对新经济的政策设计和推动，跟中国的距离还比较大。

第三，资本的特征。这些国家的投资，我总结叫做“传统投资传统”――资本主要是传统的民间投资，这些“老钱”还有政府资源，主要集中于比较传统的产业和企业形态。VC、天使基金在这些国家比较罕见。一带一路最发达的地方就是欧洲，欧洲的风险资本并不发达。如果把以色列也算入一带一路国家，那以色列有一些风险资本。但是总体来说风险资本很少，这意味着具有创新度和鼓励创新的资本很少。这些国家如果有一些创新创业的项目，得到投资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小。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和创业类型，在一带一路国家有广泛的机会，同时，由于政策的滞后性，可能需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承担比较大的管理风险。

政策障碍和发展机会

TBR：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经历了中国的快速发展，知道政策的重要性。您说到了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滞后性，对于有志于拓展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和创业者，政策滞后性会不会是非常大的障碍？

袁岳：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跟我们不太一样，这些国家的政权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资源，土地不是国家的，工厂不是国家的、公路不是国家的，预算也是小小的，国家政权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用。这些国家虽然是选举制，但是做事的透明度与公平度跟中国有差距。我们到了某国，一说就是总统女儿垄断了该国的所有自行车生意。到另外一个国家，就说我们国家在推电子商务，但是所有的电子商务都是跟总统儿子合作的，而且或多或少，大家觉得好像这种情况理所当然――总统家族可以干这事，你要做事就去跟他合作。所以在中国，政府有层级体系，权力分散，不同的部门负责不同的资源，有不同的权力，而在这些国家是要跟寡头搞好关系，这种东西我们是更不懂的。

另外，中国现在的资源透明度、释放均衡性都比以前有所提高。

TBR：那我们在这些国家岂不是难以有所作为？

袁岳：现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发展中的一带一路国家希望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快速发展没法跟美国学，美国政府不管那么多的经济。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其实不是政府要管的事，政府管安全、社区发展、教育、社会保障，至于发展什么产业，在传统的选举制下，总体而言不是政府的范围。

那跟谁学呢？他们发现中国政府就管经济，管得挺多。

穆迪在印度古加拉特邦（Gujarat）担任邦长的13年间，就来过中国好多次，看中国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搞基础建设、怎么拆房子。所以很多人说，穆迪在古加拉特做的事情和中国一个样子。现在，穆迪在印度推的基础建设、统一税收等等，很像朱F基总理的做法。

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通过决议，要吸引44个中国大公司去投资，因为吉尔吉斯斯坦连起码的制造能力都没有，所以希望把中国过剩产能招商招过去。

我前一阵刚去了俄罗斯。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上，俄罗斯的州长们积极跟中国客商谈项目落地的事。为什么？因为普京总统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加强招商引资，尤其是对中国的招商引资，并把招商引资作为各州的考核指标。所以我和一些中国企业家代表去谈的时候，一些州长、市长都这么说：“这个项目你们什么时候落地？准备投多少？要多少土地？还有什么条件？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要尽快落地！”这种风格是以前的中国才有的。俄罗斯搞选举制后，很长时间州长不管经济，也不管招商。现在他们不仅要管还专门成立了招商局，主管是副州长，职能类似中国主管经济的副市长。

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到，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存在政策方面的机遇。他们意识到，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政府放任不管的模式不太容易整合资源，而政府真的要去管经济，中国的模式是可以效法的。所以他们现在就这么干：区分哪些是重点产业，划出一块地，搞一个开发区，定一些优惠政策，按部就班照中国学。那么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沿着这个思路去发展国家经济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就在于要给他一个idea，或者照着这个方向去推动其政策转变。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在印尼，我们希望从上到下、从总统到商会，对其施加影响。商会主要是传统经济，但这两个国家的商会实际上是华人主导。我们希望把商会企业家手里的“老钱”游说出来变“新钱”，做创投基金，跟我们合作来做创业投资。从操作上，又有点千头万绪。我们要动员老人，老人家有点心动，让孙子辈试试，我们再把年轻人动员起来，但又不在我们自己地盘上，要做好比较费工夫，但做好了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那像德国，有一些东西比我们优秀比我们做得好，我们需要学习，进一步去合作。

所以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国家有上下落差，我们实际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我们的确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大企业和长线投资更有机会

TBR：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一带一路的机会可能不太一样，例如小企业和大企业，着眼点就会不一样。

袁岳：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我们都要做长线的事，不是说今年种了明年就回收。像我们做早期天使投资的人，会比较有长期投资的思路。

对于短期投资的人来说，可能就感觉没啥好做，也就是做做贸易，建厂房还不如运东西卖，反正我们也过剩，像新义欧专列，可以从义乌发车一直运到欧洲。真正要愿意落地做，某种程度上来说，做比较小的生意成本蛮高的，比较利益并不突出。

但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情r。有个中国留学生到吉尔吉斯斯坦大学留学，他想回国也不好找工作，就在那边开了一个工厂，生产本地可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可乐都是进口的，比较贵，而做可乐也不难，就是自己搞个配方，生产甜水，他就找山东商人生产塑料罐卖本地品牌可乐。他的产量不断扩大，卖到周边国家，现在财富已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华人首富水平。

大部分情况下，除非有明确的资源整合需要来提升能力，否则投资效果不会很快。例如对于华为而言，一带一路覆盖面很广泛，做一些基站就把这些国家都给覆盖开发了，多多益善，那么一带一路就是很好的市场。再比如说一些企业需要整合几个关键的技术公司，那技术水平就提升了，就像美的去整合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在欧洲国家，美的家电卖得很好，在很多的家电超市里，除了三星、索尼，就美的最多。像美的这样的公司，就在这个市场里既找到了技术资源又找到了市场资源。

风险资本的生态与机会

TBR：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资本总体上比较少，一方面可能这对中国的资本来说有很多机会，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有很多壁垒、障碍或者其他原因。您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呢？要怎么做？

袁岳：站在VC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上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现成可投资的项目。

第一层面，我们需要做基础的动员和影响工作。想象一下，中国倒回去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生、一般白领也都没有什么创业的概念。20年前，张朝阳、李彦宏这些人创业，他们是在美国受了美国人的影响。所以，对于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来说，中国今天的作用是什么？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人，就像当初影响张朝阳的尼葛洛庞帝，就像曾经刺激李彦宏回国创业的邻居，是外来的刺激者，让很多一带一路国家的人们知道创业是可以尝试的。

第二个层面，对于已经在快速发展、有现实商业机会的国家，比如格鲁吉亚、印尼、马来西亚，包括印度，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跟进。我们准备在印尼筹建一个基金，并做一个创业空间。我们现在跟印尼政府保持着联系，印尼总统佐科来参加G20峰会的时候，跟我们天使汇等进行了面对面沟通，我们希望印尼政府从政策角度有一些刺激作用，能够促进风投基金的合作。我们现在把印尼看作一带一路国家中互联网创业最前沿的国家。但实际上印尼的政府政策还没有真正有太大作为。

第三层面，对一带一路上的发达国家比如说像德国、荷兰和丹麦，我们可以推进创业合作。这些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其文化和教育并不鼓励大家积极创业，其教育主要培养专业人士。所以这些国家的人，他们在某个方面的技术训练非常棒，很多技术创业者的市场意识很弱。而中国有很多年轻人爱折腾爱做生意，但实际上没啥好东西可卖――技术含量低，没有好产品。我认为未来会有一种创业模式，就是有技术含量的专业人士和能折腾有市场意识的创业者合作。所以我们“招标式创业”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帮助不同特点的人寻找合作团队。

中国现在这一波的创新创业，除了热情还要整合更多的海外资源，才能实现我说的四合一――新技术含量、新创意含量、新服务含量、新网络含量的四合一（FOUR IN ONE）。在我们国内，服务和网络含量相对高，技术和创意相对落后，而海外一些留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做的项目，技术和创新含量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张桌子不能光有一条腿，对于我们创业服务者来说，我们要支持创业团队把腿找齐。

TBR：对于一带一路国家，您刚才说了中国可以作为影响者发挥影响力。美国作为一个影响者，从思想到模式各个层面都发挥了引领的作用，那么中国能在哪些层面输出影响力？

袁岳：我们学美国学得很成功，人家再学我们，这样也不错。不要觉得我们没有引领，实际上我们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本身就有很大的改变。比如，阿里巴巴学eBay，但是阿里在中国的模式比eBay灵活性、覆盖度更强。就支付而言，eBay做的主要还是在线支付，但是阿里支付宝把线上线下统合了，这就是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有所超越。

还有一些O2O模式例如饿了么，在美国是不发达的。游戏领域，尤其是手游的发展，中国是超过美国的。

贸易困境

TBR：那么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通讯设施的建设，您认为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会快速发展吗？

袁岳：不会。一方面是每个国家都有外汇保护和贸易保护，例如中亚的蜂蜜和苹果很好，但进不来。一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属于疫区，二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地方类似的产品也很多。中国很多东西也进不去，有些国家进去以后钱拿不出来。

最大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国家整体上其体制各自为阵，腐败度比较高。

现在各国都知道发展电子商务，阿里巴巴马云也跟很多一带一路国家领导人推电子商务。但是电子商务就牵涉到通关问题。

前一阵子我参加亚投行推动中亚地区快速通关的会议。来参加会议的人本质上全部是海关，因为以前类似会议，海关的人参加的不够会议就没用，根本推动不了。从海关角度上来说，现在恐怖主义那么猖獗，有危险品怎么办？我还不得挨个挨个查啊。你说大宗贸易，我没那么多海P人员，我海关人员没那么多预算，我增加预算你们开发行给？说绿色通道，比如说在中国免检能不能到你那免检？他说免检万一中间有问题你负责啊？

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难搞定。

像我们新义欧列车，按照我们现在的火车速度和货物，一天发三趟都没问题，实际上一个月走一趟，这是什么原因呢？各国之间通不过。老大们说，应该要有这么个列车，好吧，那我一个月放你走一趟。那要是一天三趟，中国的货物充斥这些国家，从老百姓的角度，老百姓买所有的东西都便宜了。但是站在另一些人的角度，例如本来进口权都掌握在一些权贵家族手中，要是到处都是便宜的中国货，那原来的利益呢？他们这些权贵，不是说做好了算钱，先给钱才给你做生意。中国还没有冒出先给你一个亿再跟你做生意的人。

如果是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准则，就相当于国际法，这些国家必须遵守。一带一路是中国人的倡议，领导人宣言也不是国际条约，这是说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会改法律和规章。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倡议完了以后，跟不同的国家签具体的协议。对这些国家的不少人来说，协议签完以后，他基本反应是说中国人要送钱来了，拉拢我们这些落后国家，而不是说要展开贸易。所以真正倡导做一件事，像我们海关倡议大通关优化的实践，其实有相当难度。

所以总的来说，需要对一带一路国家有长线考虑和全面考虑，需要对每个国家的国情做很深入的国别了解，因为到这些国家做具体投资涉及到对各种各样社会要素的掌握和了解，才能很好地判断我们的机会和对这些机会利用的可能性。同时需要增加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学习人才，包括对已经在那里工作的大企业人才进行适度的带领和培养，增加和这些国家的大学进行人才交流的次数，建立各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和联合培养计划，目的是让中国的潜在投资者和中国的人才有本地的人脉关系。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除了西欧以外，中国的留学人才还相对比较少，大力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留学学习、人才交流和人才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