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姆做天使:劝捐67例人体器官

在我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有150万例，但自2005年我国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时起，到现在仅完成207例，平均每年30例，99.9%的患者因为没有等到器官源而离世。

作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义务协调员，高敏负责动员捐献、见证捐献者手术及器官回收过程、护送捐献者遗体火化。她不仅成功协调了我国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而且在全国207例器官捐献中，她独自完成了67例。她离生死最近，成了生死转换的天使。然而生活中的她，仅仅是妹妹家的保姆，和深圳市千千万万个保姆一样，为生计奔波忙碌……

保姆献血成“明星”

2012年6月的一天，高敏走进重症监护室，她来找一个身患绝症、名叫薇薇的女孩。

高敏看见薇薇妈妈坐在病床旁，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女儿，时不时地给女儿掖掖被角。这样的画面让高敏有些犹豫，稍作停顿之后，她轻轻地走上前对薇薇妈妈说：“您好，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叫高敏……”

“我知道，徐医生都跟我说了。对不起，我的薇薇不会走的，请你不要来找我们了。”高敏话还没说完，就被薇薇妈妈打断了。高敏只得连声道歉，退出门外。

高敏是为一个叫豆豆的女孩而来的。2012年6月，刚上小学的豆豆迎来了第一个暑假。豆豆跟妈妈提出，去香港迪斯尼看米老鼠和唐老鸭。就在前往迪斯尼的途中，一场车祸把豆豆的暑假计划摧毁了，她的眼睛被砂石刺得伤痕累累，必须移植眼角膜。豆豆妈妈牛莉在上网搜寻眼角膜捐献信息时，看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信息，于是拨打了高敏的电话。

隔了一天，高敏又来到了重症室监护室。薇薇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窗外阳光灿烂，从窗帘中透进来的光把薇薇的脸染成了柔和的金色，脸上细细的绒毛跟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长长的眼睫毛微微翘起，她真像个天使。

薇薇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病危通知书。她看了看高敏，点点头，视线慢慢移到了女儿的身上：“我知道薇薇不行了，可孩子没有眼睛的样子，我真的不能接受……”薇薇妈妈哽咽起来，高敏的眼睛也泛起了泪光，她抚了抚薇薇妈妈的肩膀：“我明白。”

又隔了两天，高敏再次来到病房，她打开录音机，豆豆稚嫩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房间：“薇薇姐姐你好，我叫豆豆，我听高阿姨说你能治好我的眼睛，真是太好了。等我的眼睛好了，我们一起去迪斯尼玩，我们一起画漂亮的画好吗？我还让妈妈帮我录了一首歌，送给你。”

伴随着林宥嘉的那首《你是我的眼》，薇薇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很久没有说话……就在高敏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薇薇妈妈慢慢地站了起来，缓缓地走到女儿床前，轻轻地举起了右手，用手指一遍一遍抚摸着薇薇的眼睛：“我答应捐献。”听到这句话，高敏的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

说起当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还得从高敏献血说起。

1997年9月的一天，在深圳布吉关外龙岗区的一个菜场，30岁的高敏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提着蔬菜走出菜场。菜场外停着一辆白色的大客车，上面写着“无偿献血”的字样。高敏看后，心里一动。

3个月前，高敏离了婚。她将两岁的儿子交给母亲照看，从老家山东商河县来到深圳，帮妹妹高桂平带孩子。刚到深圳时，看着高楼林立的城市以及周围陌生的面孔，高敏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系。

11月初，高敏又看见那辆献血车，几位志愿者在车旁做宣传：“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献出您的爱心，爱是生命不息的血液。”高敏心动了，她走上了献血车。看着血液一点点从自己身上流向血袋，高敏问：“这袋血会输给哪位病人呢？”医生笑着说：“这要看病人的情况。或许以后跟你擦肩而过的人，身上就流着你的血呢。”

1998年年初的一天深夜，高敏的手机响了，是红十字会打来的，说是市里一家医院一位17岁的男孩因车祸急需B型血。高敏二话没说，打车来到了医院献血。正要走时，男孩妈妈哭着给她跪下：“是你救了我儿子，你是个大好人。”高敏赶忙扶起对方，那一刻，她明白了志愿者说的话“您的生命跟每个人相关”。走出医院，高敏望了望深圳的夜空，舒心地笑了，自己终于和这个城市有关系了。

从那之后，高敏经常献血。到2000年底，她已献血40多次，成为深圳献血次数最多的人；她好学，对各种献血知识了如指掌，被红十字会吸纳为血站服务站的志愿者。这时，妹妹的孩子上幼儿园了，高敏有大量的时间投身于志愿者的工作。

走上“最瘆人”的志愿路

2005年，深圳红十字会开始在全市推广人体器官捐献。已是资深志愿者的高敏很快被委以重任，成为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协调员不仅要动员别人捐献，还要在捐献者身故后，见证器官取出全过程，陪同家属护送捐献者遗体火化。

整整3个月，高敏天天往医院跑。起初，医院不熟悉高敏，即使她拿出身份证、志愿证，甚至亮出她获得的“道德楷模”证书，医院还是怀疑她的动机。最后，高敏不得不当场上网搜索出一些有名有姓有照片的报道和网页，医院这才相信了她。那段时间，单单是宣传资料高敏就发了几万张，但没有一个人咨询或有意愿捐献。

一天中午，高敏坐在医院的草地上，吃着自带的午饭。她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些看不见的150多万盲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一位40多岁的女人走过来，眼睛红红的对高敏说：“我女儿快不行了。”高敏抬头一看，正是前天自己在重症监护室外遇到的王英，她18岁的女儿燕燕出了交通事故，抢救了几天却还在昏迷。此前，高敏向王英讲起器官捐献的事，王英狠狠地瞪了高敏一眼，还把资料扔进了垃圾桶里。

高敏估计王英是想找人说说话，释放一下悲伤的情绪，于是安慰她：“再等等，或许还有希望……”话音未落，王英哭了：“燕燕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呼吸机维持。以前，燕燕聪明漂亮，多才多艺，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还得过奖。”

高敏搂住了王英的肩膀，轻声安慰着。王英擦了擦眼泪说：“你说的那个器官捐献，我想了几天，觉得你说得对。女儿不行了，但她的器官还活在别人的身体里，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啊。”高敏望着王英，心中五味杂陈，王英愿意捐献女儿的器官了，这也意味着要拔下她女儿的呼吸机。高敏的心也痛得不行，可她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高敏打电话找来医疗评估小组，对燕燕的身体器官进行检查和评估。王英开始填写人体捐献志愿表，准备签字的时候，她忽然停住了，双手发抖，怎么都下不了笔。高敏走过去，把王英手中的笔拿掉，紧紧搂住了她。两分钟后，王英的情绪稍稍舒缓了一些，她在志愿表上签了字。

医生把燕燕推进了手术室，当医生准备拔掉呼吸机时，王英捂着脸，撕心裂肺地喊着：“不！”医生立即停了下来。

高敏把王英拉到了角落里，看她这样痛苦，就说：“不要紧，现在不想捐了，也可以。”王英望着高敏：“我只是不舍。”她深情地看了女儿一眼后，对医生说：“你们拔吧。”随后，护士把王英扶出了手术室。

高敏在手术台旁站了4个小时，见证了器官摘取及身体缝合全过程，她没有恐惧，只有深深的感动。

我是你眼中的生死转换天使

有了第一个成功捐献案例，高敏有了信心。接下来的4年中，高敏成功协调了20多位患者捐献器官。

2011年的一天，高敏到一家医院做宣传。一位患者家属问：“捐个器官，你们给多少钱？”高敏说：“既然是捐，就是无偿的，没有一分钱。”对方说：“不给钱，谁捐啊。”

旁边一位60多岁的老人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捐出我女儿的器官，我们签！”这位老人姓赵，家在河南乡下，女儿赵玲在深圳打工，得了癌症。

但是半个月过去了，当高敏又来到医院时，赵老汉把高敏拉到了一边：“我们家里困难，付不起医药费了。”一听这话，高敏有些反感：“是不是想要有偿捐献？”赵老汉叹气地说：“我都说过了，如果女儿到了那一天，我们把能捐的器官都捐上，但女儿还没到那一步，还得治啊。”高敏只能表示无奈。

离开医院后高敏想，赵老汉说的是不是真的？她找到赵老汉所在村委会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一问，村干部说：“赵家是村里最穷的，为了给女儿治病，不仅砸锅卖铁，还把全村人都借了个遍。”高敏内疚极了，赶快将这事向红十字会进行了汇报，红十字会说现在还没有对捐献者救助的条文，不过，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发起倡议。一周后，高敏把筹集的12万元善款拿到了赵老汉面前，赵老汉老泪纵横。

20天后，赵老汉哭着给高敏打来了电话：“我女儿快不行了，你让医疗评估小组的人来吧。”高敏心里“咯噔”一下。来到医院，看到赵老汉默默流着眼泪，高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陪着掉泪。

评估小组的专家说，赵玲可以捐12个器官。两天后，赵玲走了。赵老汉要回老家了，高敏望着他的背影，眼里湿润：赵老汉是个好人。

2011年7月23日，一位叫丁红飞的女会计师给高敏打来电话，她愿意捐献自己的肝肾和眼角膜。签写捐助志愿表时，丁红飞13岁的儿子丁思成也在旁边。丁红飞跟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8月5日上午，丁红飞因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医生下达病危通知。高敏赶忙联系评估小组，小组正在从东莞回深圳的路上，告知医生极力抢救病人。

重症室里，丁思成握着妈妈的手呼唤着，医生紧张地做着心肺按压，10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医生头上满是汗，但丁红飞的心脏没有任何动静。医生转过脸，问家属怎么办，丁思成转过来问高敏怎么办，高敏还是那句话：“做心脏复苏。”

高敏给评估小组打电话，对方说：“又遇到了堵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医生继续给丁红飞做着心脏复苏……整整4个小时过去了，忽然间，丁红飞的胸脯鼓动起来。丁思成大喊：“妈妈，你听到我叫你了吧！妈妈，你听到我们都叫你了吧……”高敏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迹，一切都是天意。门外，评估小组正好赶到。

从2005年成为红十字会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到2012年11月，高敏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这些年，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但也有人欣赏、鼓励她。对于高敏来说这些议论都不那么重要，她已不需要用劝捐的人数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后面的路，她还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