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光鲜背后多辛酸

如果说精神病人是这个社会里边缘人群，那么精神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也是对等的弱势群体。他们职业生涯与同行相比枯燥而充满风险，备受偏见，多获得的，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们身后的社会万象。

收入低风险高 因为高考志愿上填了“服从调剂”，付冰冰被医学院调进了刚刚成立的精神病学专业。他曾希望通过考研转到神经内科，但考研失败将他“推”进了安定医院，在2009年8月进入了住院医生的“五年培训计划”行列，成了病人眼里的“小大夫”之一。工作满两年后，付冰冰通过了院里“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门诊的资格。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门诊，与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诊室里，平均每人要看五十个号。在每个病人四元钱的挂号费里面，医生只获得八角的报酬。

更多的工作时间，付冰冰是在住院楼九病区的值班。在那里，七八个年轻的医生每个人要负责十位左右的住院病人。有时赶在他值班时一天新来五六个病人，那就连饭都顾不上准时吃，遇到躁狂症状的病人，被抓伤也是常事儿。

与专门治疗抑郁症的九病区不同，姜涛负责的八病区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毒瘾和酒瘾等更具攻击性的病人。这里的医护人员，要懂得在病房里保护自己，不留给病人袭击的空间。曾经有护士靠在椅背上午休时被病人用毛巾勒住了脖子，幸好被另外一个清醒的病人救下；也曾有幻听的病人对怀孕的女医生说：“我想看看你的肚子里是什么”，医院知道后只能安排女医生放假。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 在做住院医生第二年，姜涛被“转”回当时收治重症病人的北锣鼓巷院区。也是在这里，姜涛第一次被病人袭击，一个高他一头、身体强壮的女病人因为抗拒住院，挣扎时一拳打飞了他的眼镜，他的眼眶肿了好久。“当时的工资条上，有一个栏儿里写着一块钱，我开始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钱，后来老医生告诉我，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行业风险补贴。”姜涛说，“现在好多了，补贴已经变成保险了。”

也是那一年，姜涛每月的工资“翻了一倍”，可以拿到二百元。当时一批国外药企进入中国，他的很多同学都去做了医药代表，同学聚会，一位在药企的同学给他看一张一万四千元的工资条，让姜涛来公司跟着他干，姜涛回家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虽然说做药代也是体现了一种价值，但我觉得，它跟我最初选择学医想实现的价值还是不太一样。”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在休息的周日下午，他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在皇城根儿那块的胡同来来去去，怀疑自己是否在浪费青春”。

医生的情绪 不过与病人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最让精神科医生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今年在九病区住院的一个来自农村、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她的母亲对医生的医嘱始终不以为然，一直认为女儿之所以得抑郁症，“就是学上得太多了，就不应该读大学”。母亲的落后的观念不只无助于女儿的康复，甚至会加重她的病情。在第一次出院后不久，她就二次入院，症状从抑郁到抑郁加躁狂。

“每当看到那些对病人不理不管或发脾气的家属，我就特别想吼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病人需要照顾吗？”付冰冰说。

“天才与疯子只有一念之隔”，精神科医生也常常因为目睹了太多的天才殒落而感叹惋惜。在付冰冰的记忆里，有一个曾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的钢琴天才，因为洁癖和强迫症，总是感觉琴键很脏无法下手去弹，住院的时候，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在厕所里重复着冲马桶、洗手。“如果不得病，他也许又是一个郎朗。”

“要说这个职业对我的影响，我想就是到现在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对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了。”姜涛说，“有时会有一种惰性，不再好奇。不过这种惰性不是专业上的，毕竟专业是吃饭的家伙，也关系到别人的命运。”？笪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