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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文学艺术颇有好感的汉灵帝于公元178年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文艺专门学校――鸿都门学,并拔擢进用其中许多才艺出众者,委以重任。这打破了汉朝三百多年来经学取士的传统体制,开了诗赋取士的先河,极大地促进了汉末词赋等艺术门类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鸿都门学;经学;汉灵帝;辞赋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52-01
范晔《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始置鸿都门学生。”袁宏《后汉纪》:“光和元年二月,初置鸿都门生。”“躬秉艺文,圣才雅操”的汉灵帝出于时势发展、搜罗人才以及自身爱好的需要,于公元178年设置了鸿都门学,掀开了汉末文学艺术变革的新篇章,也成为此后魏晋南北朝各种艺术发展繁荣的先导。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替,社会腐败不堪,政治异常黑暗。再加上两次党锢之祸,众多士人或遭迫害或逃逸隐居,朝堂地方官吏匮乏。太学生多依附党人,公然对抗朝廷。别有居心的宦官和心存艺术情结的汉灵帝便将出身低微、无缘出仕的词赋绘画人才纳入了培养对象,以此对抗清议士人充实听命于己的官吏队伍。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以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
“凡党事……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先是京师游士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后汉书・申屠蟠传》),从以上记载中可见东汉后期的浑浊现实。另外汉灵帝本人对那些为经学之士所不齿的“词赋小道”“工书绘画”颇有好感。“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招引,遂至数十人。”(《后汉书・蔡邕传》)刘师培在《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也说:“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而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东汉末年经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土崩瓦解,从士人到平民思想呈现多元化、向自我感情皈依的趋势,士子以通经为业、朝廷取士以通经为先的局面被打破,整个社会在文学及其他艺术领域的兴趣和创造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因此,鸿都门学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那么鸿都门学产生以后对词赋创作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有何影响呢?关于鸿都门学的正面记载材料甚少,我们只能从反对者的批驳言论中略知一二。《后汉书・蔡邕传》中蔡邕上书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术。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召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赐的上书:“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O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后汉书・酷吏・阳球传》阳球上奏曰:“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付托权豪,俯眉承睫,微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像图素者也。”从以上言论中不难看出:一、鸿都门学产生后,包括词赋在内的各种艺术门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汉灵帝等当政者积极倡导,众多出身微贱的文学技艺之士焕发出极大地献艺热情,以致“诸生竞利,作者鼎沸”。二、其时艺术门类齐全前所未有,词赋诗说、雕刻绘画、书法鸟篆等不一而足。且文学创作呈现民间化、通俗化的特征,“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产生于东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具体创作年代及作者不可考,现有学者推测其与鸿都门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三、身怀一技一艺的士人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甚者封官加爵,位居要职。像乐松、江览等技艺表现突出者,朝廷为之画像立赞。汉灵帝敢于打破已存在了三百多年的,以察举制为主体、以经学为主导的官吏选用制度,建立这样一所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皇家学校并敢于起用其中一些为士大夫所不齿的才艺之士,这对当时文学及其他艺术种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在此之前以一技之长而被重用者不乏其人。《汉书・儒林传》: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汉书・王褒传》: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龚德,皆召见待诏。又据《史记・龟策列传》武帝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及至王莽新朝“甚悲哀及能颂策文者除以为郎”(《汉书・王莽传》)。但这些被提拔任用的词赋技能之士较之察举明经而为官者则为数甚少。只有鸿都门学的成立才真正堂而皇之的不计身份、门第、品行而只以词赋技能取用,“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之不次之位。”(《后汉书・蔡邕传》)“后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后汉书・五行志一》)这种情况势必大大激发士人学赋、作赋的热情。且鸿都门学生众多,一时之间影响甚广,《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说:“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也。”因此可以说鸿都门学为隋唐科举诗赋取士开了先河。
鸿都门学主张文学艺术的变革,对汉赋风格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东汉末年以张衡、蔡邕等人为代表的抒情小赋蔚然兴起,逐渐取代了西汉时期铺张扬厉、恣肆的散体大赋,开始了文风的转变。就其语言方面来说,散体大赋散句单行,怪字拗句迭出,而抒情小赋则讲究骈偶,用语平正典雅。那么处于这种转变后期的鸿都门生之赋又如何呢?由于缺少代表作品和直接的文献记载,我们只能从一些间接的材料中加以推测。《后汉书・蔡邕传》说灵帝对鸿都门学生讲述的“方俗闾里小事,甚悦之”,且“待以不次之位”,说其所做辞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再加之诸学生多为清流士大夫看不起的“斗筲小人”,其赋作于抒情小赋之后概已呈现通俗化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O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与刘勰的批评态度不同,范文澜在为之注中则肯定了这种赋风的转变,“按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易风气之关键与!”另外,从建安一些文人的作品中也隐约可看出其对距之不远的文学的影响。如曹植的《鹞雀赋》和《蝙蝠赋》,王粲的《柳赋》和《莺赋》,刘桢的《瓜赋》等,都通俗易读,近于口语。作为鸿都门学的主倡者汉灵帝颇好艺文,且喜民间异俗风尚。《后汉书・皇后纪》曰:“(灵)帝愍(刘)协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赋》、《令仪颂》。”《魏略》上载其“幸太学,自就碑作赋”。《后汉书・五行志》言其“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样一个皇帝,生动有趣的词赋工书鸟篆与枯燥乏味的经学哪一个更能让他去大力提倡呢?也许由于汉灵帝一生荒唐事太多,又汉室王朝在其手中衰微,后人于其文学上的推波助澜之功多所忽视。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少帝刘辩即位,同年九月董卓擅权废之而立献帝刘协,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东汉就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军阀混战时期。关于鸿都门学的结局,没有文献记载,无以查考,但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其存在时间应是非常短暂的。它就像高高飞过天空的鸿雁,只留下数声长鸣;它就像瞬间划过天宇的流星,只留下点点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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