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7 07:59:43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枚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泰兴到上海赶考。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没看见我的名字。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姿态，但老待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上海的亲戚说：“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拍个电报通知我。”
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在上海我谁也不认识，想来想去，想到了在考场上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了他。
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去邮电局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大概在下午4点多钟时，门外响起了命运的敲门声：“电报！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爸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当时泰兴到上海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８点钟考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的渡轮。我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起航的客轮。
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什么动物的声音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８点进行。
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家人又感到纳闷儿：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显然不会是我的亲戚，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还好我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盯着。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消息。那天，我的亲戚没想去看名单，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音乐学院发榜处，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给我发电报。
我心里充满对王次的无限感激。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王次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这更加说明了一点：好人有好报。
那份电报原件已经不复存在，否则我会把它捐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吧！
（崔嵘摘自《郑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