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

历经一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交大，不仅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聚沙成塔的艰难历程，也见证了这个经受伤痛、经历困苦，却依然走向兴旺的国家的命运

徐家汇，上海最繁华的地标之一。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此有着最好的印证和体现。徐家汇商业圈的华山路上，商家林立，车流滚滚。就在这一片极尽商业气息的店铺群里，仍保留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庙堂式建筑。尽管门前局促，它还是象征性地造起了一座小小中式玉带桥。

这，便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大门。“大隐隐于市”，也许是对如今交大地理位置最好的描摹，但或许更是对于这所有着110年悠久历史的学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坐标中的地位的最恰当不过的评价。历经一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交大，不仅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聚沙成塔的艰难历程，也见证了这个经受伤痛、经历困苦，却依然走向兴旺的国家的命运。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的摇篮

南洋公学诞生后，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师资匮乏。

19世纪末的中国，依然是私塾遍布、科举风行，人们心目中的教育还是读经考八股，走科举仕途，得荣华富贵，教师也还是私塾老先生和孔子圣位。因此，公学不得不聘请外国教习担任教师。

外国教习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弊端，且非长久之计。盛宣怀通过对西方强国教育状况的研究，认为“西国学堂必探原于师范”，“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因此，他在南洋公学内首先要设立的就是师范院和外院(小学)，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培养本土教师。

1897年2月，盛宣怀张榜招贤，选拔师资，同时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招生考试。招生广告上，用“不取修膳”、“咨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予出身”等优厚条件，与科举制竞争，一时间吸引了众多人才。各省前来应考的达数千人之多，其中多数是清寒子弟，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满科举的有志之士。经过不拘一格的严格挑选，百里挑一，第一次录取了师范生40名。他们都是20至30岁的青年人，其中许多人已是举人、廪贡生，皆属当时社会之俊彦。

1897年4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六)，南洋公学师范院借上海徐家汇民房一所，正式开学上课，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师范教育的诞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盛宣怀对师范生寄予了很大希望，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下，为师范院制定了“明体达用，勤学善诲”的培养目标。为使师范院学生通晓西文西艺，学校力邀时任南京汇文书院(后改为金陵大学)院长、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担任公学的监院兼西文总教习，上海教育界名流张焕纶为中文总教习。此外，还任用了颇负盛名的翻译家伍光建、李维格以及薛来西，乐提摩等外籍教师作为中西教习。如此高规格的师资队伍，充分体现了盛宣怀对师范院的重视程度以及培养中西贯通新式人才的急切之心。

按照盛宣怀的设想，南洋公学在开办师范院的同时，仿效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的做法，开设了外院，挑选十岁至十七八岁学生120名，令师范生分班教之。希望“比及一年，师范诸生且学且诲，颇得知行并进之益；外院生亦多颖异之姿，能志于学。”继而再陆续开办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其教习“皆出于师范院，则驾轻就熟，轨辙不虑其纷歧”：而外院的小学生再荐升于中上两院，“则入室登堂，途径愈形其直捷。”这样，就初步解决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过渡衔接的问题，以达到培育出懂得西文西艺新型人才的最终目的。这一有系统，重实践的教育思想，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师范院学生受到的管理较之公学其他学生更为严格。除了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外，还要朝圣拜孔读经，以保存国粹。师范院有自己的院歌――《警醒歌》，歌词由公学总教习张焕纶撰写，师范院学生谱调。歌词共四章，皆以“警警警”开头，“醒醒醒”结尾，慷慨激昂，振奋人心，鼓舞着师范生为振兴国家而刻苦奋发。每逢初一、十五，校长率领全体师生沐浴后，集体到孔子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箫管齐奏，师生和声高唱院歌，气氛十分庄严肃穆。唱到高昂处，师生皆泪下。

师范院于1903年停办，七年间共招收了72名学生，为我国新式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育家和实业家，如陈懋治、沈庆鸿等等。南洋公学师范院揭开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序幕，之后，京师大学堂内的师范馆、湖北师范学堂、直隶保定师范学堂、张謇的通州师范等官办、民办师范学校也相继建起。

“警警警，黑种奴，红种烬，黄种酣眠鼾未竟。毋倚冰作山，勿饮鸩如酝，焚屋漏舟乐未央，八百兆人，瞥眼同一阱，醒醒醒……”南洋公学师范院的这首院歌，学员们直到年迈时仍念念难忘。

交大与新中国首枚火箭

1957年10月4日，在离莫斯科2000多公里的哈萨克斯坦，离子夜还有32分钟时，随着一声巨响，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前苏联科学家把探索的足迹延伸到了大气层以外。

这一事件使中国人感到欢欣鼓舞，人们抬起头来，第一次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太空，寻找着这颗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卫星。而此的中国，连将卫星送入轨道的工具――火箭都没有。

1958年5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二次会议上，第一次当众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闻听此言，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又笑着补充说，当然，卫星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么大点儿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它个两万公斤的。

研制新中国首枚火箭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具有良好工业基础的上海，落在了由交大力学系副主任王希季带领的一群年轻人身上。

王希季被任命为机电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时，只有27岁。他手下的“精兵强将”，平均年龄只有21岁。在“”的年代，王希季他们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资料，没有任何国际援助，有时碰到一些连自己都没接触过的新东西，王希季常常是头一天晚上通过啃书本掌握，第二天就给大家上课传授。

由于条件极为有限，他们第一次设计的运载火箭的发动机，用的竟然是连前苏联、美国都未曾用过的液氟，甲醇高能推进剂，因此研制工作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挫折。但是凭着一股“劲”，王希季他们坚持了下去。

“这个也不完全是的精神。”几十年后，当中国已进入载人航天的时代，王希季回忆往事，感慨地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地发射我们国家的卫星，实际上是国家整个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直接跟这个国家利益有关，甚至影响到和平。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你不敢打我，我就可以争取和

平。”

王希季最终将这枚T7M火箭竖立在上海南汇县老港镇一个由稻田改建的简易发射场上。没有电，就借来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用芦席遮起来。王希季的指挥所是用麻袋堆起来的。没有通信设备，他就站在半人高的麻袋掩体后，通过手势和大声喊叫指挥发射。没有自动跟踪火箭的仪器，用土办法造出人工跟踪天线，好几个人用手把着才能旋转和俯仰。最危险的火箭加注，竟是自行车打气筒打进燃料储箱中。

1960年2月19日，伴随一声“发射”的口令，一枚在发射架上的火箭直射云天。当天傍晚，科技人员在预定的海域把火箭的残骸打捞上来。大家奔走相告――中国首枚火箭发射成功了!

中国首枚火箭的发射，使身处世界冷战大格局下的中国人热血沸腾。不久，主席在杨尚昆等的陪同下，专门来到上海，参观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他一进大厅就直接来到了T7M探空火箭模型旁边，在仔细观看了这枚火箭后，他问旁边的讲解员：“这家伙能飞多高?”“8公里”。轻轻“噢”了一声，但马上又说：“了不起啊，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火箭成功发射后，陪同聂荣臻元帅参观位于江湾机场内的交大实验室的交大校友钱学森，面对以交大20岁左右的学生为主的实验室成员，发表了即席感想：“中国人不比美国人差，我们在美国初期干的时候，也和这差不多，中国人不必自卑”。

当年参加研究的很多交大尖子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高工和研究员，有的成为了院士。“两弹一星”的23位功臣中，包括钱学森在内，有6位是交大的校友。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访美教育代表团

今年85岁的邓旭初，家里仍挂着邓小平视察交大的照片。他说，交大人对邓小平感情特别深。

1978年的中国百废待兴。时任交大党委书记的邓旭初，干了两件在交大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新中国历史上首个教育代表团访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谈起“破冰”时的景象，他记忆犹新。

“我们在美国的留学生，解放以后的一个都没有，都是解放以前的。”邓旭初说，“这些留学生很多都很怀念祖国，曾经写信来说，你们派代表团来参观参观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拿着这封来信向上级报告。那时候写这个信去报告上级，也是冒风险的。因为美国那时候是‘纸老虎’嘛。结果不批准。后来王震、柴树藩来当我们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柴树藩怎么一捅，捅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同志看了以后，马上就批。所以我们交大对邓小平的感情特别深。”

申请是批准了，但是该派谁去?这个问题令人颇费思量。不少老教授才刚刚摘下“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的帽：于，仍心有余悸。邓旭初认为，不派这些教授去，美国校友就会对改革开放政策存有怀疑，也就不能打开美国的大门。凭着20多年的共事经验，他坚信这些老教授“没问题”。果然，代表团名单传到美国，校友们看到久违的老师、同窗的名字激动万分，奔走相告。

1978年9月30日，上海交大代表团到达了美国波士顿。第一个迎接他们的，就是交大的老校友、美国十大著名电脑公司之一“王安电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安。正是在他的帮助下，交大的计算机专业告别了“拿几个晶体管来插来插去”的时代，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在美国的一个半月里，代表团会见了200多名交大校友，考察了27所大学和14个研究所、企业。邓旭初回忆说，当时最大的感受是“打了一针清醒剂”。仅从资金上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年的办学经费是七亿多美元，交大只有1000多万元人民币。“我们再也不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了!”

访美归来，上海交大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邓旭初认为，改革开放须“从实际出发，敢为天下先”。对于不符合实际的规章制度，就应该有“吃螃蟹”的勇气。当时已经57岁的邓旭初决心像20岁投奔延安、30岁抗美援朝时那样，啃一啃高校管理体制这块“硬骨头”。

“美国那里没有人吃‘大锅饭’的。”回国后，邓旭初不断地向人们强调这一点。“我们中国，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样怎么能够把国家振兴起来呢?”

这番话令亲朋好友们都替邓旭初捏一把汗。他们告诉邓旭初，“你当心你这样讲话会被打成”。然而，交大的管理体制改革仍坚定地推行了下去。

邓旭初撬动的第一块砖，是给教师增加收入，并拉开收入差距。“我们交大能够每人增加六块钱，那就很好子。因为最低限度可以解决教师的水电费。我们要求不多的，就是六块钱，但市里压了很久不答复。后来就通过六机部批了，我们就发了。”邓旭初回忆说，“我们六块钱不是每人六块钱，而是分开，有四块、六块，还有八块的，如果干得好就多一点，干得不好的就少一点，有些不好的根本不发。”六块钱，如今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在当时对教师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交大七年间调出教职员工501人，选留、调进教师537人；机关权力下放，校系分级管理，职责权利统一；交大还在全国高校中第一家设置了专职的科研编制，首批定编为468人；第一家实行科研课题合同制，系、所可自主承接利，研课题；课题组负责人由系、所决定，扩大课题组在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上的自；鼓励各系、所面向社会，走与企业单位相结合的道路……

这一系列打破常规的举措，使得这座百年老校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1984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和上海市委有关领导接见了上海交大党政领导和教授代表共50多人，对于交大的改革，邓小平表示满意。上海交大因此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后受到邓小平同志亲自接见的第一所高校。同年5月，上海交大作为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进典型，得到了六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充分肯定。

一所优秀大学的命运轨迹，与一个国家的命运轨迹总是有着惊人的暗合；一所优秀大学的性格与气质，与一个国家的性格与气质总是存在着高度的关联。甚至，从宇宙之大，到人心之微，都会打下一所优秀大学的烙印。而上海交大，无疑正是这样一所与国运、人心紧密相系的大学。

值得一书的是，交大对中国历史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那就是一个世人共知的事实：从这里走出了共和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杰出的政治家、“汪辜会谈”创始人和主持人汪道涵。他们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推动了历史的车轮隆隆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