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为什么生气

时间:2022-08-20 08:54:11

公元968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正高兴地审阅新科进士名单,突然皱起了眉头,于是有了他和宰相赵普的一段对话。

赵匡胤:名单上名列第六的陶邴,是翰林学士(相当于办公厅主任)陶的儿子吧?

赵普:是的。这孩子学习很刻苦,是个大才子。

赵匡胤:这次考试主考官是陶吧?

赵普:是。

赵匡胤:儿子参加考试,老子为什么不回避?

赵普:老陶自己也要求回避了,但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他。这父子俩都是规矩人,小陶凭实力就能上,所以我们就没有深究。

赵匡胤(拍了一下桌子):不长脑子!你们要动摇国本吗?

没等赵普想明白领导为什么发火,赵匡胤就下令立即拟旨。这是一道载入史册的圣旨:今后,对于上了预录取名单的官宦子弟,由礼部牵头,外加一次严格的复试,不通过不录取。

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对官宦子弟严格设限,贯穿了整个宋代,有时甚至不近人情。

1038年殿试,6个高干子弟榜上有名。宋仁宗认为这很丢人,连夜通知这几家家长:赶紧做孩子们的工作,给寻常人家让让道。朝廷每回圈定殿试名次时,都尽量把高干子弟往后排,以至形成了礼让平民子弟的良好风尚。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好,不该与平民争利,于是主动放弃了殿试。

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语:“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明社会普遍承认科举的“公道”。据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考证,公元1256年总共录取进士601名,其中平民子弟达417人,占压倒多数。

宋代的这种做法对后世启发很大。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会试结束后,康熙皇帝忧心忡忡地对内阁说:我认真研究了录取名单,发现干部子弟居多,这样老百姓能服气吗?于是完善了相关制度,如为抑制“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峻进身之路”,分设“官生卷”“民生卷”,官宦子弟只能考“官生卷”,试题较深,实际上提高了平民子弟的录取比例。

晚清吏治腐败至极,买官卖官、突击提拔、优汰劣胜之类屡见不鲜,只有科举这个入口处比较干净,不但制度严密,统治者也较真,其公平性基本不受质疑,“萝卜招聘”等情况难得一见。据统计,清朝科举录取的平民子弟,向上五代均无功名的占13.33%,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与官宦子弟的录取率大致持平。这样的社会流动速率,甚至同20世纪的美国相当!

人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特征,统治者单单在科举取士上,小心维护制度、刻意显示公平,这是为什么?

首先,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门阀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本质上都是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干部队伍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李约瑟先生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取士也因此成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板。

但是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由于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而进士录取率仅10%左右,竞争之激烈,远非今天的国民教育考试可比,因此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但老百姓无权无势,只能干瞪眼。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干部队伍必然泥沙俱下,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治理?看来赵普的大局观确有欠缺。

第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使社会达到动态稳定。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

清朝入关之初,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等到科举一开,读书人一窝蜂涌向科场独木桥,局势迅速稳定。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每次科考都不乏爷爷、太爷爷辈考生。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老人家如此,何况年轻人!

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多年间,共产生进士10万人,举人、秀才百万计。可以想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时间之长,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汉代,并且,始终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这与其高明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龙椅能坐这么久吗?赵匡胤对赵普发火,原因在此。

第三,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对“公平”问题历来敏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强调:面包会有的,只要你努力!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信得过,有考分就有希望,考不取也不怨政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豪迈的励志谣,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

假设,科举取士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宦显贵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无论多出色,永远是“黔首”“屁民”,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一日也不得安宁!1905年9月,光绪宣布废掉科举,严复惊呼大事不好,因为除了科举,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

(摘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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