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肝癌奋战40年的医学大家――汤钊猷院士

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小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切除，又是他最早确立了对付大肝癌的战略战术，还是他率先带领他的团队投入到肝癌转移复发的新战役中。他，就是国际著名肝癌研究专家，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研究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国家科技功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受到过邓小平同志亲自接见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教授。

众所周知，癌症是人类健康的大敌，被称作死亡杀手。而在众多杀手中，有一个在中国排名第二位的癌症杀手，就是肝癌。肝癌因其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而进展迅速，一旦发现常常为时已晚，而被称为癌中之王。尤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得了肝癌等于是接到了死亡判决书。而在今天，这种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变，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攻克它，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科学认识它，及早发现它、治疗它、努力控制它、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命。这一切都得益于汤钊猷院士，他当年毅然放弃已经颇有建树的领域，响应总理号召，投入到这场肝癌的大会战中，一战就是40多年，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战斗仍在继续，他也依然冲在最前沿。

献身医学 报效祖国

一个人的作为，往往同他的经历有关。汤钊猷院士立志献身于祖国医学事业，可以追溯到他苦难的童年。1930年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举家迁往澳门。汤院士至今还经常回忆说，他上小学时穿的鞋子，脚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饭通常是一个小山芋。有两件事他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每天上学，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总有几车饿死的尸体被运走，因为非常干瘪，远看就像一堆柴板；另一件是连葡萄牙的小孩也敢欺负中国的大人。在洋人眼里，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种耻辱深深刺激了他幼小的心灵，深刻感受了什么叫“落后挨打”。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汤院士也如愿以偿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苦读5年，毕业后进上海中山医院工作，他当时就暗自下决心，要努力做一名好医生。他不顾白天繁重的临床工作，晚上有空就到图书馆看书，从临床到基础，从西医到中医。每月薪水除部分给家用外，全部用于订杂志和买书，有时甚至把家用的钱也花光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积累了几万张读书卡片。他30岁出头时，就已经是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专家，写成一本30万字名为《发展中的现代医学》的学术专著。1966年，汤院士和同伴一道完成了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他有着扎实的基本功、严谨执着的态度、一丝不苟的作风。他书写的病历在当年曾长时间被医院誉为模范病历，他主持整理血管外科科技档案被称为医院最好的科技档案……一切迹象都显示，汤院士在血管外科领域必将大有作为。然而，他却突然面临从医生涯的重大选择。

上世纪60年代末，由于诊断、治疗水平的局限，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3%，患上肝癌等于接到了“死刑判决书”，对人民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总理向医疗卫生界发出了号召：“肝癌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们医疗事业一定要战胜它。”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医生，立志做一名好医生的汤院士心动了，如果转型从事肝癌外科，这就意味着放弃已研究10年而且日渐深入的血管外科，这意味着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如果从个人的利弊得失权衡，那肯定不愿前功尽弃，而去跨入另一个陌生的领域。但汤钊猷没有犹豫，理由很简单：总理的号召，病人的需要。

从此，汤院士向肝癌发起了一场持续40多年的进攻。

初创阶段倍尝艰辛

1968年，汤院士投入肝癌临床工作的情景，可用几句话来概括：“病人走着进来，抬着出去”。“那时病房里总是哭声不断”，汤院士今天回忆起来依然十分痛心。恰恰是死亡的残酷、病人的痛苦，激起了汤钊猷心中昂扬的斗志，如同一台发动机，让汤钊猷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攻克肝癌的漫漫征途。

当时的医学界已经知道血液中的甲胎蛋白可以诊断出现症状的大肝癌，但还没有人知道如何用它来诊断没有症状的小肝癌。临床上，把大于5公分的肝癌称作大肝癌，往往伴有症状；小于等于5公分的肝癌是小肝癌，往往没有症状。1972年，汤钊猷和同事们多次深入肝癌高发地――江苏启东农村实地调查，那里也是乙型肝炎高发区，他发现没有肝癌症状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人，一年之内的死亡率竟高达80%。汤钊猷敏锐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可能就是打开肝癌早期诊断的一把钥匙。

冒着风险，汤钊猷说服一位血液中甲胎蛋白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的患者进行手术，一时患者的家属很不理解，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开刀？开出来没病，不就白挨了一刀。动手术的这一天，患者的亲戚朋友把乡卫生院的大门团团围住，万一手术开出来证明病人没病，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那时的早期肝癌诊断，没有B超，更没有CT和磁共振成像，仅仅根据几次验血的结果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手术去验证。卫生院领导看到事态的严重，特地洞开一扇边门，让上海的医生可以随时撤离。然而手术结果证明，病人确实患有小肝癌，虽然只有枣子般大小，但如不切除后患无穷。乡民们闻讯后欣喜雀跃，纷纷赞扬上海医生的医术高明；而汤院士已是冷汗一身，深感责任重大。

其实，为病人动手术，医生本人也承担风险，因为那时没有乙肝的免疫药物，况且农村的手术条件又极其简陋，几乎没有防护设施。汤钊猷当然清楚，乙肝和肝癌之间的密切关联，但为了探究肝癌早期发现之道，他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曾先后几次在手术中感染了乙肝病毒。当如今再说起此事，汤院士扬起胳膊很不在乎地一笑了之。

实践出真知。汤钊猷在现场研究和大量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有可能查出早期的小肝癌。这一成果推广应用后，发现了大批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确定，使肝癌病人获得有效治疗的时间大大提前，于是肝癌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许多医院开展起来，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仅汤院士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至2000年共切除小肝癌近2000例，10年生存率达43.8%。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汤钊猷在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方面的杰出贡献，在1985年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勇于舍弃不断进取

为了探索新疗法，汤钊猷大胆地开展了“肝癌异向治疗”研究，使综合治疗的效果更好。科研和临床实践的结果表明，原先大的肿瘤缩小后切除的远期效果，竟和小肝癌切除时的效果一样。汤钊猷因此又拿到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并于1994年入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

经过20年奋战，肝癌病房的气氛有了明显改观，很多病人“走进来，又走出去”，有的治愈了，有的好转了。有一位病人，肝癌切除后情况非常稳定，照常工作学习，一直又生活了43年，到84岁才去世，创造了肝癌治疗史上的奇迹。

正当汤钊猷和同事们庆贺来之不易的胜利时，医院的一位国际知名教授突然发现得了小肝癌。汤钊猷全力以赴，精心为他作了手术切除，但病理报告像一盆冷水泼来：“癌周围的血管内充满了癌栓”，果然一年多又复发。不久，肝癌夺去了这位医学科学家的生命。这件事对汤钊猷震动很大，它说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切除”虽大幅度提高了疗效，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癌的生物特征性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小肝癌切除的5年生存率始终徘徊在60%左右，大肝癌的复发率更高。汤钊猷为此苦苦思索了很久，终于非常痛苦地放弃了已从事13年的导向治疗研究。放弃是需要勇气的，就像他当初放弃血管外科研究一样，无不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一切从病人的实际需要出发。

痛定思痛，汤钊猷将整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转到“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上来。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这个命题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怎样降低复发率，二是如何预测转移复发。前者虽有现成的，如术后肝动脉化疗栓塞等，但效果并不理想，还得找新的。后者过去只有诊断指标，没有预测指标，也要自己找。一切都得自己找，汤钊猷作了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喝茶，得自己种茶树，自己挖井，自己烧水，才能泡茶。

诲人不倦后继有人

如今，汤钊猷院士已年过80，他简单而又谦虚地归纳自己的一生，“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另一件是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还有“半件事”是目前还在做的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攻克肝癌仍任重道远。汤院士晚年对培养青年学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说：“我再能干也只是一个人，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才能最终让肝癌俯首称臣。”

汤院士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如今是老中青结合的模范团队，是拥有肝肿瘤内、外科和设备完善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汤院士对学生和年轻医生要求十分严格，他每次查房，都要他们与他探讨病情时必须讲英语，一是培养学生的英语会话能力，二是避免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研究所已举办了六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学生们都可以上台用英语发言。汤院士不仅帮助他们确立前瞻性学术方向，还亲自修改每位研究生的论文，一些获奖论文曾经经过他的修改达七、八遍之多。

汤院士更注意培养学生和年轻医生良好的医德，他言传身教，成为大家学习当一名好医生的榜样。每年大年初一，学生们都知道，要向汤院士拜年，只有到病房去，陪老师先向病人拜年。即使有领导要登门向汤院士拜年，他也要求在医院见。以小见大，可见病人在汤院士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