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成就了尹珍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家学师承、人格品质和历史政治的 角度分析是什么成就了尹珍。

关键词： 尹珍 历史文化 家学师承 人格品质 历史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83-85

尹珍是古往今来被贵州人尊崇奉为圣人级的人物，被誉为"贵州文化第一人"、"贵州文化的奠基者"。然而正安何以开贵州文化风气之先？是什么因素成就了尹珍？笔者通过对历史的审视与研读，试图揭示这其中的缘由。

历史文化

翻开历史的长卷，不难发现，尹珍的出现，既有移民的因素，亦有文化的原因。刘学洙先生在《贵州开发史话》一书中这么说道：“古代贵州的开发，实际上是从周边往黔中腹地的延伸的。巴蜀文化由北向南的流入，黔北正好得开风气之先；湘楚文化从东向西传布，黔东一带首受其益……”

尹珍的故乡正安地处川南通往黔北的延伸点上，自古以来受到巴蜀文化的熏染和影响。随着历史开发的进程和移民的涌入，到了汉晋期间，川南一些夷汉大姓迁徙到贵州，其中迁来的就有有龙、傅、尹、董等家族。尹珍的祖先来自“三蜀”(即蜀郡、广汉、犍为)，在新的环境中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两汉时期，豪强大姓成为封建王朝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对统治者而言，得之拥护则国家太平，江山永固；失之拥护则天下大乱，身死国灭。对豪强大姓亦然：这些拥有大片的土地和武装力量的地方势力，依附朝廷可以势力坐大，声威显赫；反叛朝廷可以割据一方，进而称王。

汉刘玄更始年间，天下大乱，扶风茂陵人公孙述进据成都，自为蜀王，然而他的割据却遭到牂牁龙、傅、尹、董等大姓的抵制。这些大姓遣使赴北方向光武帝刘秀输诚效忠，愿“保境为汉”，刘秀对此十分赞许。其扫平天下后，更加重视与豪强大姓的关系。

其次，成就尹珍的另一因素是“光武中兴”。刘秀即位后，从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得到了教训，为了维系统治，他屡次释放官私奴婢，并减轻田赋，兴修水利，实行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因此经济得以恢复，阶级矛盾趋于缓和，文化亦随之繁荣。

文化素来是封建统治维系统治的重要武器。东汉初年，今文经学独行其道，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的主流。今文经学中的谶纬之学，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据史册所载：刘秀因谶记中的天命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为此，他取消了太学中古文经学博士，将今文经学推向独尊的地位。明帝、章帝承其遗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尽管刘秀取崇尚今文经学，然而士人学习古文经学的热情未减，特别是从古文经学中找到改制的历史依据和解决现实危机的典章制度模式，更是深得人心。在浓厚的学术环境中，到了东汉中叶，古文经学出现了许慎、马融、郑玄、服虔、卢植等大师，官学、私学兴起，讲学之风随之盛行，学术论争十分活跃。

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中，中原文化的流风遗韵，越过千山万水，吹拂到西南地区。尽管尹珍身处被人视为“荒裔”的黔北，但自幼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萌生求学京师的念头。

地理环境

西方史学界曾经流行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意即地理环境决定着该地域民族的气质与个性。中国自古有“人杰地灵”之说，意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什么样的人才。清代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中，对贵州的地理环境造就的人才，亦有是说：“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磊落峻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为巨人。”

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先生综合了以上观念，使其更加明晰而具体。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认为中国北方“寒带之人常悍然”，南方“温带之人常文弱”，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长期进攻中原，给汉族封建政权造成巨大威胁，原因是他们“长于猎牧之地，常与天气与野兽战”，养成了“好战狠斗”的性格，“不喜土著而好侵略”。

尹珍的故乡正安，溪流纵横，峡谷遍布，山高坡陡，奇峰林立。县境之内，主干河流芙蓉江，发源于绥阳县，经道真流经四川省武隆县注入长江。芙蓉江碧波荡漾，清澈秀美。河流千回百转，沿岸峰峦叠翠，给人美不胜收之感；芙蓉江的分支溪流达561条，流遍山村乡野，将正安妆点成山清水秀，万物丰茂……

正安不仅自然风光绮丽，而且有不少人文积淀的名胜古迹，如石笋峰、龙女洞、天楼山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先师陈福桐先生当年游石笋峰时，在《地灵，美不过芙蓉江水》中留下这样感受：“单说这石笋峰，距县城不到三公里，山峰耸立，名曰‘石笋凌霄’，从山脚到峰顶的八个“之” 字拐处都有庙宇，暮鼓晨钟，饶有兴趣。自下而上山势之奇特，殿阁之秀绝，堪称鬼神工鬼斧。”

俗话说：“山水清绝之地，必出才华卓异之人。”有如此清奇的山水的正安，孕育出尹珍这样的先贤文人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家学师承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尹珍出生于正安豪门大姓——尹氏家族。尹珍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家学与家风的影响下，把“少而学之”、“壮而行之”、“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随着年岁的增长，敏而好学、尤喜读书的他已不满足家中的藏书，求知欲望驱使他寻觅自己心目中的大师。对尹珍来说，默默无闻、终老乡野实在难以接受，立言、立德、立功是才是他人生的理想；要想实现理想与抱负，惟有走出黔山，前往京师，向当代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师学习经典，才能站得高、飞得远，才能在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才情，实现理想……

翻过绵延群山，历经舟车劳顿，尹珍来到了洛阳，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经学大师许慎，并向其表达拜师求学的愿望。许慎对这位万里求学，不辞艰险的南荒青年印象十分深刻，于是纳为弟子，悉心教导。

《后汉书·许慎》有如是之语：“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是明、章之世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其所著《五经异义》10卷和《说文解字》15卷，意在抬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反对今文经学的专事发挥而不重训诂的流弊。其著述影响深远，为士林所推崇。

求学期间，尹珍不仅精习“五经”，也花大工夫研读《说文解字》，并在许慎的指导下研习篆书，攻习汉隶，从而学业精进，才识宏通。之后，尹珍又向今文经学大师应奉学习图纬之学，从而“通三才”。

责任感与使命感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28岁的尹珍返回了故里。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看到家乡落后的文教面貌，尹珍感触颇深。尹珍是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士人。对其而言，倾其所学，惠及桑梓，是其理想，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其天职。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投身文教，兴学育才，于是 “手创草堂三楹”，以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而取名“务本堂”。务本堂是一座一正两横呈“品”字形的木结构的三合院，中间是正堂，是讲学的地方，可容学生数十人听讲。

尹珍对入学者十分认真，对此采取两阶段教学法：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的是蒙生，教其识字读书。识字重在记住字形、笔划，分辩异同；读书则重在诵读，理解文意。第二阶段则是在启蒙的基础上，授以儒家经典，使其领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与此同时，授以文字之学，兼习书法，从而完善他们的人格和文化素养。

尹珍学识深厚，加之躬行实践教学，致使务本堂遐尔闻名，周边向学之风兴起。见到如此势头，尹珍将讲学的范围扩大到川南、黔北，游走于绥阳、印江、铜仁、独山等地及四川南川、綦江一带，讲学授徒，传播文化。

在尹珍的不懈努力下，黔北、川南的文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世代“以射猎为业，不知耕种，长幼无别，不知礼义”的西南夷民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及其道德风尚，对这为文化的开拓者，“凡牂牁旧县，无不称其先师”。

历代政治的需要

自两汉以来，匈奴崛起，不断骚扰中国的西北边疆，给汉王朝造成巨大压力。匈奴连年攻扰，杀掠人畜，迫使汉王朝重定“和亲”之约。西汉之时，李广、卫青、霍去病多次北击匈奴，张骞亦出使西域，然而始终未能根除边患。汉武帝时，张骞派使者至滇国。滇王当羌亦问：“汉孰与我大？”使者还报，武帝对此有所警惕，开始留心西南之事。东汉初年，西北边患未了，南郡“蛮”起而反汉，武陵（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包括今湖南沅江流域以西及毗连的鄂、黔、桂一部）“蛮”趁势而起，响应攻汉。汉伏波将军马援请缨征南，进至壶头（今桃源与沅陵之间沅江南岸山地）中疫病死。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为了孤立和打击北匈奴，派班超出使鄯善、于阗，西域复通……

面对周边地区长期不平静的形势，东汉王朝穷于应付，当得知尹珍在“西南夷”创办“南学”的消息后，自然十分赞许。因为尹珍将中原文化传往“化外”地区，对消弭民族对立，维系封建统治大有裨益，这不仅与封建王朝消弭动乱、安定边疆的怀柔政策暗合，亦符合《论语·季氏》中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古训。在朝廷的关注下，经地方举荐后，尹珍进入仕途，官至荆州刺史。之后，尹珍的事迹竹帛留香，范晔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录了尹珍汉文化带到“荒裔”的事迹，有“于是南域始有学焉”之语。

尹珍之后的千余年间，由于中央王朝不断地更迭，对西南地区的控制鞭长莫及，文化的渗透微乎其微，尹珍的影响亦随之淡化。然而到了朱元章建立明朝后，把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他明白地指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并责令贵州官员“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尹珍这位汉文化的传播者——黔地文化的开拓者，又被推到了尊崇的地位，奉为很有启迪性的典范人物。那些入黔官员又是重修务本堂，又是为尹珍撰文刻碑，以此激励士人，树立风气，维护道德。到了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在“开辟苗疆”的过程中，为了打破当地落后封闭的面貌，并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他又又祭起了尹珍这个偶像，以汉文化作为弱化苗疆人民的反抗的武器……

历代入黔官员和贵州民众对尹珍赞誉有加。为纪念这位先贤——贵州文化的开山之祖，各地先后修建了尹公祠。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贵阳阳明书院设立了尹公祠，后于清末毁坏。清嘉庆年间，贵阳扶风山阳明祠落成，特在祠左边修建尹公祠，作为配祀。时任清嘉庆年间贵州巡抚曾燠游阳明祠时，特在尹公祠堂柱上撰联曰：

“北学游中国，南天破大荒。”

清道光年间，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在湘川书院内建汉三贤祠，奉祀舍人、盛览、尹珍三位汉代先贤。之后遵义知府平翰巡视正安时，对尹珍这位先贤赋诗云：

正安拓土肇汉唐，后先黔蜀劈岩疆。

州人久已习礼义，近复敦固非蛮荒。

巴山剑阁以臆度，芙蓉江水烟苍苍。

凭高吊古发深省，文献不足徒彷徨。

旧闻尹子此讲学，至今务本留其堂。

我来俯仰敬陈迹，斯人千载留馨香。

斯人已逝，贤名永存。尹珍北学中原、教化南域的事迹和精神，不仅在古代有相当的意义，而且对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今天，市场经济大行其道，传统道德受到极大冲击，在人欲横流、世风愈下的社会现实中，弘扬尹珍的“务本求实，敢为人先”的精神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亦是提升民族道德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