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事业贡献管理论文

【摘要】民国时期，面对政府对中医的歧视政策，福建中医药界人士以创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组建中医药社团、救治民众、创立医学图书馆等各种形式来传承与发展中医药学，为扶持和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应尽的贡献。

【关键词】民国福建中医药贡献

民国时期，中医倍受歧视。政府多次通告全国，限制“旧医”，不许其进入公立医院，不许列入教育计划，致使中医事业每况愈下。在这危难之际，中医药界人士为保存、发展中医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福建中医药界同仁也和全国同道一起，为扶持和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应尽的贡献。

反对“废止中医药案”

1914年，袁世凯提出“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主张；则极力提倡“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及旨在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激起海内外中医药界和社会人士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同年3月17日，全国15省市132个中医药团体262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福州市台江地区名中医林趋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请愿团到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保存国医。福州中医公会推派刘通、蔡人奇、陈天尺等代表赴南京参加请愿，建瓯县也派方修甫（在上海学习）和刘春波（在上海行医）为代表，与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代表齐赴南京请愿。与此同时，各地广大人民纷纷通电抗议，福建省福州中医公会同仁高润生和郑孝铭等、东山县中医界、仙游名医温敬修、南平浦城县名医徐泰昌等均及时通电响应抗议。在全国中医药界的坚强抗争和各界人士社会舆论的声援下，国民政府被迫停止执行并撤销原决案。

1930年，“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建议政府设立“中央国医馆”，然而，行政院和卫生部却借口国医馆章程需要审核，拖延不予办理。1930年5月，焦易堂、谭延等7名中央委员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成立国医馆的建议，中央政治会议终于在1930年5月17日批准了设立国医馆的建议［1］。同年10月19日下午3时，中央国医馆发起人在南京八府塘“女子法政讲习所”召开发起人会，到会17人公推焦易堂为临时主席。这一提议获得中常会审议通过，并送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核［2］。1931年政府同意在南京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市设分馆，海外也设有分馆，县设支馆，作为整理中医学术的领导机构。1931年3月17日，中医药界人士于南京召开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焦易堂任馆长，副馆长为陈郁、施今墨二位先生。会议决定每年的3月17日为国医节，一则纪念1930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界一致奋起联合侮御的既往精神；二则纪念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的成立［3］。福建于1935年5月10日在福州成立了中央国医馆福建分馆，刘通、蔡人奇、陈天尺任正副馆长。部分县市也先后成立分馆。

中央国医馆及各分馆只能研究学术，而没有行政权。但是中医药界通过中央国医馆及各分馆团结在一起，整理中医学术，改良中药制作；兴办中医学校，编写教材，并力争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创办中医杂志，宣传中医药，指导民众健康常识；呈请国民政府，从速颁布国医条例。

在众人的努力下，南京立法院于1933年12月15日第43次会议通过《国医条例》十条，规定了可发予证书以执行中医业务的条件，1936年1月22日《国医条例》公布，中医药界同人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国医条例中还规定，中医学校毕业并取得证书者，经审查合格，可执行中医业务，这一条款实际上是认可了中医教育的合法性。然而，当权者反对中医的顽固态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国医条例》中所认可的中医教育的合法地位也仍未被政府教育部所承认。直至1938年，偏安于重庆的政府教育部在中医界人士的督促和直接参与之下，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至此，中医界为将中医学校纳入教育体系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1］。创办中医学校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中医界人士为了救亡图存，培养后继人才，先后创办了许多中医学校。福建省中医界也不例外，相继创办了一批中医学校，其中较知名的有福州中医学社、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仙游县国医专门学校等。

1.福州中医学社

1929年，王德藩召集名中医董幼谦、黄云鹏、王叔明、陈芑洲等，创办“私立福建中医讲习所”。为了筹集办学经费，王德藩不惜变卖华林坊自己的老屋。后讲习所呈请福建省教育厅备案，于1931年2月立案，并奉教育厅令改名为“福州中医学社”。校址最初在北门夹道坊，后搬迁至南后街闽侯中医师公会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又迁至闽侯县厚美乡。

福州中医学社以“昌明国医学术，融会新知，造成医学高尚人才”为宗旨，招收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报名者需经过笔试和口试且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学校学习，学期初为3年，后延至4年，1940年起遵照教育部新颁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规定，将修业期限延长至5年。无论学习期限长短，都安排有1年的实习时间，将学生分派至福州中医学社附设之诊疗所实习，并派教员分别负责指导。学习科目既包括“《内经》、《难经》、《伤寒》、《金匮》、针灸”等中医经典理论，也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组织学、胚胎学、药理学”等新传入中国的西医知识，还有“国文、外国文、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而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等则中西兼修。学习共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理论期，“讲习历代医学，采灌输法”；第二时期为研究期，“研究诊断方略，采解释法”；第三时期为实习期，“实习治疗与手术，采指导法”。

学校教师白天诊病、讲课，晚上编审教纲、教材，备尝艰辛。王德藩担任班主任并教授内科、《伤寒》等，王叔明担任教导主任并教授外国文、疫症，董幼谦担任总务主任并教授热病学、医经，黄云鹏教授病理学、诊断学，陈芑洲教授针灸、体育，萧治安、陈天尺、梁肖程、郑海楼、黄萍湖等福州名中医均为学校教员，早期毕业的学生，如徐幼鸣、叶崇琳、林应芝、葛滋珊等也留校任教。

从1929年8月至1947年7月，福州中医学社共办学十届，培养中医后起之秀共249人。建国后省市各医院和闽侯、福清、连江、罗源、永泰、莆田等县市的许多名老中医，如陈桐雨、陈明藩、林伯锐、陈树榕等，均毕业于福州中医学社，他们在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工作岗位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4］。

2.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

1931年，高润生、萧乾中、林笔邻等在福州南台大庙山创建“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聘请蔡人奇担任校长，还聘林心斋、郑迈庵、姚亦珊等为教师。该校在中央国医馆立案，并在福建省政府、福建省民政厅及福建省国医分馆备案［5］。学校建筑校舍以及购置仪器等费用均由学校董事解囊相助。蔡人奇办校重视经典理论学习，聘请名师讲授《内经》、《难经》、《伤寒论》、温病、本草等，又有所革新；衷中参西，开设生理、解剖课程；注重直观教学，购置解剖学教具，中药课无论是常见药材还是贵重药材，均由授课老师带来实物详为讲解；主张医理文理相通，因中医古籍深奥，古文一门至关重要，蔡人奇聘请前清一举人讲授古文；重视临床实习，在第三至第五学年安排学生在各名医诊所实习，学生毕业前还要在“福州述善社”附设诊所诊病。蔡人奇自己讲授妇科学，编著《妇科讲义》作为教材，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条分缕析［4］。学校管教学生甚严，每学期学生成绩表及在校学生名册，按期呈报中央国医馆，并存案备查。该校学制5年，前后共办3届，毕业者100多人，多为福州医林骨干。1936年，福州中医专校医学研究社还创办了《医铎》杂志，号召中医学者钻研祖国医学，发扬祖国医学精萃，培养中医人才［6］。

3.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1929年，吴瑞甫邀请厦门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如洪鸿儒、陈培锟等，创办厦门中医传习所。1932年，吴瑞甫报请中央国医馆备案，创立厦门国医专门学校，自任校长，先办业余研究班，后又扩充为全日制本科班，大力培养中医后继人才［7］。

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以“研究我国医学，融会新旧学术，养成医药专门人才”为宗旨，招收中学毕业及有同等程度者和曾经行医3年以上者，学习期限为5年，预科1年，本科4年。学习科目也是中西兼学，包括：药物、方剂、医史、病理、诊断、伤寒、温病、杂病、传染病、儿科、妇科、眼科、喉科、耳科、外科、伤科、花柳、针灸、生理解剖、卫生、西医诊断、西学药物［8］。吴瑞甫呕心沥血，备历艰辛，亲自筹集经费，延聘师资，主持教务，并自编讲义《伤寒纲要》、《四时感症》、《中医生理学》、《中医病理学》、《传染杂病学》等16种。当时医校学员数百，遍及省内外各地，还有台湾学生亦远道前来求学。从厦门中医传习所至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先后毕业600余名学生，桃李遍及国内外。1938年5月，日军侵占厦门，该校被迫停办。

4.仙游县国医专门学校

1933年，温敬修邀请热心医学教育人士胡友梅、洪春魁、吴兆相、江谐、郑少斋诸位名医，共同创办仙游县国医专门学校，兼设仙游国医院为学生临床实习基地，并可方便病人就诊。温敬修捐银圆500元，并亲赴海外向华侨募得近二万银圆，集资办起国医专校与国医院，他被推任为国医专门学校校长，兼国医院院长。医校于1933年春季招生上课，第一期录取39名。国医院也于同一时期开始对外医治病人，由医校教师兼任医院诊疗，并指导学生临床实习工作，又聘请刘明庭、郭嘉华等专门负责医院的诊疗工作。

温敬修教授针灸、按摩等科目，所编《药用植物学》于1933年8月印行，后经上海名医秦伯未审阅，更名为《最新实验药物学》，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还有《针灸学》、《按摩学》、《食物疗法》等讲义，未曾出版。学校还聘请胡友梅担任教务长，并教授内科、妇科。胡友梅编写的《内科学》讲义，经修订后由上海世界书局更名《中西对照医药学》，在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多次出版，畅销国内及东南亚。该书以科学方法讲通中西医学理论，内容丰富，系统明晰，受到医药学者好评［9］。当时莆田名医施启谟、江谐、郑少斋、林伯渠、郭嘉华等均为学校教师，自编讲义，悉心教学。解放后，仙游中医界的支柱，如张宗本、施天河、蔡增范、岳金瑛等，都是该校培养出来的。

5.其他中医学校

1934年，张琴、魏显荣于莆田涵江紫璜山创办“莆田国医专门学校”。学校附设“涵江国医医院一所”，作为学生实习的基地。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处境日益艰难，全校教师齐心协力，克服困难，至1940年夏，第二届学生毕业，学校才不得不停办。第一、二届共有毕业生81人［10］。

1935年，建瓯县医士公会创立“建瓯国医传习所”，由该县名中医黄焕琮担任所长，教师亦均为热衷教育事业的建瓯县名医。其中：《内经》由黄焕琮教授，中药学由陈颖谷教授，诊断学由翁翰珍教授，《伤寒论》由徐伯葆教授，内科学由佘耀宗教授，外科学由杨金镜教授，儿科学由金仞溪教授，妇科学由丁美教授，医学史由程才教授，解剖学由方修甫教授。建国后建瓯县医院、乡医疗站、学校卫生所等均有该校的毕业生。

1935年底，在徐泰昌主持下，浦城国医支馆也曾办过一届国医训练班，学员20人，后因经费不足停办。

另外，规模较小的还有1930年2月龙海陈运才设立的“中医经典学习班”，莆田涵江林韬安开办的“神州国医学社”，1943年姚亦珊创办的“福州国医专修学校”等［10］。

【参考文献】

1吴中云，谢扬.焦易堂与中央国医馆［J］.文史精华，2000，(119)：32～38.

2医药评论编辑部.中医馆开发起人会［J］.医药评论，1930，(45)：30.

3程迪仁.三一七商一切［J］.神州国医学报，1935，3(7)：2～5.

4孙坦村，肖诏玮.福州近代中医流派经验荟萃［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9～20，262～263.

5福州中医专校医学研究社.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谨启［J］.医铎，1936，1(3)：封面.

6仓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仓山区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469.

7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3814.

8吴瑞甫.厦门国医专门学校简章［J］.国医旬刊，1934，1(12)：15.

9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1114，1116.

10刘德荣，黄玉良.近代福建的中医教育［J］.中医教育，1995，14(1)：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