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礼乐世界

礼的精神：有序，中和，敬重。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但以儒家为核心的礼乐秩序，1905年在教育体系中退出，而其最赖以存在的组织――家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也破碎解体，加之外界的汹涌变化，礼之式微，是其命运。

当在地铁上打开《礼记》，进入一个文言的对人世充满关照与敬意的古老世界时，周遭是拥挤的人，毫不避讳大声打电话声音，两三人互开玩笑声，山寨手机响亮地播放着粗鄙的流行歌曲。强行钻入旁人耳朵……一种奇异的感觉袭来，望向窗外，地铁正经过一个工地，去年那里还是一个村子。

这就是奇异现实：一个古老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它的典籍所期冀的礼治世界早已崩溃。它的后人面目模糊，不明，在一片焦躁大地上身不由已地跟着时代急速前行。

文言已陌生，那个世界更加陌生，合上书。《礼记》是真的，周遭也是真的。到站，地铁闸门打开，上下车的人对冲在一起，一阵急躁。

礼之典籍　先民之心

礼的典籍有三部：《仪礼》、《周礼》、《礼记》。后人称为“三礼”。仪式每个地方部族都有，用以事神致福，在蛮荒的世界里获取确定的力量。但神秘的是，我们的祖先，创制出礼来规划日常的政治的生活。到周时其成型完备，到春秋时礼崩乐坏。

《仪礼》。我们翻开，必要惊异，不耐烦，据章太炎先生说。在东汉，儒者也嫌其繁琐，为其作注者极少。这似一本剧本，行文古涩而直接，详细记录各样仪式具体如何执行，涵盖繁杂生活之各面。据说《仪礼》是周时专司仪礼人员的工作手册，比如相见之礼。拜访者与接见者一对一答，最后终于“主人请见”。莫名地，感觉像看京戏武打，梆子锣鼓一阵敲。两个演员互相比划，你来我往，然后伴奏一收，主角往舞台间一站定，两手挥于身前后，头猛一侧抬，作睥睨态，眼睛圆睁。算是胜啦。京戏里这一套做下来有规矩，相见也有这样的规矩。

《周礼》多记家国制度。传为周公旦所著，其实是有周一朝断续添加修改所成，为当时礼典，涵名物制度，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淘洫道路，草木虫鱼。或有人比之日中国的《理想国》，在《周礼》的构想中，以王城为中心，家国大小相套，向远方延伸出去，人们有序地各在其位。

《礼记》行文语气似是对古籍的一种注释，也是汇编的集子，作者亦非一人。相比于另外两部的具体化，《礼记》里开始探讨礼的起源，也许暗示了儒者的某种不安，他们要为礼找到存在的终极根源。先是归之于先王，最终他们找到“天道”与“自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

在晦涩奇妙的《仪礼》与《周礼》里，体会到一种先民的理想之心与文字崇拜，礼仪记录成文字，然后后代照此临摹，仿佛就可以有美好世界，如同书法。而在《礼记》里孔子现身，他站在礼衰败的尘埃里，忧伤地回顾古时。他自小酷爱习礼，但屠龙术成而龙已不在。他发现了人心，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孔子对于礼乐传统的突破就是将礼的实践动力放之于人心：仁。

“所以文明就是‘礼’，但‘礼’不能离开‘仁’。如果里面、外面是不相和的，那就发生分歧了、分裂了。分裂就是假的了，假的就造成许多很坏的现象，所以孔子要进行一个精神上的改革。所以他就提倡‘仁’跟‘礼’要配合，‘仁’不只是穿什么衣服、拿什么东西；‘乐’也不只是敲锣打鼓，而是要表现一种内在的精神。”

周礼崩坏终不能再现，但在一个大的传统破碎之基上，孔子造出新命。

礼乐风景世上人家

读典籍，由于国学根底有限，不敢从学术角度谈论。只是把它们当做一本古人写的书，阅读、体会，得取其中有趣意思。粗浅阅读中，看到著者一种希冀之心：让人世的秩序遵从自然，像天地一样有序，人与人皆有情有义。

这希冀之心在各种关系上发力：

人与天地。所以有祭祀之礼，敬畏一种莫名力量，使人有仰仗，知道自身有限，而祖先逝去之后，也在这天地之间，他们的魂魄护佑后人。中国有清明扫墓习俗，正是一年中好时光，上坟之人给逝者说话，来看望啦，似是先人就在那里，共享春漫。

人与自然。《礼记月令》一章，罗列一年四季人们追随自然变化在各个节气应当行的“令”，口吻切切。那时是农耕社会，事关吃饭问题，所以对自然变化特别敏感。对自然有一种尊重，讲究感应自然的“息”。经年累月切身体会，把一年分成节气，而又将一年万物生长历程都记录下来，叫做“物候”。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分为三候，以芒种为例：“一候螳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多么细微，这是一种无意的有情，大约就是亲的意思。人们同自然很亲很敬，所以在自然风景里要端端正正。不得随便。中国人的节气感催生出很多礼仪。

人与人。教育学习，成人仪式，饮酒宴会。婚嫁丧礼…・・一切有条不紊，每个民族都有理想，礼的理想就是使一个人一生都在人世恰当地活着。

礼的精神：有序，中和，敬重。之后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饮食的动作。音乐的节奏，建筑的规制，服饰样式与颜色的组合等等皆随礼之意而赋形，胡兰成将之称为“礼乐风景”。在《中国礼乐风景》一书里，他这样分析了中国的建筑如何体现着中国人“礼”的精神，如中国一般家庭建筑：

“是人家分个内外，前院门庭清肃，后院妇子熙熙，清肃是天德，熙熙是人私”，“以前院为什么，通于朝廷的廷与殿，后院则是晏私之地”，“所以是风景，古诗里写前庭与华堂，词里则多是写的后院内室。前庭与堂前的是男人的日月，后院内室的则是妇人女子的光阴。中国特有帘之美，即是因于内外，如云‘重帘悄悄闻人语’，又且焚香，如云‘炉香静逐游絮转’，香是人家亦与神近。”

好一个世上人家。

惊马狂奔　礼失何处

中国虽治乱频仍，但底子上却有一稳定的礼治结构。其秩序、礼俗、器物，一次次在残酷的兵荒马乱之后恢复过来。

但儒家在明朝开始转向，自王阳明始，在日用常行上努力。而渐失动力去行致君尧舜之道。1905年科举废除使儒学从教育体系中退出，这给以儒家致命一击。辛亥之后，儒家更是节节败退，一点一点从政治建制上剥落。终于，殆尽。

而很久以来，礼治秩序仍是中国乡土的常态。大城市里风起云涌，而乡土缓慢细微变化。在乡土社会里，人们安土重迁，生于、长于、死于斯地。一代代人遇到差不多的问题，而一切都早已有方法解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所以中国多有家训，一个老人把为人做事的经验传给子孙。读曾国藩家书，看他指导儿子读书为人之事，记忆深刻的是有几封信，曾国藩反复叮嘱曾纪泽“力行迟重”、“走路宜重，说话宜迟”。每看至此，眼前便出现一幅情景：一个年轻人，走路很快，走着走着想起他爹这句话，抬起来的脚便稳稳放下去。踩到地上。

但这个图景开始破碎，时间突然变快变密，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化，年老的经验忽然无力应对新世界。许多新事物出现，翻滚，旧有的处世方式惊慌地四散而去，贴不到新事物身上。费孝通先生亦身处大时代之中：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

这句话写于1947年，紧接着时代列车更为急速地狂奔。传统被甩得更远更远。从服饰到建筑、从艺术形式到人际交往形式等等，中国人日常生活也天翻地覆变化。

一种价值观或者信仰的传播存活必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信奉其的组织；二是有传播其的教育系统。以儒家为核心的礼乐秩序，1905年在教育体系中退出，而其最赖以存在的组织――家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也破碎解体。加之外界的汹涌变化，礼之式微，是其命运。

一切太为剧烈的断裂都会引发后遗症状。今夕已是现代，那具体的礼仪形式可以不，必再来恢复，但礼那种精神――对自然、对他人、对事物的尊重、克制、平和的态度，正是目下所匮乏。今日中国，在牛奶里掺三聚氰胺，在煤窑里让孩子当苦工，不加节制开垦自然，水变黑变脏，天变阴变暗，沙尘吹起，河道干枯，绿地成漠……仿佛时日无多，能用的全都用了，来不及，来不及啦。

出得地铁。摆满小摊的狭窄过道，人流纷攘来往，拉活儿的汽车与三轮还不断往里挤，汽车喇叭声不停，每一个都觉得别人挡住了自己的路。急躁、喧闹、盲动，走着看着，不可想象这曾是一个礼仪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