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艺术品投资国际高峰论坛”落幕中外艺术的思想碰撞

“第二届艺术品投资国际高峰论坛”于　2013年1月4日在广州大剧院圆满落幕。论坛的主题为“艺术—中国与世界”，通过“国际标准VS中国趋势”及“美术馆的可能性”两大论题，以嘉宾演讲及圆桌讨论的形式，激发中外艺术专家的思想碰撞。

首位演讲嘉宾余丁表示，2012年中国艺术市场的关键词是“减速”。他认为未来两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仍处于调整期，但未来十年是国际艺术品收藏的黄金十年。第二位主讲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杨小彦先生指出，如今中国艺术市场呈现了数个问题：一是假画不假，真画不真。二是击鼓传花，有抛有接。三是混乱为理性的选择，利从混乱中来。

圆桌讨论环节中，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第一代推手的香港汉雅轩艺术总监张颂仁提出，中国的文化想象应与国际队伍的文化想象合拍，在这种文化想象推出的时候，还要提供新的文化资源。新兴画廊代表的站台中国画廊负责人孙宁则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应该去满足国际对中国的好奇心，而恰恰要让他们理解我们在做什么。《收藏？拍卖》杂志执行主编宋琛认为，媒体作为整个艺术品行业的见证者、观察者，有责任通过论坛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把脉问诊，正本清源，这是媒体的责任也是《收藏？拍卖》杂志的期望。

谈及国际标　准与中国趋势，上海泓盛拍卖董事长赵涌认为，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角色分工以及规范不清楚，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摸索后，才会走上规范的道路。而敏求精舍前主席葛师科在谈及内地拍卖行进军香港之时，也一再强调不要将内地的拍卖规矩带到香港，拍卖行不要既做拍卖又做买家。冯毅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藏家，用行动打破了西方人对于中国不懂艺术的偏见；但他同时指出中国人当前对美学一知半解。

美术馆不断健全是一个国家艺术品市场进入繁盛期的必然现象，因此本次论坛的第二个议题集中讨论中国美术馆发展的可能性。参与本轮讨论的嘉宾包括国内国际，体制内外的不同美术馆执行者。

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高级策划人皮力，介绍了该馆以香港为出发点，配合国际视野，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定位。而意大利文化部特邀代表、意大利艺术史专家詹尼？博尔萨利提出，博物馆的规模必须与其文化内涵相匹配，也与博物馆创办者的选择息息相关。国内知名藏家包铭山，以正在筹办的新疆广汇美术馆为例，谈了自己对于私立美术馆可持续发展的看法。包铭山指出：企业创办的美术馆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资金维持。民营美术馆要做到专业，需要凭借财力和精力使藏品流转和美术馆可持续发展。

意大利MAGI’900博物馆是意大利知名的私人博物馆，其艺术总监Valerio　Ballotta认为，相对于意大利的国立博物馆，他们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突出。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作为中国官方美术馆的代表，认为广东美术馆更多承担的是宣传国家形象功能。而澳门知名藏家萧春源从收藏的角度，肯定了私立美术馆的灵活性，他认为私立美术馆对于收藏家的学习和互动意义深远。楼钢先生则强调了博物馆创立者对于博物馆的影响，创立者对于博物馆的定位决定了博物馆的长远发展之路。

论坛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交流互动，思想交流与碰撞，使嘉宾在论坛结束后仍在探讨中国艺术品市场和国际交流的看法与规划。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未来描绘了蓝图，也为中西文化，尤其是中意文化交流开启了一扇具有现实意义的大门。

赵涌：国际收藏文化融会互通

本报记者　李怀宇

中国收藏痛并成长着

时代周报：你在第一线拍卖的现场，发现2012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降温了吗？

赵涌：当2011年末的时候，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市场有些过热，甚至存在着比较大的泡沫。事实上，在2012年，市场前景并没那么糟糕，调整是存在的，这是非常正常的调整。而这个调整并不是纯粹拍卖行业本身，实际上是基于经济形势下做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调整，当然去掉了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泡沫，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2012年对于中国市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收藏的群体，艺术市场进来的新人或者新的收藏者特别多，他们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市场根基，但是他们还需要学习，还需要积累经验。不管是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黄金市场，还是收藏品市场，都存在一个现象，一旦出现价值的增长的时候，就会吸引热钱进来，而投机分子和热钱一旦进来，就会把价位推高，进行炒作，形成泡沫，然后再出手。中国的收藏品市场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非常敏感的投机分子已经闻到了这一点，所以从2005年开始，逐渐就有资金进入这个市场了。尤其到了2010年、2011年就进入一个高峰期，也出现了很多投资基金、机构，对某些板块进行热捧，那么形成了一定的泡沫。而对经济规律来说，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到一定时候泡沫必然要挤走一些，也有因此而获利的。但是对于资深的投资人来说，持之以恒地长期的投资应该说是完全非常健康的，而且，中国艺术品市场还只是在起步阶段。有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在美国、欧洲、日本，进入任何一间拍卖行或者展览，你会发现大部分资深人士都是白发苍苍的人，而年轻人往往只占一个小数目；但是在中国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资深的收藏家，实际上年龄都还很轻。所以，中国这个市场是相当有前途的，收藏发展的空间也还是相当大的。

时代周报：你认为欧美收藏家走过的路，对中国有没有启示的作用？

赵涌：收藏这个爱好和个人的品位有关，同时也和自己的知识层面有关，所以有很多种因素组成。欧美在几百年来没有断层，它是一个延续的，所以有很多大的家族，包括皇室、美术馆、博物馆，私人美术馆，私人博物馆，都有几代人的收藏，它是在沉淀过程当中慢慢地积累而形成了非常有经验的、有内容的、有底蕴的收藏文化，这方面我们国内是比较缺乏的。我们等于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在四处闯荡，寻找自己的道路，而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投机分子的存在，因为很多炒作的存在，很多人的收藏走上了一些不正规的甚至畸路上去，回过头来就非常的痛心，也吓退了很多收藏者进入这个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点乱象。这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不是说一下子能学得会的，所以，我们还是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跟国外专业的、资深的这些收藏机构比较，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时代周报：现在大家都在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收藏的国际化：中国的收藏家到国际上去收藏，国际的收藏家不断进入中国。这种东西之间交流的趋势如何发展？

赵涌：收藏品、艺术品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收藏品一旦在文化的内涵基础上，有历史沉淀的基础上，它是一个载体，这跟整个宏观的文化是离不开的。我始终认为，中华文化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有很丰厚的文化载体存在，国际上一直很重视这一块，一直有这个交流存在。文化的载体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我们民族的兴旺发达是离不开的。国外的很多收藏家，觉得收藏中华的艺术品、收藏品非常有内涵，而且非常值得去探索和研究。所以，收藏中国艺术品和收藏品在国际上是很热的一个方向。同样，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国外的文化载体也越来越有兴趣，出国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注意到文化有很多东西是互通的，目前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

时代周报：你认为收藏有没有所谓的“国际标准”？

赵涌：我认为没有国际标准。因为收藏是个文化载体，那文化有国际标准吗？因为文化在很多情况下和历史的发展有关系，和民族也有关系，和整个经济也有关系，和政治背景也有关系，和宗教也有关系，它是涉足到很多方面的综合体。所以，我不认为国际上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有一点：审美是会相互有变化的，有渗透的，教育相互也是在渗透的，那么，审美、教育、人的基本道德，有些最基本的元素，是有共通性的。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有些方面大家有共同点可以探讨，但我不认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拍卖市场亦需透明、法治

时代周报：中国的拍卖市场大概有20来年的发展，有没有要向欧美比较成熟的市场学习的东西呢？

赵涌：中国整个拍卖行业应该是上海朵云轩在1992年最早开始拍卖，北京嘉德是1993年，大概正好20年的历史。我始终认为拍卖是个舶来品。因为像欧美一些拍卖公司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有一定的业务规则，我们改革开放以后非常简单地照搬了欧美的规则，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他们这些规则是建立在他们的法律框架和背景上进行的，但是中国本身的法律是不健全的，对于我们艺术品市场的规范和很多方面也是没有经验的。我们有过断层，实际上宋元明清都有很好的收藏气氛，中国有很长久的收藏历史。但是“”后，基本上出现了一个断层，没有一个延续性。所以，这个完全新兴的市场当中，我们拍卖这个舶来品形成了一些中国的特色，而这些中国特色，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这个市场得到蓬勃的发展，全国一下子有几百家拍卖公司，有两三百家收藏拍卖机构，对收藏爱好者建了一个很好的流通渠道。任何的投资也好，收藏也好，如果流通渠道不畅通的话，往往大家收藏的热情会降低，拍卖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是一个流通性的问题。

第二个，是一个公开的价格的问题。以前假如没有拍卖的话，往往只有私下的交易，甚至我们最古老的价格都是在袖口当中打手势来决定的，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交易，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新的收藏群体和新的收藏者，假如没有一个公开的市场，没有公开的价格的话，那么这些收藏人群就会迷茫，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蒙、被骗，这对他们会形成一种更大的伤害和打击。有了拍卖这样一个平台以后，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参照的标准。

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说我们法律的体制是不健全的。欧美就整体来说，法律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如果违法的话，一旦被发现，就会要承担很大的法律责任。而事实上中国这个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执法程度上还是欠缺的，很多都建立在关系、人情、通融的基础上，拍卖公司同样很难避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欧美做拍卖的时候，假如客人付款拖延，这不是拍卖公司的事情，这是律师的事情，简单地请律师写封信开始催款，假如款不到，那就进法院开庭，跟公司本身关系已经不是那么大。但是在中国很少有拍卖公司会走这一步，就是走也走不通，因为就是走通了，执行也是很难。中国没有很多的案例的积累，因为任何法律上的判决需要根据案例和历史，以及法律本身的规定，来得出一个比较公正的审判或决定。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比较新兴的，也没有很多以前的案例来可以遵循。所以，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法律上的基本保障，不管是买家，或者是委托人，或者是拍卖公司，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是目前来说跟国外完全不同的一块。

还有，因为新兴起来的拍卖公司很多，参差不齐，所以也有比较规范的，注意发展培育收藏品市场的，但也有很多是滥竽充数的，甚至出现一些拍卖公司纯粹以收费为盈利目的，根本不管艺术品值不值得收藏，能不能够拍卖，首先以收取图录费，收取佣金，收取各种方面的制作费、摄影费，来圈利。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伤害了一些收藏者，所以目前与国外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时代周报：你认为制度的健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赵涌：要形成一个行业的基本标准和道德的底线，慢慢才能保证这个行业长期和健康的发展。我们注意到任何收藏品，假如这个板块里面赝品泛滥的话，往往对进一步发展是不利的。当收藏品比较纯洁，或者比较值得收藏，大家有信心的时候，它的发展是很快的。这对收藏、拍卖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当大家比较讲品质的时候，那么很多客户也会信赖，也就有利于发展。

包铭山：中国民营美术馆的探索之路

本报记者　李怀宇

西方模式难借鉴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发展趋势？

包铭山：中国第一个民营美术馆的创办人可能是清末状元张謇，创办了南通博物馆。发展到近阶段，走的路子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美术馆、私人博物馆走的路差不多。牛羊吃草，老虎吃肉。艺术品是吃钱的，是逐利的。以前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很多的好东西无论是给西方列强抢走也好，买走也好，青铜器、古玉器大量地运到西方去。中国现在经济强大了，这些东西又回来了。回来以后总是要有一个归宿，因此，中国现在搞那么多的私人美术馆、私人博物馆，但是要搞好其实很难，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去捐呢？像美国大都会博览馆，有很多基金会往里面捐。这可能跟中国的税收政策有关系。在海外，文化、教育在税收上可以抵扣。所以，我们的国情逼得变成可能要成立一部分私人的收藏机构了。其实国家、地方办了很多美术馆，如果没有国家拿钱每年贴给它的话，可能早关门了，它没有办法做下去的原因是没有持续发展的计划。私人机构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毕竟是自己一件一件收过来，就像自己生出来的孩子，爱护的程度不一样，可能这个馆的生命力、持续性会长一点。

时代周报：民营的美术馆未来的发展可能会走什么样的路？有没有一些西方的路可以借鉴？

包铭山：我觉得西方模式的借鉴，在中国可能难度比较大。第一个问题是，西方社会的那些私营美术馆，一般都在一个基金之下，像摩根、洛克菲勒、杜邦，这些家族都没有像东方人的思维要传代。西方人最后都交到了职业经理人手里，职业经理人的特点是出来帮家族赚钱，家族在背后成立基金，这些钱到了基金会以后，一部分拨到支持教育事业，一部分拨到支持文化事业，因为这个企业在做后盾，生产、赚钱的这一帮人并没有自己在做艺术的投资和美术馆。西方有遗产税，成立了基金会可以规避遗产税的问题。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遗产税，也不需要去规避，有很多钱也不一定会拨出来去成立基金。中国成立一个美术馆可能就是这个老板喜欢，然后老板自己在管，他的儿子不喜欢了怎么办？它没有一个长期的模式。

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的美术馆在成立之前，从理论架构上没有做好。就是收着玩玩，东西多了，家里也放不下了，反正自己都是做房地产的，那造房子的时候多建一个美术馆。中国还有一种怪现象是用文化的牌子，行的是房地产之实：在这里圈一个地方，搞个美术馆，然后让政府给150亩地。这样可想而知，美术馆要维持下去，难度就会比较大。所以，中国民营美术馆之路会有比较长的探索之路。

定位为民营美术馆之本

时代周报：你自己的探索，有没有总结出一些可贵的经验？

包铭山：我们是理论先行。就是我们要建个美术馆，理论就把它先框在一个范围里：就搞一个近现代的书画美术馆。这样的话，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走那个弯路。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盲目地买什么东西，资金总是有限的，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建馆的轨道上。我认为一个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一定要走专题。因为再大的财团，财力都是有限的，跟国家不能比。这个集团再多有钱，如果包罗万象，无所不容，每样东西都搞不到顶尖，或者每样东西搞不到很专。所以，我的理论先行就是建馆的时候，定位在20世纪近现代大师的藏品，把它建成近现代美术馆。

首先，古代的东西除了在国家博物馆，在一些老的收藏家手里，在社会上要把它们收藏起来变成一个馆来展示给专家、学者、老百姓，我认为这些东西几乎是收不到的。皇家私藏一路继承下来的东西是不大可能在现在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就定位把古画排除在外了。

其次，我们也把当代画排除在外了。能不能保证收的这些新画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潮流的领军者？如果不能做到盖棺论定的话，那也没有意思。我认为，老画因奇货可居，没有可能有那么多真的老画。当代到底哪几个是大师，我认为：人生苦短。可能我找了半天，结果他们名没出，我都已经不在了。

我认为20世纪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伟大变革的100年。大动荡的时代就会出很多大人物。就画家而言，我们100年里出的大师真是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所以，我就选定了20世纪的十位大画家，作为我们近现代美术馆的基石，就会有不可替代性。我们从1900年到2000年，选了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张大千、石鲁、林风眠、李可染。中西合璧，上下传承的这十个大师，选150-250张画，建成广汇雪莲堂近现代美术馆。

时代周报：你认为通过收藏作品作为民营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一定要有专题、有定位？

包铭山：对。有定位，理论先行，所以干什么事情基本上就不会去走弯路。我认为专题性和专业性的美术馆一定体现在一个“专”上面，可能世界上有很多齐白石的画，但是你能够展示的齐白石是跟别人有所不同。特别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前提之下，西部几乎是文化的沙漠，没什么好的美术作品、美术馆，所以我们就这样定位。

时代周报：广汇雪莲堂近现代美术馆的收藏理念，跟你个人的收藏经验如何区分？

包铭山：我收藏的所有作品，到现在我留在手里的都是在两个平方尺以下的，因为我不能跟我们建馆的宗旨相冲突。我自己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不是个收藏家，对广汇美术馆来讲，我是个供应科长，我采购就行了。但是我个人玩了这么多年，我也收藏，所以我只收两平尺以下的，因为两平尺以上的我捐到馆里去了，就是为了不要重复，不要竞争，为了不要有私心。这样的话，我们馆里要的尺寸都比较大，我就不冲突，避嫌，但是我又要玩，就玩小的。我主要收这100年高档的小画，不等于说我没有古画，我的古画也有相当好的。但是不作为我的专题收藏，我只是碰到一些特别好的、喜欢的，就收下来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中国民营美术馆如何持续发展？

包铭山：其实民营美术馆的持续发展是个大课题。百年的企业也很少，万一这个企业不能维持下去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观念是定了200多张画，今后这个200多张画要不断地淘汰，最好的进来了，不好的弄出去。有一个恒定的数量很重要，不然这个馆就不存在了，那么有进有出，这个水是活的。因为我们有理论先行，我一般是同一题材、同样名头的东西买双份，这在中国的收藏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举动，比如说我曾经在7天里买了潘天寿先生仅存下的两张牛，因为美术馆要持续发展，可能这一张留下了，还有一张牛卖掉的话，这个馆10年开销就够了。两张潘天寿先生画的大水牛，我花了3000多万，现在我一张拿出来就有很多人愿意出一个亿，那么，3000多万去掉以后，还多了6000多万。我要告诉大伙儿，做一个美术馆怎么持续发展，前面的理论先行、框架构造和后面的持续发展的措施必须要结合好，不然肯定搞不下去。理论先行非常重要，有了理论的构思，才会有一个好的框架，才会有一个框架下面来维持操作的方法。

张颂仁：收藏与文化想象有关系

本报记者　李怀宇

从国际反观中国当代艺术

时代周报：在国际上的策展与收藏上，你为什么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比较关注？

张颂仁：我可以说是一个搭顺风车的收藏者，因为我主要是在做策展。当然也开画廊、也在策展理论和实践做一些研究。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而因为推动新艺术家让我在某一个程度上收藏了些东西。中国历代的艺术都有人在收藏，而何种艺术何时流行，是看政治、文化时局而定的。当代艺术这一块，一直都比较模糊，因为要判断：当前这个作品会不会成为美术史里的代表作品，有没有传承下去的价值？这个判断很难把握。在判断当代的价值，往往国外人从外头往里看的角度会比较准确，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不但在中国，美国也是这样。往往一个时代潮流的重要性在框子外面看会比较清楚，因为现代艺术早已经是一个国际范畴的文化潮流，而当代艺术更把这种国际潮流落实到每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对全盘的观察在局里面反而看不清楚，从局外从国际往里头看反而发现：原来你们做这个事情对我们在外面很有影响、有贡献、有挑战。因此对作品的重要性往往比局内的人会感受更深。所以，很多先锋的作品是国外的人更愿意投资，他们觉得太便宜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首先被西方肯定，再回流中国，这在国际上也有前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极限主义的最重要藏家是意大利的潘萨伯爵，90年代由古根汗姆美术馆出大价钱买回美国。

另外，这也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换有关系。到80年代为止，中国艺术界的创作角度指向的是国内的文化圈，可是在1989年以后就进入一个国际艺术平台上。这个平台包括国际展览体系、策展方向、国际观众，比方说威尼斯双年展。一进入这种国际的平台，面对着国际观众，创作的指向和思考的主题，一下子就必须要调整过来。艺术家为了对国外的艺术界生效，也是在这个形势底下慢慢地形成了更有针对性的创作。

时代周报：国际的收藏家到中国来收藏，对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关注点会落在何处？

张颂仁：一般人会对某外国的现当代艺术感兴趣，主要都是因为对这个地方的文化、政治、经济、当前形势有兴趣。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跟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位置是缠绕在一起的。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的收藏家到欧美的拍卖市场去参与竞拍，买了很多外国的艺术品到中国来，你认为这种趋势会如何发展？

张颂仁：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你看，我们都穿洋服、住洋楼，而最高级的西洋表现就是文化产品，这反映在名牌奢侈品上。既然生活形态在追求西方，当然很容易以西方最高的追求为最终的追求。以商业投资来说，由于西方已经把艺术投资市场做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达到某种指标的作品成了可靠的、有转换价值的证券，方便大家进入投资的游戏。在文化形象来说，这跟现在所有中国太太买LV包、名牌包是同样的心态，就是仰慕一个大家觉得是目前最高指标的文化产品。虽然，对全球贸易的世界来说，互相买卖对方的好东西是一个普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西方人买中国东西跟中国人买西方东西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因为我们还是拿西方作为代表“现代”的基本指标。当然，这慢慢会改变，中国的现代艺术和国人对自己的现代定位慢慢会变得更完整、更有体系，更能影响国际的方向。目前来说，指标性的文化创作还是西方在领先。

中国未来的艺术品市场

时代周报：以你在欧美和香港的经验来看中国内地，未来的艺术品市场可能发展的方向会怎么样？

张颂仁：文化收藏是跟一个地方的文化想象有关系。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正努力在重新反思和创造我们的文明指标。同时，西方人收藏我们的东西也是看到我们的特征，看到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些元素值得大家仰慕，大家觉得是好东西。另一方面，人家买我们的东西，也有投资心态，他们觉得你们经济这么大，艺术品价钱这么低，肯定是个好投资。所以，一方面是收藏，一方面是投资。

以收藏来说，除了大家觉得某地的艺术作品值得仰慕、值得追求以外，也有作为“人类学”心态的收藏，注目于代表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文明指标，收藏人类学的样品。现在西方的大美术馆这种心态还是蛮重的，往往抱着原来老帝国的心态在收藏各地的东西，这跟以前收藏国际古董是接近的。所以，我觉得中国艺术界要努力成为大家仰慕的指标，而不单单成为一个样品的指标。

时代周报：欧美拍卖行的丰富经验，能否推动中国市场的成熟？

张颂仁：现在成功的几个大拍卖公司都是英国的拍卖公司，他们有几百年的文物买卖历史，这个我们一定要借鉴。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保护我们的品牌，我觉得中国现阶段上各种行业都很容易被国际上已经有经验的品牌给挤压，所以，某种程度的保护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尽量让自己好的品牌、好的公司站稳脚步，让他们达到一个相对的信誉度，然后才把本土的市场开放。关键是西方的这些老招牌拍卖行已经做了几百年，他们的信誉很高，关系网非常深；他们的关系网进入到重要的美术馆体系中；而中国的拍卖行要在西方建立关系是很难的。我觉得要先让本土的公司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窗口，让他们可以建立一套体系。当然适当的竞争是很重要的，因为会迫使大家进步，迫使大家把一些不受保护的不规范的做法纠正。所以，保护只能是一种培植的过程。

现在中国的拍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建立信誉。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恶意的攻击都是在信誉上抓我们的软肋。比方说毒牛奶，为什么不去打压那些不法商号，反而放松对标准的要求呢？在中国有商誉的公司，其实有非常好的前途。为了商誉，就不能只看短期的利益；拍卖不好就不好，拍卖得好就好，不能作假，慢慢地大家就觉得这公司做的事情比较公道。要是信心崩溃的话，以后就很难延续下去。我们到食品公司要相信这罐油不是地沟油，是真正提炼出来的油。艺术也是一样的，首先要真假没问题，另外要知道它建立的价格指标是真正有市场承受的。

时代周报：你认为目前的艺术界，在中国与国际之间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彼此都比较认可的评价标准？

张颂仁：其实现在都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指标。除非我们能够提出一套标准大家都觉得能够接受、都觉得可以信任。艺术作为商品的这个循环圈里，商业运作的指标是市场价值，另一个指标就是美术史的定位。鉴赏的评核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尤其对当代艺术。传统书画，在明清时代就开始谈笔墨趣味，但对现代艺术、现代水墨，笔墨趣味就不能成为唯一的指标，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用，能用的也是要在某一种情景下，所以当代艺术谈到鉴赏是特别难的。

Valerio　Ballotta：收藏家要对文化有深深的了解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向意大利推介中国艺术

时代周报：第二届艺术品投资国际高峰论坛由意大利文化部、香港新华环球艺术汇和意大利MAGI’　900博物馆协办。作为意大利MAGI’　900博物馆的运营总监，你与中国的艺术家有没有深入的交流？

Valerio　Ballotta：过去的一年我两次来到中国，与中国的艺术家有过接触，也参观过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同时我们中国的合作伙伴香港新华环球艺术汇也不断地向我们提供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资讯。这一次来广州，我们还专门参观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美展的油画和版画大展，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我们也参观了广州一些雕塑家的工作室和漆画家的工作室。事实上我们很乐意跟中国艺术家交流。这次论坛，增加了艺术交流活动，把我们这些欧式博物馆的艺术品向中国的艺术家和人民介绍，同时我们也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向中国的艺术家学习。

时代周报：你是否关注中国近年来艺术品投资和收藏市场火热的状况？

Valerio　Ballotta：我觉得中国的市场，这几年对外国艺术品的认识逐步提高，中国人对这方面的投资收藏也越来越感兴趣。过去两年，中国的收藏家、收藏机构在欧洲的活动非常频繁，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比利时这些传统的欧洲国家。我们也关注到中国的买家在欧洲采购中国的古董，同时也采购欧洲的传统艺术品。所以，我们认为，在今后几年之内中国在海外购买艺术品的行为会越来越频繁。

时代周报：意大利的收藏家对中国的艺术品有多大的兴趣呢？

Valerio　Ballotta：国外的人对中国的艺术品也是很感兴趣的。意大利的收藏家对收藏中国艺术品有传统，包括中国的古董和有关中国当代的艺术作品。在意大利，有很多中国的艺术家去学习，也有在意大利发展的，他们对推广中国的文化艺术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意大利对中国艺术品并不陌生。但是，中国的艺术家要到国外发展，需要有一个渠道，目前这个渠道并没有很好地完善，中国的艺术家要进入意大利收藏家的视野中还比较困难。我们这两年都在关注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与香港新华环球艺术汇合作，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稳定的渠道，把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品更好地向意大利的收藏家们做推介。

专业、信誉最重要

时代周报：就你所见，欧洲的收藏家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Valerio　Ballotta：就我个人所知，欧洲的收藏家对收藏中国的艺术品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有着很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最近的20年来，中国现当代艺术也迅速发展了起来。我个人也很感兴趣，包括我们的博物馆也有收藏中国的艺术作品。2012年9月份，环球艺术汇的楼钢教授到意大利来，我们也专门介绍了很多对中国艺术品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一些皇室、教廷及贵族的收藏家们。这些收藏家都对收藏中国有特色的艺术品表示出浓烈的兴趣。我们也在探讨并策划在2013年及以后，是否定期在意大利举办中国艺术周活动。我们博物馆的创办人朱利奥先生正在MAGI’　900博物馆扩建一座有8000平方米展览面积的展馆，就是专门针对中国艺术家而设计的。此外，在欧洲许多国家的美术学院里面就有很多研究中国艺术并系统性地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学者。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中国收藏家在欧洲的艺术品市场上拍卖西方艺术作品。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Valerio　Ballotta：我觉得中国的收藏家和欧洲的收藏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收藏艺术品有着不同的目的，一个是欣赏，另外一个是回报。有的收藏家是以商业目的为主。而像我的老板，也就是MAGI’ 900博物馆的创办人朱利奥先生，他收藏艺术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给观众欣赏，第二个是要为民族保存艺术精华。我希望更多的收藏家把在欧洲收藏到的东西带回中国，让中国人去欣赏。我觉得收藏家要去国外收藏的话，一定要对那个国家的文化有着深深的了解。我是因为了解很多意大利的艺术，才喜欢这份工作的。应该说，中国收藏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抱着欣赏西方文化的目的，因为看惯了中国的水墨画，就想走出国门看一下西方的雕塑、油画。如果天天看同一个美女，都会觉得累，再看点清新的东西，感觉会有所不同。另外一个目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欧洲的经济比较差，艺术品也是处于低谷的价格，现在出手去买的话，有眼光的人会买到真的好东西，再过几年，回报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外国的艺术品在外面接受的程度比中国的艺术品要大很多。所以，有眼光的人，会走出去买国际化的东西。

时代周报：欧洲的收藏拍卖市场发展得比较早，而中国的市场在近20年才蓬勃发展。欧洲的拍卖市场中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Valerio　Ballotta：艺术品的拍卖，很重要的是流通的问题。中国在近10年，政策方面完善了很多。在欧美，因为国家法律的原因，流通就比较方便。意大利的很多艺术品是可以到国外市场去拍卖的，而且在出口税方面都比较优惠。主要还是渠道问题，中国的渠道比较差了，有些作品不能流通，不能交易。比方说这次我们的艺术品要进入中国，就遇到很多的阻碍，主要是中国的政策方面的限制。而在欧洲，各个国家都有很多很好的政策，鼓励人们去收藏艺术品，那些好的政策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去那里买东西，但是由于中国限制流通的政策，中国人在海外买到好东西，买了也不方便，因为拿不回去。但是最近5年，中国改变了很多，对这个市场也是很好的推动。

时代周报：近年中国的民营美术馆发展比较快，你对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建设有什么建议？

Valerio　Ballotta：我们博物馆的创办人朱利奥先生对中国非常关心，也知道中国近年来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他也知道中国民营博物馆的发展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专业化的程度不足。由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从成功的企业家转变为成功的博物馆经营者，他非常希望能够把他的经验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企业家能够为保存民族的文化精华，为回报社会而做出一些努力。这次我们参与“艺术—中国与世界”这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经验向中国的民营博物馆介绍。我个人认为，重要的有几条，第一是要有一位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也非常专业的创办者来主持这个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第二，一定要有非常专业的运营团队来执行，因为民营博物馆没有国家的支持，是要靠自身的运作来维持并发展的，所以要有非常专业的运营团队；第三点，就是一定要保持你的信誉，在这个行业里面，信誉是最重要的，比资本还重要。有了信誉，就会有资本进入，而没有了信誉，一切都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