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发展:社区发展的新路径

摘要：

以地区优势为依托的“先导式发展”路径割裂了发展理论与社区自身的禀赋，难以适用于脆弱织的贫困落后地区。着眼于社区脆弱性的反脆弱发展，以是否减少社区脆弱性为标准，从降低社区敏感性、暴露度和提升社区风险抵御力的维度出发，遵循“补短助强”的短板效应逻辑，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多元主体互动和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实现社区脆弱性的消减和社区的内生性发展，为探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

脆弱性；反脆弱发展；社区发展；短板效应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1-0019-06

以社区为单位开展人类社会进步项目是联合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倡导的社会发展理念。经过多年的发展，社区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①。理论模式上的社区发展可分为社区发展的存在模式和社区发展的功能模式两种类型，前者主要关注社区的存在状态，后者强调如何促使社区发展[1]。在操作层面上，社区发展研究涵盖了包括社区体制建设、社区公共产品均衡性供给以及自组织理论下社区自治等多个角度的探索。然而，倾向于外在力量干预的“先导式发展”②理念更多地从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展开讨论，并力图通过某些外在力量的嵌入如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实现社区发展。然而，一些社区的发展往往效率十分低下，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虽然研究者们将目光转向了社区间的禀赋差异，并发展出脆弱性的研究范式，但如何立足于社区系统内部，从社区脆弱性消减的角度出发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仍然缺乏深入探讨。因此，社区发展领域开始出现“反脆弱发展”的理念，其反观先导式发展理念割裂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取向，从反击脆弱性角度探究社区发展困境与突围可能，为如何有针对性地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路径[2]。

一、反脆弱发展的起源与特征

在“传统―现代”二分法的社会发展观念中，政府主导的社区发展习惯于将发展困境转化为经济―技术问题，从而将“改善自然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产业发展”等项目作为社区发展的主要内容[3]。但社区脆弱性的存在特别是连片贫困地区多重脆弱性叠加的困境，往往使这样的发展模式难以实现质的跨越。因此，如何从反击脆弱性的角度出发，寻求创新社区及社会发展理念另辟蹊径的可能，进而弥合当前社区发展存在模式与功能模式间的罅隙，成为社区发展研究的新动向。

（一）脆弱性：反脆弱发展的实践起源

脆弱性（Vulnerability）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反脆弱发展理念的直接动因。这一源于灾害学研究的概念过去主要集中在地质学领域，多用于灾害风险的分析，强调由于灾害等不利影响对系统造成损害的程度和概率，以及系统对不利影响的承受能力[4]。脆弱性包括暴露度（Exposure）、敏感性（Sensitivity）和恢复力（Resilience）三个维度[5]，与“致灾因子”（Triggering Agent）共同作用导致灾害的发生。其中暴露度指接近或暴露于致灾因子的程度；敏感性指系统和系统内部要素对灾难的感知程度，受系统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力量的约束；恢复力是对致灾因子的反应能力以及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6]。从灾害发生的过程看，通常致灾因子直接诱发了灾害，其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人为因素。同时，暴露度和敏感性同恢复力成反比关系，当暴露度和敏感性增高而恢复力下降时，系统脆弱性增强。因而，脆弱性又被界定为地区在面临风险时呈现的高暴露度、高敏感性和低恢复力的系统特性[7]。

由于脆弱性与致灾因子相互融合，控制致灾因子的诱发率和消减系统脆弱性成为降低灾害影响的行动路径。然而在灾害控制的视域内，致灾因子往往难以预测和控制，于是灾害学研究转向了系统脆弱性的控制。当然，最初的脆弱性控制仍是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取向，后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对环境问题带来的“脆弱性源自于人类自身”的反思，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灾害的社会基础[8]。换言之，脆弱性研究开始由自然脆弱性向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扩展，从风险分布等层面去发掘人类社区或社会遭受灾害的结构性因素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有效尝试。在社会脆弱性的研究者们那里，脆弱性既指灾害发生前的既存状态，也包括对灾后社会生活的冲击程度[9]，如某些地区总是灾害易发区，且遭遇灾害后恢复缓慢。不同的是，对灾害关注的转向，赋予了灾害社会脆弱性的实质。基于此，社会脆弱性是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而灾害的发生只是致灾因子对脆弱性对象的打击程度超过了社会应对力的过程[10]（p.360）。所以，致灾因子只是灾害发生的必要条件，灾害发生的根源是社会脆弱性，灾情与脆弱性在一定灾害强度下成正比关系[11]（pp.1920）。当脆弱性分析愈发强调系统内多因素影响时，脆弱性的概念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人文系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从灾害研究转向如贫困分析等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社会脆弱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解释框架也逐渐兴起。

（二）社区脆弱性及反脆弱发展

基于社会脆弱性分析视角的实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即涵盖了脆弱性的产生过程。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和片面注重宏观社会政策的发展模式下，工业化、城市化、环境污染和技术发展导致并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使整个人类社会被卷入“风险社会”③。尤其在后发地区，社区自身存在自然环境、社会资本等层面的脆弱性，社区发展面临重重困境。同时，在先导式发展理念的作用下，社会公平丧失、社会群体边缘化等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加剧了地区的脆弱性，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社区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灾后恢复力。此外，内生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脆弱性与社会风险直接关联，其自身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因而欲在风险抵御力上寻求突破，就需要转换相应的发展路径。由此，学者们提出了“反脆弱发展”的理念，试图建构新的发展模式。美国学者McEntire从内涵上指明了反脆弱发展作为一种以强调和减少脆弱性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从而降低灾难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阻碍[12]。李雪萍在整合有关脆弱性分析的基础上，从风险与脆弱性关系上，围绕风险存在及其扰动、脆弱性敏感度、脆弱性的调整和适应三个环节提出了社区脆弱性分析框架，并从提升社区抗逆力角度讨论了消减社区脆弱性[2]。她还以我国城镇社区的发展经验为例，在揭示社区发展脆弱性的系y诱因与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就社区发展的主体格局建构与社区发展的能力建构等维度提出了基于风险干预和抵御的反脆弱发展分析框架，从而进一步充实了反脆弱发展理念本土化内涵。

当然，脆弱性因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不同而千差万别，分析脆弱性和消减脆弱性进而促进社区发展，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的结果，需要结合具体社区现状讨论。正如李雪萍在对地区的考察中发现，外部脆弱性和内部脆弱性叠加、累积式脆弱性和冲击式脆弱性叠加以及结构性脆弱与胁迫性脆弱叠加的多重脆弱性累积现状，是地区发展积贫积弱的症结所在[2]。当将脆弱性分析置于社区发展或者社会发展的系统下，不同社区存在的风险和面临的干预抉择，正是反脆弱发展理念的根本所在。总体上，反脆弱发展具有不同于以往发展路径的内涵与特点。一是以减少社会风险对社区的不利影响和提升社区抵御风险的能力为目的。风险分析和规避是反脆弱发展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包含了降低社区敏感性、暴露度，提升社区风险抵御力或恢复力等内容。二是以是否消减社区脆弱性作为社区发展的评判标准。改变以整体性发展战略为目标的行动标准，推动社区特别是后发地区的发展标准向消减社区脆弱性转变。三是强调多主体参与下的社区发展理念，注重政府、社会、市场在社区发展中的行动合力以及社区内部群体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动性。转变由政府统筹统办的发展方式，引导和支持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以及社区内部成员参与社区发展，提升多元化主体参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四是以社区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整合为反脆弱发展的实现手段，注重社区内部和社区外部资源的开发与整合，强调资源链接对降低社区脆弱性的积极作用[13]。不过，反脆弱发展的出发点决定了其内生性的发展面向，相较于通过外引技术与制度的嵌入性面向，社区系统的良性耦合显得尤为重要。

二、短板效应：反脆弱发展的内在逻辑

短板效应常用于阐释系统的局部因素对整体均衡的影响。彼得提出这一理论时，强调了由多块木板箍成的木桶，最短板块是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因此，补齐短板也就成了增加木桶盛水量的重要环节。后来，短板效应被发展成一系列推论。如果从社区发展的平衡性看，⑸缜脆弱性看作社区发展的短板，社区发展的反脆弱理念分析逻辑正是短板效应原理及其演绎理论的体现。

（一）补短助强：反脆弱发展的逻辑起点

反脆弱发展的社区发展理念，为脆弱性强、风险高的地区特别是多因素影响下的积贫积弱地区提供了突围路径。即立足风险规避，从降低敏感性和增强应对力、恢复力等角度为社区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近年来，随着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系列工作的开展，我国的社区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还存在城乡社区发展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社区发展持续性低等问题。一方面，连片特困地区脆弱织，社区发展存在多重短板，贫困治理工作面临发展路径单一、返贫率高等困境；另一方面，基于自身优势发展起来的先发地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社会脆弱性，诸如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社会风险的冲击迫使先发地区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因此，从消减脆弱性的本质看，无论是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地区，都存在“补短助强”的发展偏向。

所谓“补短”，即尽可能地补齐木桶的短板，从而增加整体容量。同样地，消减脆弱性，补齐社区发展的短板，减少社区的暴露度和敏感性，是反脆弱发展的目的。在贫困落后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性、社会结构脆弱性等多重脆弱性叠加的困境制约着区域发展，人口、环境与发展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相较而言，贫困地区的自身优势并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消减脆弱性更多地需要从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区发展的底线公平等角度入手。具体而言，当前的社区发展需要在整体上持续增加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降低贫困社区的脆弱性，从而缩小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距。在先发地区，虽然其依托自身优势取得发展先机，但次生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全球化带来的市场阻隔和面对风险冲击时的无力等现象充分揭示了社会脆弱性的存在。不同的是，补齐先发地区日益暴露的发展短板，更多的是依靠结构性调整。通过转变社区发展方式，在健康引导其地区优势的前提下，推动集约型发展，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而“助强”，简单地说，即充分发挥社区优势。虽然木桶短板决定了其盛水量，但当不改变木板长短时，向木板较长的方向倾斜木桶，也能够增加盛水量。对反脆弱发展而言，补齐短板是消减社区脆弱性的整体性策略，而发掘社区优势、提升区域抵御力和恢复力也是消减社区脆弱性的重要途径。社区发展在降低社区暴露度和敏感性的同时，应充分发掘和整合社区优势，为降低社区脆弱性和增强适应力提供反作用力。在反脆弱发展理念中，这种反作用力被称之为“地域力”，其包含了资源蓄积力、自治力和民众关心力等内容，且主要基于社会的“协动力”和“组织力”予以构建[14]。其中“协动力”强调社区发展队员行动主体的协同，“组织力”注重对社区内部行动主体力量的整合，二者共同作用推动社区地域力的提升，进而实现社区脆弱性的消解。近年来，随着治理理念的引入和发展，如何激活和发挥蕴含在社区内部的地域力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与先导式发展理念不同的是，这种助强社区“地域力”的发展是内生性的，其从社区系统出发整合发展力量，而非仅仅强调外在力量的嵌入。

（二）合作与活力：反脆弱发展的实践可能

实践中，反脆弱发展倾向于以多元主体合作的方式来激发社区发展活力。一方面，社区发展不能依靠政府行动，而社区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仅仅依靠政府行动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仅仅依靠外部供给会导致社区过度的外部性依赖，这在一定层面上反而会降低风险抵御力、增加社区脆弱性。另一方面，社区资源得以充分整合和利用，并有效地转化为社区地域力，进而提升社区风险抵御力，实现社区发展质的飞跃。所以，反脆弱发展理念在行动主体和资源运用上更重视积蓄发展的合力。正如短板效应所推论的，当短期不能有效补齐短板时，倾斜木桶将劣势控制到最佳状态并开展合作，让优势更优，并以合作的方式弥补不足，也能实现消弭脆弱性和社区良性发展的目的。基于此，通过社区发展行动主体间的合作和激发社区内外部资源的活力便成为反脆弱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向。

③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目前学界有三种界定：一是以劳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解，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等（Lau，1991）；二是以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为代表的文化意义上的理解（Scottlash，2000）；三是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理解（Ulrich Beck，1986，1988，1992；Anthony Giddens，1994）。本文的理解倾向于制度主义的解释，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阶段。具体参见[德]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德]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英]吉登斯等：《自反性F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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