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骁勇善战运帷幄

在女儿宋崇实的眼里，父亲宋时轮是个军政全才：他打过淮海战役；他率部队攻进大上海；朝鲜战争中他名垂青史；而父亲在军事科学院任职时管理也是一把好手……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讴歌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记者近距离接触了宋时轮二女儿宋崇实，共同追忆宋时轮将军一生的光辉岁月。

1991年离世的父亲虽已渐行渐远，但那睿智的眼神，那豪饮的气派，那连珠的妙语，却不时在宋崇实心头如潮水般澎湃……

随着宋崇实思绪的起伏，有关开国上将宋时轮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跃然眼前。

曾笑称宋时轮也是一路诸侯

父亲宋时轮在家乡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受到和进步教师的影响，发起“社会问题研究社”的活动，开始阅读各种社书籍，比如《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并且开始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924年春，他和左权等同学一起由湖南醴陵家乡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但是走到汉口，身上盘缠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大家边打工边走，就会延误了到校的日期，大家商量了半天，父亲决定把困难留给自己，提议每个人把剩下的钱集中起来，由专人管理，安排生活，继续上路，他一人回家筹款。要不是这样，我父亲就会像左权他们那样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

一直到他好不容易，几乎近于要饭回到家乡又生病了，所以一直拖到1926年春，他在长沙听到湖南秘密招学员，所以，他再次和好友们一块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所以就成了第五期的学员。

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时候父亲被抓进了广州南石头监狱。关了两年，由于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由狱中的党组织找人做保出狱。但是到了香港以后，阴差阳错地就没接上党组织的关系，他就到上海、武汉、长沙，走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党组织。在当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有的人害怕就脱党去了国外，有的就隐名埋姓做了普通老百姓，有的叛变革命成了叛徒。我父亲经过监狱磨炼，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决心回家乡组建游击队再一次把劳苦大众团结起来，重新向反动派宣战。1929年秋，游击队活跃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江西萍乡一带，好似钢刀，直刺当地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胸膛。曾风趣地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这是宋时轮早期参加革命的情况。

给女儿取名崇实与“三次入党”有关

1927年1月，父亲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出狱以后阴差阳错没有接上党组织关系。1930年初，他率领的游击队和党组织联系上了，编入了红六军，我父亲当时没有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也没有人能证明他这个关系，所以到了苏区江西省莲花县治病时，经过贺碧如介绍才重新入党，这是第二次入党。

1933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反对、排斥的正确领导。同意思想的父亲当时对这个很有意见，就产生了离开江西军区的想法，于是多次申请去红军大学学习，最后获得了批准。所以，1934年初春的时候踏进了红军大学的大门。

父亲进了红军大学一个多月以后，红军大学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父亲负责挑塘泥，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伤愈不久，身体还很虚弱，挑了几担泥后对上泥的同学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些泥。”没想到上泥的同学给下一担装更多更重的泥。我父亲很不高兴地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回到红军大学，负责上泥的同学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劳动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又不是罚苦工”与“是罚苦工”本是两个概念，父亲当然不认错。结果支部又提交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我父亲，父亲非常气愤，说我不能接受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批评。后来红军大学给予我父亲“三个月”的极左的错误处分。但他认为自己的委屈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之日，必须坚决革命到底才能实现理想。所以，它就激励我父亲更加刻苦学习。结果考试成绩优异，最后被提为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这时在红军大学任教员的父亲也被编入了红军干部团。在长征中，父亲仍然背着的处分，忍辱负重，坚定地跟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

1935年9月上旬，父亲避开的第四方面军去追赶中央红军。见到父亲说“宋时轮你来了，好！”。因为和我父亲是老乡，都是湖南人，都认识。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和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找父亲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这时父亲就如实地陈述了自己被的原委。就说：“用人之长是组织上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上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

谈话以后，被排斥在党组织外一年之久的父亲心情格外激动，回到住处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心声：“相信我，还是相信我。”后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父亲再次入党。

恢复党籍后，父亲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是运动和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突出体现。因为这个，我父亲精神面貌更加焕然一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同时也给刚出生不久的我起名就叫宋崇实，意思就是要崇拜实事求是。

父亲善打阻击战主攻上海成为经典之战

父亲戎马一生，参加过无数的战斗。他善于打阻击战，阻击战是一个苦差事，伤亡大，缴获少，没有冲锋陷阵的辉煌战绩和荣耀。在实战中他逐渐培养了部队能打恶仗、硬仗的作风，以至部队中都流传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

父亲能攻善守，能打阻击，也能打进攻战，济南战役、上海战役都是担任主攻，都打得挺出色的。因为上海本身在当时是中国和远东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国际性的大城市。1949年5月，中国人民准备解放上海，守备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有20多万军队，构筑了4000多处的坚固永久工事和3000多的钢筋水泥美式碉堡，埋了两万多的地雷，海上还有30多艘军舰，机场还有120多架飞机，构筑了海陆空立体防卫。所以，解放上海是一场攻坚战。但是中央军委和就说了，绝对不能把上海打烂，必须将上海完整地接过来。它的经济、工业就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以利于今后的建设。所以，就形象地形容，他说要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是高难度的。5月10号九兵团，当时我父亲是九兵团的司令，接到了第三野战军下达的淞沪作战命令，第九、第十兵团采用前行的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切断海上退路，然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敌。父亲率九兵团向浦东进发，先扫清了上海的敌人，歼灭了青浦、松江、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等敌意，向川沙进军，威胁上海守敌的侧翼安全，迫使汤恩伯把第51军从市区调到白龙岗地区。叶飞率第十兵团向敌军重点防御的浦西进军。为了保证浦东、浦西两个方向协调行动，第三野战军命令我父亲加快进度，减轻浦西的压力。

接着，父亲调整了部署，5月16号向敌人发起了猛攻，猛冲猛打，在运动战中歼灭了第51军和第八师。坐镇在阜新岛指挥上海防御作战的就手谕汤恩伯，一定要保证浦东的安全。接着汤恩伯马上就把指挥中心转到浦东了，迅速组织浦东兵团把重心移过来了，狂称“浦东之战是国军胜利的转机”，这时候第九兵团已经重创了第37军，又川沙白龙岗打到高桥以外，用火炮封锁了高桥以南的海面，切断了敌人海上的逃路。汤恩伯着急了，急忙从市区急调第75军增援高桥，不能把海上的路断了，主力就集中在吴淞口岸的两侧。这时候第九兵团豁出去了，就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激烈搏斗，这样以便和第十兵团减压，同时能把敌人的主力消灭在上海城的郊区――浦东。这样把它调动出来打。敌首汤恩伯十分恼怒，说浦东的共产党员真是打疯了，没见过这么猛烈打的。父亲就指挥九兵团英勇作战，结果有力地配合了第十兵团浦西的作战行动，他们就减压了，两只铁钳很快合拢，封锁了吴淞口的入海口的任务完成了。

到了5月23日，上级命令要和上海市区的敌人决战了。这时候上海市区的敌人已经大大减少了。父亲才投入全部的预备队打市区。九兵团从东南西三面与北面的十兵团一起对市区守敌发起了总攻，父亲要求部队作战要打得猛、打得狠，消灭上海守军越迅速，上海就会保存得越好。在激战中，父亲重申了兵团的决定，在市区作战不得用重武器，比如火炮、炸药，都不要用。要用轻武器，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这样我军战士的牺牲就要大了，伤亡就要大一些。但是，就是这样也要千方百计地消灭顽敌，奋勇前进。同时这时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让他们提供敌军的情报，另一方面，上海地下党动员群众护厂、护店、护校。就在打入市区的时候，汤恩伯早早逃离上海了，这时候军心大乱，我军就加强了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多渠道地争取了留下来的京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刘昌义的四万人的起义投诚。

经过了16个昼夜的激战，歼敌15.3万人，上海这个大城市获得了解放。咱们攻克了永久性设防的大城市，又没有对这个大城市造成重大的破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叶帅点名父亲创建军事科学院逐渐成为“学者型”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后，元帅点名父亲到北京来，协助他创建新中国最高军事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建院庆祝大会。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父亲任第一副院长，后来兼任计划指导部部长、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为迅速创建、展开军事学术研究，父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父亲打仗时，以“治军严明”闻名，在军事科学院也以“治学严谨”出名。

1972年，虽然经过，父亲仍然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否定思想的风潮。为捍卫思想，父亲亲自写了《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等论著，大力提倡学习军事思想，提倡认真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其间，父亲逐渐成了“学者型”领导。哪个部门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上报到他那，他都能给以具体的满意的解答。

当时，父亲还十分关注未来战争和发达国家的变化。1979年，经过深思熟虑，军事科学院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并得到批准，在院里增建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经过努力，终于研制出了一个师、团攻防作战模型，就是把计算机应用到这里面，在联机大屏幕上演示成功了，初步建成一个可供500多人观看的作战实验室。很快全军各兵种部兴起了对军事运筹学的学习和研究之风，各军兵种、院校先后开设了军事运筹学课程。军事科学院还协助军区研制了战役作战模型，为缩短我军与西方军事大国现代化上的差距作出了贡献。1994年题字“学习宋时轮同志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父亲为国家的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1980年，父亲又兼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委员会主任，依靠专业人员、专家学者科学论证，依靠集体智慧，高质量地完成这浩繁宏伟的编辑工作，填补了我国军事百科的空白。

这时候父亲已经70多岁了，体弱多病，又有肺气肿，经常累得咳喘不止，甚至晕过去，可以说也不容易，刚住院好一点，就立刻要求出院继续工作。大家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见马克思去了，还是让我多干点事吧。所以父亲在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院长近30年，真正做到了老骥伏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工作狂” 的父亲告诫子女要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一生基本上是在部队度过的，能文能武，像个勇士，不惧任何困难。他为新中国建立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以后，并没有躺在功劳薄上坐享清福、贪图安逸，依然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和国防科研事业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节假日都不休息，真可谓公而忘私的“工作狂”。

他平常对我们要求挺严格的。如果有点时间，就带领着我们全家在门口空地上清除石头，开荒种地、种果树。就是告诉我们要热爱劳动，劳动人民可是伟大的。还不许坐他的车，自己的事自己做，洗衣、做饭、踩缝纫机，都是他要求，我慢慢自己学会的。记得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家里吃饭，吃饱了，剩了一口饭，我就不愿意吃了，我爸就跟我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跟我讲这个道理，就要求我把这个饭吃完了。我就不肯，那时候我比较小，就是不吃，我爸就火了，拍着桌子，“吃了，不能浪费粮食”。最后磨蹭半天，拗不过我父亲，只好吃了。

父亲一贯要求我们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他说，干部子弟没有特权，你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也不要炫耀父母是干什么的，你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但是对于有困难的一些战友、同志，总是非常热情关照的。比如，司机肖焕荣的孩子多，60年代的时候，经济困难，他家庭生活就比较拮据，国家经济困难，他家里生活也困难，我父母就每月拿自己的工资20元资助他，家里有什么吃的就让他带回去一些，因为工作人员和我们家里人都在一起吃饭，开始也不收伙食费，后来工作人员强烈要求下，象征性地收了一点。在我们家的工作人员和父母的感情都非常深厚，所以，我父亲在上海病重、病危的时候，厨师、司机等等工作人员都自费到上海去看我父亲去。

父亲正因为有了这种“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以能够严以律已，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行事准则，所以遇到什么风浪，他的意志都很坚定，他都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不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