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南京!南京!》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历史影视剧就层出不穷，不断受到市场和民众的追捧，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影视复古热潮。这些电影要么指向遥远的历史深处，叙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与人生感悟，要么将目光投向普通个体，书写他们在坚硬历史境遇中的苦难、挣扎和期许。这些新历史影视剧对历史真实和规律性持怀疑态度，采取历史叙事的民间立场和边缘视角，试图对主流历史进行补充或颠覆，其中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真实可查，但情节更多为虚构想象。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残暴，展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主体的自我救赎等特征。

一、 主体与历史的关系

福柯在研究世界与主体关系问题时的一番话，对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体的关系有诸多启示，他说：“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中立即向我们呈现的方式，是一种考验。这一点必须从两个意义上来理解。一是体验意义上的考验，即世界被认为是我们得以体验自身的东西，是我们得以认识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发现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得以揭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在此意义上，这个世界，这个bios（生活），也是一种训练，即根据它，通过它，由于它，我们将会培养自己、改变自己，迈向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直至完美的境界。”[1]对主体与自我问题的关注，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福柯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主体的个人在世界（即生活或历史）中所遭受的权力规范抑制着作为自由主体的形成，然而，认识自我要从认识世界与他人开始，主体的觉醒与建构要在与世界（即生活或历史）的不断相遇中进行，这种相遇如同训练，完美的自我主体性将在这种训练中完成。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型理论与此相通，他反对那种普遍性的超然主体的存在，而更乐意突出主体的不稳定性、可塑性（fashioning）、历史性和协商性（negotiation）。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主体的产生绝不是自觉、自动的完全自我塑造过程，而是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合力的产物。或者说，自我的产生纯粹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在丰富多样的历史语境中会有无数种可能，它是发展变化的，总是趋于主体之间不断的敞开与遮蔽、不断被驯服与颠覆、不断被他者及自我影响和塑造之中。因此，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就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往往被坚硬如磐石的历史撞得头破血流，然而对于自我塑造的完美境界的追寻，却成为稍有良知的现代人坚守的立场和理想。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理解饱受争议，却仍旧给人心灵震撼的电影《南京！南京！》，也许会有新的体会。

影片主角角川一开始就被战争拉扯着显得神情恍惚，在猛烈的日光照耀下睁开疲惫而茫然的双目，他仿佛听到有人在叫唤，双腿便不假思索而迟钝地循声而往，显然他是一个被动的战争参与者和暴力的执行者，他并没有多少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抉择生死的权力，他始终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游离在战争的边缘。这时角川的主体意识并没有觉醒，他被战争或历史这部机器拖曳着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完全处于屈从、驯服阶段。这个阶段的角川表现出的只是一个睁大惊恐的双眼，麻木而机械地执行命令的战争工具，主体是历史的奴仆，主体的建构和塑型还未开始。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角川在巨大的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中开枪打死了数个躲在门后的无辜女孩，瞪着眼前成堆的年轻尸体，他那被遮盖的良知和人性第一次显露出来，他语无伦次地说着“我不是故意的”，并试图用金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这是他那被战争摧残的麻木人性的第一次觉醒，但已经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恐惧、矛盾和焦虑的主体。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看到角川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他是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每一个人性未泯的现代主体如何在坚硬的历史存在面前艰难自处。回到新历史主义的自我塑型理论，格林布拉特说：“新历史主义的中心点就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和历史化”[2]“……放弃自我塑型就是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放弃对自我的固执守护（尽管这个自我有可能是虚构的），就是死亡……我觉得完全有必要保持这种幻想，即自我还是我自己的主要建构者。”[3]人类主体一开始就显得不自由和顾虑重重，总是要受到历史、他者、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更不用说战争、杀戮、罪恶对自由与完美主体的戕害和摧残。这似乎要引领着我们走入绝望的深渊，然而在死亡与仇恨之外，还有活着的喜悦、关爱的温暖、生命的尊严和自我救赎。在主体与历史的博弈中，不应放弃努力和希望。影片中的角川便是一步步从人性的麻木走向觉醒，最后以结束生命获得灵魂的自我救赎。

二、 主体的自我救赎

随着影片的继续推进，主体面临的考验越来越残酷。在角川灰色的视界里只有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街道，倒悬的头颅、的尸体，茫然而绝望的世界。看到那些在眼前消失的生命，角川的眼睛里分明有着些许同情和疑惑。这种同情和疑惑在同样是战争受害者的随军百合子那里得到不断的强化，百合子让他想起了远方的家乡，并成为他获得温暖与慰藉的暂时港湾。当他看到与百合子长相相似的江香君被至死时，他的心灵再次遭受震撼，埋藏在心底深处那丝不灭的人性也再次流露。变疯了的少女周晓梅被他的同乡上级无情枪杀时，角川先表示无比震惊，继而似乎觉悟般地说出了“她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令他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周晓梅的死无疑再次呼唤起他心底的同情与怜悯，更激发起他对死亡的思考，他驻足不前，想着死亡并不是件坏事，起码是一种解脱。

角川对死亡的看法也随着影片的发展而变化。当为了多救出几条人命，不断蒙上头巾去冒领“丈夫”，最后平静而从容赴死的姜老师请求他杀死自己时，角川果断地开枪了。姜老师的死给他上了一堂无比沉重的道德课，他曾要求姜老师把代表仁慈与救赎的十字架送给自己，而最后他却不得不用杀死她的方式去拯救她，这无疑让他切身感受到了“死的伟大”和“生的耻辱”。如果说他当初拿起十字架是想要获得上帝的谅解和怜悯，为自己及同伴的罪行找到支撑的话，此刻的角川已经意识到他们已被牢牢钉在了死亡的十字架上。在战争中，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杀戮，而杀戮又剥夺了人生存下去的权利。面对战争，个体显得如此渺小和柔弱，然而又如此凶残和暴戾，战争使人性变得扭曲，变得异化。

影片最后庄严的祭祀典礼是导演安排给角川的一次对所有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的祭奠，当然包括他自己，他压抑而狂乱的情绪发展到顶点――“活着比死更艰难吧！”是他心境最好的表述。角川陷入难以自拔的自我矛盾与纠结中，一方面，人性的觉醒已无法让他继续面对战争和杀戮，另一方面，作为军人的职责与无法抗拒的命运只会让他再次举起枪来，这时惟有死亡才能结束这一切，惟有死亡才是自我救赎最好的方式。他无可回避地将枪对准了自己，尽管难以压制痛苦与恐惧的泪水，他还是选择在杀死自己的同时获得灵魂的救赎与安宁。影片至此已经完成一次对复杂和充满悖论的人性窥视，特别是在战争的极端历史境况下，人如何自我救赎。

三、 从人性立场超越民族悲情

一个有着太多苦难记忆的民族，当这种苦难太过沉重、太过惨痛，我们宁愿不去触碰它。选择遗忘并不是真的要遗忘，而是为了战斗，为了重生，为了暂时告别恐惧，去点燃希望的火焰。就如张颐武所说：“由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太过于沉重，中国人在自己的民族悲情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化解，中国还处在贫弱状态下和面临严峻的挑战的时刻，往往并不刻意地揭开历史的伤痛，而是将自身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作为自身文化的主题。”[4]可是说80年代以前的中国抗战片所宣扬的便是这样一种文化立场：歌颂人民英雄的伟大，控诉帝国主义的残暴，揭露卖国贼的卑鄙和，诸如此类成为战争题材影片的永恒主题，而影片的最后革命必定取得辉煌的胜利，敌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随同影片主角一道高高扬起革命乐观主义的旗帜，心灵获得极大的宽慰与满足。一方面，这是经历过长期深沉的苦难折磨而取得革命胜利后，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喷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抚平伤痛，还难以做到直面血淋淋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苦难记忆，正因为这场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人类浩劫如此惨绝人寰，对它哪怕是丁点的叙述都牵扯到整个民族脆弱的神经，考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当影片《南京！南京！》提出要“提供一个与以往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南京”，力图颠覆一直以来抗战题材的影片叙述模式，加入导演对历史的自我理解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也许导演是想通过“换位思考”来客观展现一段历史，却不免有人要怀疑这种转换的可信度，就如有学者言及：“当你进入敌人的内心时，你凭借什么相信自己是在批判而不至于转而认同对方呢？当陆川想以宽阔的心胸包容敌对的他者时，这个‘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角川到底是一个历史中的真正的日本兵，还是仅仅是70年后中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自我投射所幻化的影子？”[5]显然这种质疑有其合理之处，然而这也是影片的与众不同之处，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以往大家心目中的中国人的“哭诉”形象和日本人的“妖魔”形象。

此外，影片的市场效应和国际影响力也是导演要考虑的对象，导演选择人性的视角是站在一个国际交流的立场考虑问题，并试图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运用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人人都可接受的视角去反映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能被世界，特别是被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年轻一代所接受，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其中的过程和它的残酷程度。根据影片后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情形，说明陆川的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

结语

影片《南京！南京！》不仅关于战争、屠杀，更主要的是关乎人、人性、人的命运与自我救赎历程，而战争只是导演要展现人性的复杂和人性救赎等主题的有效背景。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影视剧试图突破传统宏大历史视角，转而从普通人性的角度来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残暴，甚至通过敌对一方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往，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达成主体与历史的和解。历史也同时脱去了冷硬的外表，变得更为灵动和温情起来。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05.

[2]生安锋.透视文化、重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缔造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0（3）：1-4.

[3]Stephen Greenblatt.The Improvisation of Power.In 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M].H.Aram Veeser ed.London：Routledge，1994：76.

[4]张颐武.直面惨痛的历史记忆[N].北京青年报，2009-05-09.

[5]张冰.《南京！南京！》：历史叙事中的困境[J].读书，2009（9）：15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