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发展的理论分析

时间:2022-08-21 12:49:13

关于转型发展的理论分析

摘要: 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将关系到中国未来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可以预见,这项举措会如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校扩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一样,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支撑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否完整、合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成功经验如何借鉴,应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如何得到保障,这些问题都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应用人才培养;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人文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5-0118-03

收稿日期:2016-07-20

基金项目:2015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大委托课题“湖南应用技术型高校标准体系研究”(XJK015ZDWT001)。

作者简介:彭道林(1969-),男,湖北天门人,教育学博士,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变(简称转型发展)的工作已经启动,转型发展事关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结构调整,因此,对于转型发展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及在今后实践中的不断反思是必要的。

一、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

支撑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高等教育应该适应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发表了展立新、陈学飞的长篇学术论文《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此文从理性的视角出发,对于高等教育“适应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如果说,......高等教育‘适应论’是一种无奈的历史选择,那么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突破与超越,也同样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1]。此文一经发表,即引发了高等教育学界对于“适应论”热烈的学术争鸣。杨德广认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必然......”[2](P135)并非历史误区,“‘认知理性’对于从理性分工的角度审视教育,寻求真理,建立和健全国内学术市场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属于理性的认识论、思维方式的范畴......不能超越和取代‘两个规律论’和‘适应论’”[2](P148)。王洪才称,“‘理性视角’在解释高等教育本质时并不恰当,从而也无法实现超越‘适应论’的愿望”[3](P148),“‘理性视角’有助于‘适应论’的丰富和完善”[3](P143)。冯向东教授明确“赞同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因为它是受特定年代计划经济和传统理论模式影响的历史产物”[4](P172),并指出,“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意味着探索中国自己新的历史时期的高等教育哲学”[4](P179)。

其实,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对“适应论”早有批判,“适应环境的全部理论在我看来是极端错误的”[5](P1533),“如果社会是坏的……这个制度将以同样坏的目的为目的。这个制度使一个人坏到成为一个坏国家易于驾驭的国民”,“这可能是一个训练的制度,但它不是一个教育制度。这样说似乎更加清楚,教育的目的是改善人,任何制度要想使人变坏的不是教育,而是别的什么东西”[5](P1534)。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适应论”并不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出“适应论”是必然的。杜威说:“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6]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自由教育其目的也还是在使本有自由的人,更好地享有自由、发展自由、创造自由,而这种目的仍然是“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从亚里士多德到杜威,都认为教育没有什么外在的目的,目的均为内在,均在人身上,不存在要去适应其他的东西。

笔者在此无意对“适应论”作进一步的讨论,所想表述的是,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去适应经济的发展,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界是有学术争议的,以此作为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否合理、是否完整,尚需斟酌。

二、转型发展的实践基础分析

提及应用人才培养,很多人都会想到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实践为导向、快捷的职场通道和创意性的教学[7]等显著特征,为德国的工业发展和产业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才培养模式闻名遐迩,也是我国转型发展所借鉴的模式之一。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有几个特点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

1.师资要求。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对于师资一般要求博士毕业,5年实践工作经验,其中在大学之外工作3年以上[8]。如此高标准的师资要求,在我国的“985”、“211”大学也很难完全做到。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很难培养出普遍高水平的人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师资队伍的质量,可能要转型发展的地方本科院校有600多所,基本上都是开办本科专业不到二十年的院校。这些院校在开办本科之初,在形式上大多都是效仿传统大学,因求生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鲜有大学特别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的。十几年下来,师资问题成为了这些本科院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之所以也能够办成高水平的大学,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其根本的支撑。在转向应用型的过程中,师资结构的改善至关重要。若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则很有可能让转型发展陷入既非应用型又非传统型、既非职业教育又非本科教育的尴尬境地。

2.科学研究。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明确指出,“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是以应用为导向和贴近实践的。它并不是去寻求最高真理或认知,而更多地是寻找马上可以得到实施的问题解决方案”①。因为具有雄厚的师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应用科学研究具有很高的水平。它们虽侧重教学,但这种教学是有高水平的应用研究作为支撑的高水平的教学,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在应用科学大学中也如同在综合性大学中一样,是良性互动的。

3.企业与大学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德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企业具有培养应用(或职业)型人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国家或州通过免税和其他优惠政策鼓励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在应用科学大学的“双元制”专业中,企业是人才培养的主体。在我国,人才培养主要是大学的责任,尚无相关法律规定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因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热情度缺失或不高,如今一些高校所探索的校企联合班所收学费远高于普通班的学生,校企联合班成为一种盈利方式或成本由学生承担,而大学生的实习与人才培养的其他校企合作方式也具有不稳定性与随意性。转型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仅靠高校一己之力恐无法承担,我们的大学本就承担了过多的原本不该大学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作为应用人才的需求方,不能仅充当消费者的角色,也应该在培养过程中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此,要加强我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国家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或制度建设,明晰企业的育人责任,使校企合作培育人才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与规模化。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然而,我们不能只注意形式上的东西,需要对其成功的诸多因素做细致的分析。

三、应用人才培养必须与人文素质教育高度融合

人文教育一直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那些非人文学科所支撑的专业上。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文辅相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研究发现,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迅速地适应工作岗位,然而,在后来的工作中,少有特别突出者。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以工科教育为主,缺少人文素质教育。1994年,他提出了“素质教育”,“即在一定范围内将现有的专业教育目标转变为‘素质教育’目标”[9](P31),“实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在科学教育中贯彻人文精神”[9](P35)。1995年9月,教育部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了“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由此拉开了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的序幕。

今年是素质教育开展20周年,又恰恰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启动之年。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也在提醒我们,在转向应用型的同时,不能忽视人文教育。

张应强教授指出,“能不能充分把握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进而将文化素质教育确定为基础性作用的理念,将关系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和本科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10]。

美国的应用人才培养也是非常成功的,职业教育也极为发达。赫钦斯并不反对职业教育,但坚决反对在大学里推行职业教育主义。他认为,“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11](P63)。“因此,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是高等教育恰当的学习内容。”[11](P62)因而,他特别重视人文教育,在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成为名著运动的倡导者。

社会在进步,高等教育自身也需要发展。然而,大学不同于任何其他的社会机构,独立的品格和思想对于大学来说是最珍贵的。大学需要智慧,需要冷静,需要寂寞。大学是社会的守望者而不是适应者。

总的来说,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是受外部驱动的,若能将这种外部驱动的转型发展转化为大学的自我变革,将会是十分有利的。有了自我思考的自我变革才会充满动力和活力。

“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去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2]弗莱克斯纳的这句话将时刻提醒着我们。

参考文献

[1] 展立新,陈学飞.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23.

[2] 杨德广.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吗[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3).

[3] 王洪才.论高等教育“适应论”及其超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4).

[4] 冯向东.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意味着什么[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4).

[5] [美]赫钦斯.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M].任钟印,译.世界教育名著通览[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6]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8.

[7] 周海霞.德国应用科技大学(FH)获博士学位授予权之争议[J].外国教育研究,2014(10):96-108.

[8] 钟秉林,等.行业特色大学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4):7.

[9] 文辅相.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J].教育研究,1994.

[10] 张应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可能效应与主要问题[J].大学教育科学,2014(6):31.

[11] [美]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2] [美]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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