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困局

11月4日下午，浙江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办公室大门紧锁，挂着“外地出差”的牌子。院长室隔壁的行政办公室里聚着几十个病人家属。他们找不到院长张爱民(化名)，就只能在这里情绪激动地抗议：“在你们医院花了4万多，阿德(即病人)的肝病不但没有好，现在还可能转成肝硬化了。4万多块钱是阿德一家5年的收入呀，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事实上，张爱民并没出差，病人在行政办公室“闹事”时，他正在院长室里，向《望东方周刊》自曝医院的“堕落史”，分析民营医院处境的艰难。

尽管记者的声音已压得很低，但张爱民还是提出声音再小一点：“要是被外面的病人家属知道我在这里，估计又有好几天要烦了。”

在接受采访时，张爱民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10年前雄心勃勃回家乡办民营医院，资产一度达到几千万，没想到落到今天连病人家属都不敢见的地步。”

事实上，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13万家非公有制医疗机构，但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民营医院，只有1000多家。而真正依靠自身积累、从小诊所发展到综合性大医院的民营医疗机构，更是少之又少。

一家民营医院的“堕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爱民凭着满腔热情，在当地政府的盛情邀请下，在浙东一个新兴小镇创办了一家民营医院。

张爱民告诉《望东方周刊》，医院刚创办时，形势真的很好。当地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办医院，他办的是美容特色的综合性小医院，各地赶来美容的、附近居民来看小毛病的都有，很快，医院就从租用的楼房里搬到了自己新建的医院综合楼里。到了21世纪初期，医院资产已有数千万元。

但到了2001年前后，医院的发展陆续出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当地的民营医院陆续创办起来，国有医院的经营机制也活了许多，竞争对手一下子多了。另外，民营医院属于营利性医疗机构，准备扩建时却遭遇了高地价难题。“国有医院扩建是按划拨用地算费用的，而我们民营医院要用市场价才能得到土地，因为成本太高，最后扩建的事不了了之。”

民营医院招到好医生也很难，因此医院在病人中的号召力一直不大。

“最为关键的是，最初的投资人不明白医院是长线投资，只考虑近期回报率，他们看到医院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有几千万资产，就想着怎么分红，没有心思把医院做大做强。”

几个股东为分红和医院发展方向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谁都不服准，最后只好决定把医院承包给了持有股份的院长，而院长为了短期内完成承包利润，又将医院下面的科室层层转包，最后，该医院成为性病专科、江湖游医的汇集之地，医院的名声也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医疗环境下，出现篇头这一幕，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好医生一般不愿去民营医院

温州一家民营医院苦心经营已有7年。院长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告诉《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民营医院的水平和国有医院相比，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我认为，民营医院最怕的就是人才匮乏。”

他分析说，国有医院的医生，都有事业编制，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所以，哪怕你开的工资比国有医院多一倍，有些名医师和好专家也未必愿意跳槽，理由很简单，这些医生要想赚钱，完全可以做兼职。跳槽到你这里来，还要从事业人转变称社会人，不划算。

一个例子是，南京一家民营整形医院想以年薪50万挖一名业务副院长，南京某公立大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主任也不为所动。

这位主任不去民营医院的理由很简单：一是民营医院普遍规模较小，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上，其抗风险能力明显不如_人医院；其次，公立大医院学术上有医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作为依靠，教学、科研、临床三者紧密结合，发展后劲足，而民营医院纯粹做市场，在技术上极度易落后；第三，一些民营医院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投资者和管理者矛盾重重，让人感觉很不稳定。

张爱民院长告诉《望东方周刊》，“现在民营医院聘人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大医院退休人员，但是这些人因为年纪大了，内科、中医类的还能用，外科、妇科等就没法用了。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在濒临倒闭的厂矿职工医院、乡镇卫生院，或者西部、中部医院中资质平庸的普通医生。”

台州博爱医院的孙捷院长告诉《望东方周刊》，“除了事业单位待遇之外，民营医院的医生在职称评比，等许多方面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

很多患者难以相信民营医院

据三九健康网的调查显示：高达79.3％的民众对民营医院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有媒体称：欺诈、价格不真实和急功近利是目前民营医院的通病。

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的6家民营医院院长中，都承认民营医院或多或少比国有医院要不规范，具体表现为：有的医院将科室层层转包、医院成为江湖游医的根据地、虚假或夸大其辞的广告、销售各种“包治百病”的假药、假医疗器械、药价奇高、用药量不科学、违规行医，等等。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诚信。

既然患者心目中民营医院是没有公信的，那么民营医院发展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出公信来。但是，中国许多民营医院，创品牌和开拓市场的方法，并不是依靠患者的口碑传扬，而是依靠狂做广告的速成法。

宁波的一家小型专科医院的院长承认，该院的经营成本当中，广告开支超过药品采购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他认为，广告当中或多或少有点夸张成分，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因为竞争对手吹得更夸张，造假更逼真。

北京有一家民营医院，自称已开发出了某种中草药制剂，治疗癌症的成功率为100％，这样的广告，也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方式四处。

与国有医院不在一条政策线上

多数院长认为，事实上，无论是人才困境，还是诚信危机，其实都和民营医院没有“国民待遇”有关。

浙江的一位民营医院院长向《望东方周刊》倾诉了非典时期遇到的“不公平”：“2003年4月，我们所在区把抗非典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尽管是民营医院，但也是区里规模排在第二的医院，我们专门派出了两台医务车，七八个医护人员，送出几千元各种药品，在我们区的医院中可以说是出力最大的。但等到非典结束后，区卫生局分发抗非典的事业经费，人民医院拿到了50万，其他二三家小一点的国有医院每家拿25万，我们仅分到了1.5万。当时我真的傻掉了。”

福建吴熙妇科医院吴院长认为，困扰民营医院的还有医疗设备审批制度。他说，医院要引进超过10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须经卫生部门审批，每年还有额度限制。光这一条，就卡死了不少民营医院向大型综合性医院发展之路。

民营医院的院长们普遍认为：最大的歧视来自医保定点医院的选择上。

上海目前有200多家民营医院，仅有23家加入医保，这部分主要是老年护理医院和精神病院。上海170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医院因为没有医保定点资格，就只能为剩下的700万人服务，而且这700万人同时也是国有医院争夺的对象。上海每年100亿元左右的社会医保经费，几乎没有民营医院的份。

民营医院成功的三个苛刻条件

民营医院中也有成功者，比如台州市博爱医院。

台州博爱医院创办于1996年，初创时只有480万启动资金，医院综合用房是租来的，院子里还都是碎石，但就是这样一家小型民营医院，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成为一家拥有1亿多固定资产、净资产8000万元的以骨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

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告诉《望东方周刊》，“民营医院要做大做强，它需要具备很苛刻的先天条件，并不是每家民营医院都具备这些先天条件。”

首先，办好民营医院首先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政府是不是支持你办医院，让你办了，他又会给多少优惠政策。你有没有希望成为医保定点医院，你能不能被评为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些都要政府说了算。

股权设置和投资人的眼光也很重要。孙捷认为，如果股权控制在一个不懂办医规律、急功近利的人手中，那这家医院肯定失败。好名声是医院吸引患者的关键，而培养好名声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如果把医院当成工厂、餐馆一样要求几年收回成本，那这家医院完蛋。

第三是要有具有鲜明特色的专科门诊。孙捷认为，国有医院提供的多是一般性医疗服务，而专科的高精尖医疗服务在国内十分缺乏。因此，民营医院创办之初，必须有一两个特色鲜明、技术领先的专科，将其打造为核心竞争力，在资金、人才和技术有了飞跃性进步之后，再和国有医院展开全面竞争。

期待改革

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医疗市场，只要是定位准确、经营得当的民营医院，都应有希望成功。

孙捷认为，如果要让民营医院的成功发展从特例成为常例，就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最终目的就是让民营医院和国有医院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的民营医院院长一致认为，目前民营医院遭遇的不公平，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

卫生局是整个卫生系统的监管者，医疗事故的鉴定、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行政审批、调节医疗纠纷等等，都是由卫生局负责的，可以说，卫生局对医院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另外，卫生局还是国有医院的主管主办单位，辖区内国有医院，都是卫生局直属事业单位。对国有医院在人事、分配等各个方面都有决定权。

他认为，卫生局相当于国有医院的总医院。如果把医疗市场竞争比作一场比赛的话，那么卫生局行使监督职能，他好比是裁判员；他作为总医院，他的儿子“各国有医院”又是场上的运动员，和民营医院是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会不会偏向他的儿子呢?

在采访过程中，多数民营医院院长认为，卫生部门的行政监管体制改革，远比国有医院产权改革紧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