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文化视角

【内容摘要】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模式下的国家外交政策存在的显著相异。学术界对文化视角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70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宏观层次上，即对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偏好、文化认同与国家角色概念以及制度文化与组织文化产生影响。

【关 键 词】文化 外交政策 分析

一、文化的定义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贯穿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是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又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最早将“文”、“化”合而为一使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工。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所用的“文化”指的是文治和教化。延至近代，尽管“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所拓展，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涵义。[1]（p152）在西方，“文化”（culture）由拉丁语动词“colo”（培育）转化而来，原本有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之义。古罗马的西塞罗所说的“智慧文化即哲学”就是把人的心智发展类比于动植物的培养。[1]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展。美国学者克罗易勃和克鲁克霍恩在其《文化：概念和定义的考评》（1952）一书中列举了1871-1951年期间出现的164种文化的定义，在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之后，把文化的定义分为六大类型：描述和列举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2]并且勉强给出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源自行为的抽象概念”[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有对文化的经典论述，认为文化是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力的总和[4]。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和语言存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文化就是人化，起源于人类劳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

文化的定义之所以会如此纷繁复杂，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很强的跨学科性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从不同角度给文化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尽管不存在明确的定义，但文化有着科学的内涵和一定的范围界定。王鸣鸣在《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文化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方式构成的，它是文化中最抽象、最稳定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由各种思想观念凝结成的正式制度、条例和风俗习惯，种种文化的变化常常是缓慢的；第三个层次是由各种观念、意识的物化构成的，包括衣着打扮、饮食习惯、文艺作品等，这种文化常常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而发生显著变化。[6]

尽管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个人的思维、价值观念甚至国家的组织建构都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而言，其制定是“决策者对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运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决策者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国家内部决策组织间的博弈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要素的分析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分析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分析模式的兴起，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大理论（grand theory）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的批评和质疑下产生的。[7]尽管沃尔兹声称国际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是不可能预测某一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行为的，而且他本人也质疑建立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是，新现实主义在单一理体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下，通过分析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或权力分配，是能够解释很多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的。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外交政策理论则不把国家看作一个单一行为体，而是对它进行功能性的分解，确定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体的效用偏好，最后通过各行为体的利益计算，从而自上而下地推导出国家的政策行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把国家看作是理体，其外交政策偏好是既定的，国家利益是静态的、客观的。而从文化视角分析外交政策则是对这一分析前提的颠覆，它提供一种动态的、微观的分析视角，从而更好地完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关于分析外交政策的文化模式的发展脉络，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肯·博斯（Ken Booth）和罗素·楚德（Russell Trood）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文化视角研究外交政策分为冷战期间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文化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向其他国家扩展两个阶段。美国学者江忆恩则把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决定论阶段、80年代的把文化作为模糊工具阶段和90年代对组织文化研究的阶段。美国学者麦克·迪席（Michael Desch）在《文化冲突》一文中把外交政策的文化分析模式的发展大概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及战后初期，对轴心国家行为模式的研究。二战中，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管辖下的外国国民性格分析署雇用了本尼迪克等一大批人类学家来研究轴心国的“国民性格”。战后初期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代办乔治·凯南给国务院发回的8000字电报，从历史文化的视角阐述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源，对美国发动对苏冷战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冷战期间，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使得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趋同，文化差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减弱，理性选择和威慑理论成为主要的政策研究理论视角，文化仅被看作一个微小的分析单元。第三个阶段是冷战后，文化分析模式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成为独立的分析变量。1970年，霍尔斯蒂发表了其著名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际角色概念》，提出了“国家角色”概念，至今仍是从文化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的重要工具。

三、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从结构-功能视角，解构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考察文化对组织机制的建构和组织运行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把决策行为体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焦点，考察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国家角色建构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两个维度分析的内容来看，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互交叉。

1.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偏好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的文化观念和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和程序的集合，它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一种思维框架。不同的思维方式可能引发对相同对象的不同结论和对相同情况的不同应对方式。思维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大，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外交决策过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别。二元主义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人的二元主义思想主要源自于美国的基督教背景，基督教的教义强调天使与恶魔、堕落与救赎、神性与反神性等二元对立思想。二元主义思维方式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内政治中，存在与共和党的两党政治、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在外交政策上则体现出浓厚的道德判断色彩，用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标准来评判复杂的国际关系[8]，美国人自己代表着“善”，而世界上既存在过像苏联这样的“邪恶帝国”（evil empire），也有想朝鲜和伊朗这样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中国人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的外交思想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中庸”、“和谐”等。中国古代的儒家“仁政”思想作为中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就在于用道德教化周边民族，道德教化重于武力征服[10]。这种思维模式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作为“和谐世界”战略理念的精神源泉。与思维方式类似，价值偏好也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偏好。比如在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上，美国人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因此为了减少伤亡而在不利的情况下投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而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人们更容易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为了信仰、集体或者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是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

2.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概念

文化认同主要指行为体通过建构同一的特质来找到自己的归属，形成对特定身份的认同感。文化认同在国际关系领域解决的主要是“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问题，即通过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创造出一国与另一国的民众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同感，形成区分己方与异己评判标准。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化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国家角色概念源自霍尔斯蒂1970年发表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家角色概念》。霍尔斯蒂认为，国家角色观念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对适合自己国家身份的总体决定、承诺、原则，以及在连续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者地区体系内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的话）的总体概括。简而言之，国家角色就是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和取向的映像（image）。国家角色概念不仅包括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是发挥建设性作用或是颠覆性作用的问题，还包括一个国家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有多大的发言权的问题。因此，国家角色概念与文化认同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我是谁？”，这是行为体外交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日本自从近代开国以来，一直被自己的身份问题所困扰，面临着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认同的双重问题。日本的认同问题首先来自于文化身份认同：日本究竟是属于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号称“明治三杰”的福泽谕吉1885年在报纸上发表了其著名的《脱亚论》一文，正式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文中写道：“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之东，其国民精神却已脱出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为今日之计，我国不应该由于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转向西方文明之国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日本的“脱亚入欧”实际上就是自认为其文明优越于亚洲邻国，并有责任“改造”领国，使其文明开化，这也是日本在二战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作为其侵略战争的借口的深层原因。“脱亚入欧论”不仅体现了日本在文化身份上的认同倾向，也暗示出日本在国家角色上的自我建构——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文明国家，有义务改造亚洲。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本与美国、西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激化，特别是亚洲邻国经济起飞，使日本重新考虑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对日本、亚洲、欧美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外交政策受日本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建构影响巨大。

3.文化影响行为体的制度文化和组织文化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选择，既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等主观精神因素的限制。文化不但能影响国家内部政治机构的设置，也影响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地位和互动方式。英国最早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后最终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因为在一般英国人的心目中，君主是英国国民性格的象征，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君主的存在赋予了政府以尊严和正统性，并能保证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稳定。而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君主制则象征着专制和残暴，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共和制政体才是自由和民主的可靠保证。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而影响着两国外交决策的走向。“民主和平论”也是强调制度文化对国家对外政策影响的典型代表。“民主和平论”的代表人物福山认为民主国家虽然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有效方法，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

然而，“民主和平论”不能完全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重要区别，不同的组织文化也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造成显著影响。组织文化是用以知道一个团体，如何因应其外在的环境与管理其内部结构的观念结合体，特别是政治组织的组织文化常常受到国家历史文化的影响。法国人具有把“客观”科学知识作为合理决策的决定性组成部分的倾向，因此法国有一种根深蒂固地依靠技术专家治国以及坚持从各个培养精英的学校录用人才的传统，政府决策的制定主要依靠其分析研究机构。而美国建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强调相互制衡，这给国家机关周围的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法试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以至于美国的“院外集团”常常能够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四、结论

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偏好还是行为体的身份定位以及制度、组织文化，甚至行为体内部各个人的价值诉求和行为模式，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文化视角是研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文化因素对外交政策影响的同时，还应该避免“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只有既看到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文化因素，又能综合考虑诸如“权力”、“利益”等其他因素，才能对外交政策有全面而可靠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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