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后在上海的活动

2019-08-20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 要]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到他返回长沙之前,除了去拜访过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和看望过正在上海学习的新民学会会员杨润余之外,还参加了为期5天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并在会后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

;中共一大后;上海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9-0012-03

众所周知,出席了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搜查而被迫中断之后,和多数代表一起转移到浙江嘉兴,参加了在南湖游船上举行的最后一天的会议。据《年谱》记述,在南湖会议之后,于“8月上旬,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8月中旬,回到长沙”,[1]却并未记述会后是否曾在上海逗留。其他国内有影响的传记,例如《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伟人之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青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对此也均未有提及。然经笔者考证,在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不但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日子,而且还参加了一项重要活动,即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会议。

一、中共一大后在上海还逗留了7天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在南湖会后第二天游历了杭州,第三天返回上海。据和一起参加了南湖会议的刘仁静的回忆:“‘一大’后,我同高尚德(即高君宇――笔者注)一起游西湖时,曾碰到过,他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把雨伞。”[2]另外,萧子升(萧瑜)在《我与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也记述了他和在南湖会议的第二天一起从嘉兴乘火车去杭州游览西湖,第三天返回上海的经历。[3]

那么,从杭州回到上海是哪一天,后来离开上海又是哪一天呢?由于是在南湖会议后的第三天返回上海的,所以我们只要确定了南湖会议的日子,也就能推算出他回到上海的日期。关于南湖会议的召开日期,尽管目前还有多种说法,但是根据《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刊登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专家王相箴的考证文章,基本可以确定是在1921年8月2日。①由此,我们可以推定游历杭州的日期是8月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的时间是8月4日。

关于的离沪时间,据笔者考证,应该是在8月11日。理由如下:

(一)据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1921年8月11日的日记:“(长沙文化书社)来,小谈即去。据云来已月余,客博文女学,病多日矣。”[4]说明8月11日还在上海。

(二)8月16日的长沙《大公报》登载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第一部分。②据时任湖南自修大学事务主任的易礼容后来回忆说:“《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和《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两个文件都是执笔写的。”[5]按照当时的条件,这篇大纲不可能是在上海或是路上就传给了报社,只能是在回到长沙之后送到报社的。由此推论,最迟在8月15日已经回到了长沙。

(三)据青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的女儿周彦瑜、女婿吴美潮合著的《与周世钊》一书记载:“1921年8月,周世钊在南京鼓楼附近住,……有一天,忽然来到周世钊住处。当时,周世钊等都不知道,是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到上海的,会议已毕,乘车到了南京,将从南京乘船回长沙。周世钊等在惊异之后,问到南京的目的。说:‘听说你们到了南京,特来看看。我认为你们到大学读书,同时还可做点革命工作,我打算在南京设一个长沙文化书社的分社,请你们担负这个分社的责任。我回长沙后,即将可以出售的书和必需的经费设法寄来。’谈完这些话后,即匆匆往下关赶上水轮回长沙去了。”[6]这一史料说明,返回长沙的旅程,从上海到南京的这一段乘的是火车,从南京到长沙这一段乘的是轮船。

(四)据民国时期张心澄著《中国现代交通史》一书记载,当时长江航运的“沪汉线由上海至汉口,……全线长约六百,上航四日,下航三日”。[7]加上汉湘线(汉口至长沙)还须一日,从上海到长沙就需要5天时间。不过,由于从上海到南京这一段先乘了火车,有可能比全程乘轮船要缩短1天时间。也就是说,从上海回到长沙至少需要4天时间。据此推论,只能是在8月11日从上海动身,于8月15日回到长沙的。

由此可说,在中共一大之后的8月4日到8月11日,在上海逗留了约7天时间。

二、在上海曾参加过一个会议

在上海逗留的这7天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8月11日这天去泰东图书局拜访过赵南公。另外,他还到闸北去看望过在上海女青年会学习法文的新民学会会员杨润余。据杨润余后来回忆:“在1921年夏,上海有半官费留学法国的机会,经过考试,我参加了进去。而最幸运的是,同志当时已来上海,在七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从赵鸿钧老师处,得知我住在闸北虹江路四达里我哥哥的家中,便来看我并为我送行,他告诉我新民学会在这一段时期的情况。”[8]这个回忆虽然没有说具体日期,但她明确说是“七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由此可确定这是在南湖会议之后回到上海的某一天。以上每桩事情最多也就只须几个小时。

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1969年曾回忆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同年8、9月份,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各级(各地)代表会议。”[9]在1978年他再次忆及此事说:“1921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和我都参加了。”[10]从罗章龙回忆中的时间表述来看,这个会议有8月或9月两种可能。不过,由于罗章龙说这个会议“和我都参加了”,经查,在各种有关生平的著作中,都没有他在这年9月第二次到过上海的记述。由此,就可以排除掉9月的可能性,而将这个会议时间确定为8月份。既然参加过这个会议,而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又是8月4日至11日,说明这个会议就是在这个期间召开的。也就是说,在中共一大结束后的8月4日至11日的这段时间里,和罗章龙等一起参加过一次由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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