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野下王富仁的文化观

王富仁的研究中，“文化”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正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使得他的理论研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格。他对古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做了清晰的划分和深入的解析，将中国社会、国家、个人的命运与文化相联系，拨开隔阂与偏见，以自己真实的体验与情感挖掘中国人文的源流。本文也将就其文化观点进行总结与思考，进一步认识王富仁的文化研究。

一、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观

正如王富仁所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同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一样，不仅有着历时性的关系，同时也有着共时性的关系。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有着历时性的意义，同时也有着共时性的意义。”文字作为人类文明最广泛，最悠久的传播媒介，其本身具有强大的超越性，它能超越时间和地域，将不同的文化相连接，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我们能从先秦哲人的论说中发掘本民族精神的渊源，也能从古希腊神话中感受异国先人的奇幻想象，还能从古籍珍本中还原消逝的声貌。文化在历史的演变中虽然不能完全保留，但其历时性依然给予文化不曾断绝的脉络，使其有迹可循。因此对于文化的思考是一种有意义的追本溯源的开掘，需要站在历时性的角度承前启后。共时性决定了文化是一个自由多样的平台，尽管由于许多自然或历史的因素，文化障碍一直存在，但文化的共时性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人们渴望新鲜的，独特的文化形态，单一甚至专制的文化只能催生文化交流的更大的欲求，它突破了狭隘的甬道将不同的文化传送给渴望汲取的心灵。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构成了纵向发展，横向扩散的立体的文化结构，这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结构。民族的即是世界的正深刻体现了文化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是互利共存的。拒绝先进的时代文化，忽视文化的共时性，只能将自己与封建社会埋葬在故纸堆中。而如今西方文化无孔不入，年轻一代以洋为崇，汉语文化处于边缘地位，优秀的文化传统逐渐丧失，忽略了文化的历时性，将会断送民族的文化命脉。所以对于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我们都应该重视，忽视其一的做法已经证明在当下是不可取。

二、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额的逆向性特征

在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历时与共识的研究中，王富仁提出了中国近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首先，文化是绵延发展的，但却不是以一种固有的形态和内涵。其中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变向，如河流的改道。有人会以为是断裂，但其实是文化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在近代以来尤为突出。中国古代由于儒家文化的霸权地位，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革新举步维艰，发展缓慢。但随着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各种思想文化涌入中国，冲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酝酿着一场文化革新。而这里的逆向性是以西方文艺复兴后文化的发展为参照的逆向性。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和启蒙运动对理性和科学的崇尚摆脱了封建落后的社会形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中国一度繁荣发达的文化却将封建社会绵延至清朝，而不能与时俱进，落后于世界。觉醒的中国改革者首先发展了洋务运动，它希望通过引进西方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实现物质发达。洋务运动单纯的物质追求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为腐朽的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也不能真正是国家富强。而当时的军事和机器技术的教育并没有解放人们的思想，只是培养了使用机器的工具。之后的维新运动，追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对封建专制的反叛具有进步性，但对于西方历史来说却退回到了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使制度与国情脱节，思想观念仍然是封建儒家的民众是无法硬套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内的。没有真正启蒙的国民和维新运动又一次逆向地追寻西方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个人的解放，重视个性，创造，要求打破封建道德的束缚，西方物质生产力是在精神解放，文化革新的支撑下得以进步的，是内在矛盾的自然运动，具有内在的和谐性。而中国近代是在物质追求的驱动下引进西方文化，文化依赖于物质发展和西方理论，具有落后性质。建国后文化成为政治附庸，至发展到极致。改革开放后文化又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工具，成为物质追求下的边缘体。渐渐失去独立性和启蒙作用的文化成了西方理论的诠释。这体现在理论在前，创作在后的局面。学术和文学创作将理论奉为圭臬，理论的兴盛带动创作潮流。“‘理论-创作’的逆向性理解中，理论是先在的，它不是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而是从外部引进的一种要求，一种需要，创作是要满足理论的需要的。”

三、个人感受上的独立的文化观

王富仁强调知识分子的写作或是学术要建立在自己真实的感受之上，不能被先验的理论或意识形态束缚，要还原文化的真相，以一种良知和勇气探索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研究。我们对于文化上独立性的呼吁是由于中国人向来在各种思想枷锁的束缚中得不到解放和自由发展。语言上，古代文言垄断着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这种官方话语形态随着不断僵化到八股文发展至极，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屏蔽着广大下层人民的经验表达。中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打破了文言文的桎梏，使语言回归到个人真实感受的本质上，语言表达与思想感情形成内在的统一，并形成各阶层通畅的交流平台，每个人都被赋予表达的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族精神的激活。而儒家文化与政治权利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绝对指标，为儒家是瞻的文化专制下形成的是僵化封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习，感受，思考囿于儒家思想框架内，且这种文化也仅是走上仕途的阶梯，不具备文化独立思考的属性，而被政治左右。而当代中国处于国际化当中，西方文化和理论被广泛引入，在此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迷失在西方理论中，又将话语权转交给他人，以洋为尊，将我们的文化强置于另一套理论体系中，生成了许多不中不西的文化现象，理论的过剩使我们无法独立思考，在“权威理论”之下，中国文化的精神成了理论的诠释，更为一些伪学术提供捷径。归根结底，是我们不再以自己真实的感受来思考，丧失了文化的独立性，是我们的研究脱离了真实的生命体验，不能使我们的文化从表层的热闹中沉静到一种基于自身的，民族的，现实的感知与探求中。外在的束缚压抑了中国人太久，麻木与妥协使中国文人很容易失去独立品格而寻求一种体制的服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