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纪录片《动迁户》的创作过程

关注民生是影视纪实作品的使命，当历史走过这个时期，我们回头重新用审视的目光去品味当时的境况。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2004年8月，因教学需要，我到国内一个城市著名的日本街拍摄一些影视前期示范教学片。这些始建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非常有艺术特色，无论从建筑美学角度，还是从影视美学角度，都有典型的艺术特征，20年前曾有电影、电视剧组把这儿作为素材外景地。10月份该地全面动迁，几十栋日本房要全部拆除，为最后一次记录这些具有审美价值的建筑，我开始由外观外景拍摄，转入建筑内部拍摄其内部结构；这些老房子外部结构有“回”字型、“口”字型结构，内部有“中心放射性”楼梯型，“内部回廊花园”型等形式。当时找到房子已搬走的住户超过60％。动迁单位对未搬走的住户在做着各种说服工作，对扛着摄像机到处拍摄的我，非常敏感，不允许拍摄，我只好甩掉三角架，单机游动与之打游击。

选题的确定和故事性的产生

当时，我身后跟着几位想向我述说不想迁走原因的动迁户，我越解释我不是记者，只是收集资料，他们就越觉得我这个“记者”来头越大，索性我也将计就计，去探究他们的苦衷。

因没有三角架，又有人阻止拍摄，加上心里紧张，进入一幢楼的门房、转入内庭的长镜头显得摇摇晃晃，当我走上中心房舍状楼梯时，房天明进入了摄像机镜头。

他的家在三楼，面对摄像机，他毫无其他人的犹豫和胆怯，像演员进入剧情一样，讲起话来丝丝入扣，有理有据，逻辑性很强，以致该片在北京一家DV吧放映时，有人提出有“导演”的痕迹，不真实。

此时，我是以移动镜头的运动形式拍摄，从一楼向上走到二楼时，一个摇镜头把房天明纳入镜头，其他人都回避，而他直视摄像机，大声说：“我说两句?大哥!”一种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有“戏”，马上把镜头推了上去，给了他一个好的构图(横的铁栏杆与竖的木杆，把他放在三分之一处)。为稳定画面，我抱着摄像机想尽量平稳一些，但始终没有另起画面(开关机)，随着他邀请我到他家看看，我便直上三楼，在他的引导下，进入他只有1323平方米的、混暗的家，因设定的光圈是手动的，所以由室外进入室内，光线变暗，色温也有变化，画面噪点加大，为保持镜头的连贯性，我仍未关机，而是调整光圈。

他的家只有一张床，床上是他患病的母亲，他住吊铺；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外，再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衣物、炊具零散地堆放着，厨房约有1平方米，是在门口搭建的。已经停水停电了，现在用的水是从附近工厂要来的，电是从别处拉来的。

为取得好的拍摄效果，我把房天明引到室外交谈：他因抢劫盗窃1982年被判刑11年，妻子也因此离他而去。他至今没找到工作，仅仅靠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母亲每月800余元退休金生活，面对当地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的房价，靠8万元左右的拆迁补偿款根本买不到房子。看着邻居一家家地搬走，他心急如焚，没有单位，贷不到款，马上就要进入冬季，怎么办?

能搬到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住，这是希望，买不起房子，这是无奈。此时在喜忧参半的心态下，夕阳西下正好分割头部的位置，恰到好处。出于对他的同情，构图时，我把其面向的空间处理的很小，深化了主题。

在此段落中，房天明侃侃而谈，我问他去没去找有关单位，他说：“他们要拆我的房子，他们应来找我”，问他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什么事进的监狱……他毫不掩饰，实话实说，真实可信，且没有一丝的做作和犹豫。以致一些人看了该片后说，这个人太精彩了，纪录片中少有这样的角色。问他“多大年龄”时，他回答三句：“我今年45，属耗子，60年生的”，绝没有以往采访要“抠”素材的忧虑，反倒让我“词穷”。

北方的冬天很冷，已经进入取暖期了，我来了几次想看看房天明找没找到房子，在这儿借宿的朋友说，房天明几乎天天都要去这个城市的城乡结合处看房子，想用这8万元钱买一处能住的房子，可到现在也没找到。

腊月二十八，周围孩子们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加重了“年”的味道，可这次我还是没见到房天明。他的朋友说，房天明去他姐姐家了，看看妈妈能不能回来过年。此时拍摄的画面有电炉子、游戏机币、二锅头酒瓶子、老式烟斗，以及落满灰尘放在窗户把手里的坏灯泡、透过窗户后面的高楼大厦，零乱的家什等，在这里，我觉得房天明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不可能没有缺点，那么，抽烟，喝酒、玩游戏，不会料理生活，或者好吃懒做，这就是活生生的房天明，这样的人也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复杂性本身就包括这样的群体。

这个期间，房天明家周围的人家基本上都搬走了，这个中心楼梯的铁栏杆也被收破烂的人砸掉卖了废铁，连房天明家门前的水缸也丢了，可是为了过年，房天明还是在他家的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福”字，

附近的日本房都被铲平了，只有房天明家的一处被砸的破烂不堪、残缺不全的小独楼在高楼大厦的映衬下，就像街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怯懦地伸手向路人乞讨一样，在北风呼啸和喜庆的鞭炮声中愈发孤寂……

又是一年的夏天，当我又来找房天明时，这个小洋楼不见了，在满是瓦砾的空地上，有人搭起了一个炉灶，做饭的人说，房天明在有关部门的关怀下，在城市的边缘买了一处二手房，可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符码、编码的运用

纪实作品既然是创作，就要有创作者情感的介入，绝对写实的纪录片是不存在的，往往创作者的主观介入会通过符号来参与作品的情感递进，在后来几次找房天明未果的情况下，我试图通过一种符号来体现房天明：野猫的运用是一个成功的探索――在前期拍摄中，我收集了一个小时的野猫素材，在叮叮咣咣的砸楼声中，猫相当警觉，面对注意它的人，它们总是躲藏起来后再窥探你。它们的家未被毁掉之前，可以相安无事地“抻懒腰”；当它们的“家”被拆毁后它们会以依恋但又怯懦的目光去回视曾是“家”的废墟。

这几组猫的镜头，勾画出对无家可归或无处安家的动迁户群体的关注和同情。

二楼平台水泥楼板上的一株山枣树，是另一组画面，能在水泥楼板上靠灰尘积累而形成的“土壤”，经二三十年才长成拇指粗的山枣树是何等的艰难，但在如此条件下，山枣树还是要结果的；到了冬天，山枣树的叶子和山枣被风不知吹到哪里去了，根浅土瘪，不堪一击，编织出无力买房的动迁户群体的孤独无助，但还要生活下去的编码。

还有一组镜头是门楼上水泥裂缝中长出的几株毛毛草，在该片开始和结尾两处呼应使用。随风摇曳、枯黄的毛毛草作前景，背景是正在搬迁的人们，和被夷为平地的瓦砾(结尾)，同机位不同时间(两年)拍摄，真实再现了这些平民百姓的生活境状，这种再现是对民生的关注态度，是画外的编码。

遗憾与不足

历时两年追问式的拍摄，应向观众交代最终房天明去处的结果，但没能如愿。当完成剪辑作为教学片放映时，效果还好，尤其猫、山枣树、水龙头、福字等的运用，被北京业内理论家所认可。

一天，2004级影视专业的一名女同学给我来电话，说在农贸市场见到了房天明，我毫不犹豫地说：“跟上他。”当我打车还未到市场时，她又来电话说“跟丢了。”没拍到房天明的新家和他后来的境况，是我的遗憾。

2004年冬天，我去房天明家拍到了不少动迁户过年、挂灯笼、谈论搬家、砸楼冲突、争吵的素材。尤其是正月十五那天，动迁户们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挂红灯笼的镜头，是最让我自豪的，但磁带未写编号和标记，在2003级学生影视前期课上，误认为是空带给学生练习用，全删掉了，这又是一大无法弥补的遗憾。

片中主人公房天明的镜头素材不足，如果能跟他一起去看房、买房、搬家，就会是另一番意味了。

此类题材的拍摄，因无法与动迁单位沟通，加之自己的身份，一般都会受到一些限制或有一些磨擦。如果能正常拍摄，利用三角架、反光板或其他一些必要的设备，图像质量会大大提高，素材量也会满足剪辑的需要，这些都是初学者在以后的练习，创作中应大加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