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鞅的理财思想

时间:2022-08-17 09:34:34

论商鞅的理财思想

摘要:本文主要从商鞅变法研究商鞅的理财思想,研究商鞅的理财观及其农战思想。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利出壹孔”思想比较甚行,并非始自商鞅,但商鞅充分地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全面、系统地贯彻在其政治和经济思想中,并成功地运用于他的政策主张中,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是商鞅独特之处。

关键词:商鞅变法 理财思想 农战思想

一、引言

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卫国人,是卫国之“庶孽公子”,即非嫡系姬妾所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氏,称卫鞅或公孙鞅。因被秦孝公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卫国原为周武王同母少弟康叔的封地,由康叔传至昭公时,卫国已日渐弱小,是魏国的臣属国。在商鞅少年时代,李悝、吴起在魏国实施法家主张,并取得了相当成效。李悝、吴起的法家思想对少年时代的商鞅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入秦相秦相公,攷其行事,则李克(李悝)吴起之遗教为多”(《先秦诸子系年考·商鞅考》)。及至年长,商鞅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他的才干很受公叔座的赏识,但未来得及重用,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探往公叔座,说:“公叔若有不测,国家社稷如何办呢?”公叔座极力举荐商鞅为国相,“痤的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史记·商君列传》)。并说,若不能重用,“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终没有听公叔座之言,没有重用商秧。魏惠王九年,公叔座病死,恰逢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由魏入秦,通过孝公宠臣景监四见孝公,终于用谈论帝王之道方式取得孝公的信任,“语数日不厌”(《史记·商君列传》)。在获得秦孝公信任之后,商鞅开始变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鞅的理论和辩解终于使秦惠王下定决心变法,并于孝公三年(公元前356年)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二、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

(一)商鞅第一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自孝公三年(公元前356年)开始共计十年。按照司马迁的概括,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第一,颁布法律,实行保甲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第二,强制实行小家庭制度,打击农村中宗法势力。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第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栗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第四,打击贵族、富豪等既得利益者的势力,奖励对外作战中的军功,并重定爵秩等次,以显尊贵。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无所劳华。新法推行以后遭到保守势力和不明真相者的攻击和非议,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今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推行新法遭到保守势力的明显抵制。在这决定新法成败的关键时候,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太子既然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惩处。但太子是君之嗣,不可以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同时,对于非议新法的民众,商鞅皆诉之为“乱化之民”,全部驱逐到边城,其后,民众也不敢非议新法了。太子犯法刑其傅、黔其师,彻底打击了保守势力抵制新法的气焰,为新法顺利推行铺平了道路。但由于受“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思想影响,商鞅终究没有惩处太子,形成了“法外有漏网之鱼”,也为商鞅变法留下巨大隐患。经过十年新政,变法成绩十分显著,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秦民逐渐理解新法,也拥护新法,“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治理才干进一步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同年,将兵围魏安邑,大胜而归。三年以后,迁都咸阳,“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自此以后,秦不再迁都,并在咸阳完成了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大业。商鞅第一次变法打击了国内保守势力,整肃国家政治和经济,为秦国富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商鞅第二次变法 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年),商鞅任秦国相,并着手进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彻底实行小家庭制度,对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实行根本改革。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第二,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彻底铲除封建贵族维护既得利益的制度基础。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县。第三,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第四,统一度量衡制度,平斗桶权衡丈尺。第二次变法后四年,公子虔又犯法,商鞅将他处以劓刑,为商鞅招致杀身之祸留下了伏笔。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齐国大败魏国,杀魏将庞涓,俘获太子申,魏国遭到沉重打击。商鞅乘机向秦孝公建议攻魏,他认为,魏国是秦国的心腹之患,不是秦灭魏,就是魏灭秦。现在,秦国昌盛,国富民强,群贤毕至,而魏国遭到齐的打击,是攻打魏国的最好时机。魏国失败以后必然东徙,秦国可以乘机占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秦惠公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任商鞅为大将,出兵伐魏。商鞅用计袭虏魏将公子印,大败魏军。魏国先败于齐,又败于秦,国内空虚,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媾和。魏惠王发出感叹,“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但已经晚了。商鞅破魏返秦,秦孝公为奖赏他,将于、商之地十五邑赐给他,封为列侯,赐号商君。商鞅相秦十年,使秦国逐渐富强起来,奠定秦国统一中国的千秋伟业,但由于他变法危害了封建贵族的利益,执法又不分贵贱,召致了封建贵族的怨恨。当时有叫赵良的劝商鞅洁身隐退,商鞅不从。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死,太子继位,称惠文王。因商鞅变法触犯惠文王,代其受刑的公子虔们便诬告商鞅欲谋反,并发吏逮捕商鞅。商鞅出逃,逃至关下,想借宿客舍,但根据他自己制定的法令,没有验证者不能住宿。商鞅因无验证被拒绝留宿,只得逃往魏国。因其带兵攻打魏国,魏王也不收容他,并将他遣回秦国。商鞅被逼得走途无路,只得回商邑率邑兵北出击郑。秦国发兵攻打商鞅,并杀商鞅于郑黾池,处以车裂之刑,商鞅全家也尽为秦所灭。商鞅之死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他是为变法而死,为秦国的富强而死。商鞅的个人命运虽然是悲惨的,但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是伟大。他的一系列变法措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秦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商鞅虽然被杀害,但他的变法已经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韩非子·定法》说:“商君死,秦法未败也。”秦文惠王仍旧推行商鞅新法。商鞅的变法思想主要汇集在《商君书》中。《汉志·诸子略》称,法家有《商君书》二十九篇,《四库书目提要》曰:“《三国志·先主传注》亦称《商君书》。其称《商子》,则自《隋志》始也。”所以,宋以后有称《商君书》为《商子》。史学界认为,与《管子》、《晏子》等为后人所辑一样,《商君书》非商鞅自著,亦为商鞅门客后学掇拾而成。《文献通考》和《古今伪书考》引用《周氏涉笔》说,《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拟取他辞,非本人所论著。其精要确切处,《史记》本传包括已尽。凡《史记》所不记载,往往为撰书者所附会。但是,《商君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商鞅的政治经济思想,当为史学界所认同,因此,是研究商鞅理财思想的基本依据。现通行《商君书》为清朝严万里校本,计五卷二十六篇,第二十一篇亡失,第十六篇《刑约》有目无书。

三、商鞅的基本理财观念

(一)求利论 商鞅没有专门论述国家如何理财问题,他的理财思想贯穿在其富国强兵理论中。在《商君书》中,商鞅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铲除封建割据势力。围绕着这一主题,商鞅阐述了一系列国家理财的基本观念。商鞅认为,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利。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百姓之情也。”“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把人的追逐私利的本性归结为求生存、求安逸的结果,是人生而俱有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 “民生而计利,死则虚名”(《商君书·算地》),“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人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也是无所顾忌的,他们不会受到礼义的束缚。“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天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盗贼之所以敢于触犯国君禁令,抛弃臣民的本分,弄得名声败坏,生命危险,仍然盗窃不止,原因就是为了求利。因此,商鞅得出结论,哪里有名利,人们就往哪里去。“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商君书·算地》)。商鞅的求利论与荀卿的“性恶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商鞅根据自己的求利论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民治国的思想和政策。他的农战、弱民、慎法、错法等政策主张,都是以求利论为理论基础。商鞅的求利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思想都假设,人都是追求显荣佚乐而回避羞辱劳苦,因而它们对人性分析的立足点是相同的,所得到的关于人性的基本结论也是相同的,但商鞅根据人的求利避害心理动机,提出用法制权威限制人的求利欲望,“塞私道以劳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先行其所恶”( 《商君书·说民》)。要求民众在国家限定的范围之内满足他们的求利欲望,而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集中分析在给定环境中,人们通过自由选择回避风险,以实现自己预期效用最大化,这可能是中西方理财思想的最大差别。

(二)财富观念 商鞅认为,国富是衡量国家治理好坏的重要标志,只有国家富了,才会强大起来。在商鞅的思想体系中,变法图强的基本目的是首先使国家富起来,所以,为国理财并积累财富在商鞅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什么是富呢?商鞅认为,入多出寡谓之富。《商君书·画策》说:“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商鞅的“富”主要指损益,是一个损益概念。在《商君书》中富的内涵很丰富,有农富、民富、商富等,如“农贫而富商,……,钱重则商富”,“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商君书·外内》)等,但从商鞅的整个思想体系考察,他所关心的还是国家财富。他说强国应该知道十三个数字,国家的粮仓、钱府之数是其中最重要的数字,不知道这些数字,“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君书·去强》)。商鞅认为,国家财富主要表现粟上,“民众从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去强》)。 “胜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商君书·算地》)。商鞅关于粟与金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财富观十分重要,他说:“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境内,粟十二石死于境外;金一两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内。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库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商君书·去强》)。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首先,粟与金钱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关系,彼此互为消涨,粟多了金钱就不起作用,粟不起作用金钱就会多起来。在这对矛盾的关系中粟是主要方面,粟贱且从事农活的人多,购买粮食的人少,农民就贫困,国家必然削弱以至灭亡。其次,粟输入刺激金钱输出,粟输出刺激金钱输入。商鞅认为,一两黄金可以刺激十二石粟流动,大概在当时市场中一两黄金可以购买十二石粟。最后,粟是国家财富的根本,如果国内的粟多,粮仓和钱库都会充实,国家就会富强;如果国内的粟多,且国家以黄金作为国家财富,那么,粟和黄金都会丧失,粮仓和钱库都会空虚,国家就贫困。因此,粟是国家的基本财富,增加国家财富就是增加粟的生产,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来源,土地是国家财富的基本源泉。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且交换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中,重视粟的作用是很自然的,因为,粟是人们的基本食粮。但商鞅把国家财富完全局限在“粟”上,表明他的财富观是一种狭窄的财富观,这一方面说明他极端重视农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财富观完全建立战争供给和国家兼并的基础之上,因为,他否认国与国之间的市场对于国家理财的作用。胡寄窗先生在评价商鞅的财富观念时说:“以商鞅的财富观念与他同时的各家的财富观比较,商鞅的财富观念都要狭窄些。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与儒家的上下同富观念不同,商鞅主张国富民贫,因为,商鞅关心的财富是国家的财富,民是否富应视国家治理的需要决定。

(三)治理理财观念 商鞅理财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强调国家治理对国家理财的作用。他从强国强兵的需要出发,明确提出治理可以增加国家财富,“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商君书·立本》)。商鞅根据国家治理与富国强国之间的关系,总结出强国的三个基本规律,即强国一定要治理,治理一定能够强国;富国一定要治理,治理一定能够富国;强国一定要富国,富国一定能够强国。他说:“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商君书·立本》)。商鞅始终围绕着治则强、治则富的基本原则阐述其强国富国思想,国家治理问题是《商君书》论述的主要问题,《商君书》通篇谈论的是“治”的问题。《商君书·弱民》曰:“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商君书·去强》)。在谈到如何治理国家从而使国家富强起来时,商鞅提出“富国贫治”思想,指出“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商君书·去强》)。国家富足但要按照贫国来治理,国家更加富;国家贫穷却按照富国来治理,国家更加贫穷。商鞅的富国贫治思想与其同时财思想家的节用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从国家治理角度来,商鞅的这一思想更系统、更深刻,它揭示国家治理理财的基本规律。商鞅还从另外一个方面阐述其治理理财思想,他认为,“治国之常,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商君书·说民》)。根据商鞅的群释,所谓贫者富,就是用治理手段督促贫穷者努力生产财物,让他们富裕起来;所谓富者贫,就是用赏赐手段鼓励富者买官爵,让他们的财产减少。因为,这部分人手中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后,会腐蚀农、商、官三种职位,就像人有虱害会危害人的健康一样。商鞅说的是国家中的贫者富者的问题,核心还是国家富强问题,贫者富了国家富,富者贫了国家富,所以,他说:“治国能富者贫,令贫者富,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

(四)利出壹孔观念 壹是商鞅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如“作壹”、“修壹”、“务壹”、“壹言”、“壹赏”、“壹刑”、“壹教”等,是《商君书》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商鞅的思想体系也是围绕着“壹”展开的,其国家治理、富国强兵思想都是阐述了一个“壹”字。指出:“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壹岁者,拾岁强;作壹拾岁者,百岁强;修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商君书·农战》)。商鞅将壹运用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性分析、国家治理、国家理财等各个方面,不胜牧举,今特引用商鞅的几段话,以说明壹的丰富内涵。商鞅认为:“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商君书·农战》)。 “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商君书·说民》)。“守十者乱,守壹者治”(《商君书·靳令》)。“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商君书·一言》)。商鞅将“壹”运用在国家理财中,明确提出“利出壹孔”思想,并系统地提出与之相应的治理政策和措施。商鞅在论述弱民思想时指出:“利出壹孔,则国多物;出拾孔,则国少物。守壹者治,守拾者乱。”在论述国家法令思想时又认为:“利出壹空者其国无敌,利出贰空者半利,用出拾空者其国不守”(《商君书·靳令》)。商鞅的“利出壹孔”思想有两个方面的内容:(1)国家财富只有惟一的来源,即农业,“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矣。”“常官则国治,一务则国富”(《商君书·农战》)。商鞅也提到山泽财物宜为所用的问题,在计算国家地力时要计算山林、薮泽、溪谷等,但在他的财富观念中只有粟是国家财富,只有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来源。商鞅的这种“利出壹孔”思想导致他狭窄的财富观和极端的重农主义政策主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述商鞅的财富观已经谈到。(2)一国之财富只能由国家垄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商鞅没有明确地说明,但商鞅两次变法的政策主张集中体现了“利出壹孔”的这方面内容,目的是为了剥夺分封贵族享有国家财富的权利,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同时,商鞅关于国家术数的论述,集中反映了其国家垄断财富的思想。认为:“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若;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生而致也”(《商君书·算地》)。商鞅认为,一国之内的名利皆应出自国君,国君依靠审数立术操名利之柄,因此,使用名利之权柄不可不审。如果使用不慎,国会有不服之民,主会有不令之臣。人们为什么出生入死去打仗,含辛茹苦去劳作,都是为了名和利,因此,国君垄断名利的予夺之权,并慎谨地使用这种权利,国家就会富强。在商鞅看来,国家垄断财富的享有权并不是完全剥夺臣民的财富,而是要独占财富的予夺之权,杜绝臣民的私利泛乱,“利出壹孔”指臣民财富只能出自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利出壹孔”思想比较甚行,并非始自商鞅,但商鞅充分地发挥了这一思想,并把它全面、系统地贯彻在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中,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他的政策主张中,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是商鞅独特之处。

四、商鞅的农战思想

(一)农战思想的形成 商鞅是极端的重农主义者,他只承认农业是富国之本,完全忽视其它行业对富国的作用,同时,他寓农于兵,强调农业不仅为战争提供财物支持,而且还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所以,他重农是为了强国,从而在诸侯各国的兼并战争取得胜利。当然,商鞅也清楚地认识到,强国必须首先富国,重农首先是为国家积累财富。农战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集中全国一切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并寓农于兵,扩大军事实力。外国经济思想中的重农主义透过流通过程从物质形式去研究生产的增长过程,目的是通过重农倡导一个自由竞争的变换经济秩序,它是“具有封建主义外观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理论体系。”所以,重农主义思想与商鞅“利出壹孔”的农战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正如谭崇台先生所说,“重农学派着重指出,农业部门的兴旺发达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其他部分的优化发展,而农业部门的兴旺发达和随之而来的其他部门的优化发展,必须有一个先决的社会政治条件,那就是取消垄断、排除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竞争”(《商君书·农战》)。商鞅反复强调农战是治国的基本要务,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只有专一于农战,国君才能治理好国家,成就王业。“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壹言》)。“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商君书·农战》)。商鞅为什么特别强调农战在治国中的作用,并把它作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呢?根据商鞅国家理财基本观念,农战是国家积聚一切财力的基本途径。在论述商鞅财富观念时,我们反复强调,在商鞅心目中,只有国家集中了一切财力,才表示国家富了,并且,一国之财物只由农业生产提供。为了扩充国家的军事实力,满足国家兼并战争的需要,专一农战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战国中期,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更加残酷。周初,诸侯及新封国家约有一千多个,到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约一百六十三国,春秋末年,仅有晋、郑、卫、秦、宋、曹、齐、鲁、陈、楚、蔡、吴、越、燕等国,到了战国初期,又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切雄了。国家减少主要由战争兼并导致的。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兼并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强凌弱、众暴寡、大国吞并小国,而是七雄之间为敌,大国与大国攻伐,是国与国之间全面的、持久的对抗,战争是检验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基本标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商鞅提出农战思想,建立战争需求和导向的农业经济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二)农战思想的基本内容 (1)发展农业,富国强兵,为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服务。我们已多次强调,商鞅是极端重视农业的,这一点毋须再述。在农与战之间的关系上,商鞅是从战出发,以战促农,以农养战。因此,商鞅的一切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和政策都是从战争需要出发制定的。(2)兴农战,废巧言虚道。商鞅认为,巧言虚道于国百害无一利,损害国家实力,导致国家虚弱,是劳民之举。指出:“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商君书·农战》)。商鞅所说的巧言虚道主要指“务学《诗》、《书》,随从外权”,“靡事商贾,为技艺”等,简而言之,只有农事和战争,才是国家君、臣、民的正事,其它的都非正事,是巧言虚道。(3)集中财力,杜绝私欲。商鞅认为,专一于农是集中财力、杜绝私欲的最好办法。因为,专一于农会使臣民朴实专一,就会杜绝巧取官爵现象,“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为什么社会中私欲横行呢?都是因为朝廷之中以巧言辩说取官爵,而不是以农战取官爵,导致为臣之人“进则曲主,退则虑私。”“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那些曲意逢迎国君的自私自利之人,不考虑国家之利,都是为了官爵俸禄,都是为了追逐财货。财物集中到臣民的手中,财富越多的人想当的官越大,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大家都去搜刮财物,贿赂上司,以求高升。于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专力学习《诗》《书》,追随国外努力钻营做官;一般的人就经商,搞手工业,都以此逃避农战。如果大家都这样避农战,粮食和国家财富怎能不减少?国力怎能不削弱呢?(4)抟一国力,使民归心于农。商鞅认为,治理国家应该坚决杜绝民力散而不抟现象,“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一,抟之也”(《商君书·农战》)。民力分散不便于统治、使用,又不便于对外作战,因此,商鞅坚决主张集中民力,抟一国力,基本方法是“令民归心于农。”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一则少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商君书·徕民》)。商鞅深知治民对国君成就王业的重要性。集中民力是治民的核心,实行农战,令民归心于农,是治民的基本要领。

(三)农战思想的实施 (1)增加农业人口,发展农业生产。商鞅认为,增加农业人口,会直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秦国当时地广人稀,“人不称土”,对于秦国而言,增加农业人口特别重要。增加农业人口之途径有两条,一是招徕“三晋之民”,三晋“土狭民众”,土不足以养民,农民既受官府压榨,也没有田宅恒产,只要秦国制定正确的徕民政策,就会吸引三晋之民来秦务农。商鞅建议用“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优惠条件(《商君书·垦令》),招徕三晋民众。二是限制国内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这方面的具体措施主要有:按照食口之数征税,且加重役使,“则群淫游食之民无所于食”(《商君书·垦令》),从而强迫他们务农;限制商业服务上活动,如不允许粮食自由买卖、不允许音乐、歌唱和各种装饰品流通,不允许开设客店等,减少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加农业从业人员;限制“大夫家长”大兴土木,不允许他们使用雇工,让从事雇工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国家统一控制山林湖泊资源,让依靠山林湖泊过活的人不再有生活来源,驱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2)公平税赋。按照粮食产量征税,“訾粟而税”,让青壮年农民一心一意地务农业。同时,加重关口和集市的商品税赋,加大商人的税务负担,让农民不愿经商。(3)统一全国法令,规一各县治理方法和管理方式,杜绝奸邪官吏弄虚作假和过错失职官吏隐瞒过失和错误。同时,减少政府官吏人数,建立国家信用,让农民积极务农。(4)禁止粮食买卖,打击商人利益。商人不能买粮食,丰年就不能国积居奇,荒年就没有暴利,迫使商人不愿经商,而归心于农。(5)禁止人口迁徙,保证农民安定,让愚昧无知、浮躁多欲的人专心务农。(6)实行弱民政策,限制人们的奇谈怪论,限制人们追求广见多闻、巧言善辨、游逛闲居等,让聪明的农民无从离开农业。(7)其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禁止各地各种娱乐活动,让农民专心专意地务农;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酒肉的税额,减少酒肉的消费;加重刑罚并实行连坐法,让农民在农业以外不能有其他活动;禁止达官贵人和文人游居各县,以免动摇农心,弃农转业;统一规定征收粮食的运送办法,严禁官吏从中作弊等。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谭崇台:《谭崇台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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