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需居安思危

在好时光里，每个人都应该仔细思考景气能否持续，增长减速情形的回归是否会带来风险

近几年来，全球见证了这个时代罕见的经济繁荣。在金融市场，全球银行正以较低的利息赚取着可观的利润，货币市场波动不大，新兴市场的资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也出现高涨。

在这样繁荣的态势下，监管者须居安思危。

监管者有时会无意加重市场的周期性，对此有一个经典案例。1988年《巴塞尔协议》规定，一级资本金（或称核心资本金）由实收资本和留存收益共同组成，金额总计至少应达到所有风险资产的4％。当年，各方就《巴塞尔协议》进行磋商时，日本方面坚持提议，二级资本金不仅应包含次级债，还应包括银行所持有公司股票的未实现利润。这是因为在主银行制度下，日本银行在企业中持有大量的小额（份额低于5％）交叉股，他们向来都比其竞争者保持着更低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鉴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影响力，日本的倡议最终被采纳。

但是，这导致了大家从未预料到的灾难性后果。

首先，股价越高，日本银行的资本金就越多。最显著的危害是资本金越多，银行的贷款能力就越强。8％的资本充足率，便意味着资本金每增加1美元，银行就可以将其贷款额提高12.5美元。

其次，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增势良好。上升的股票和资产价格与坚挺的日元一起，在日本国内外都造成了巨大的贷款泡沫。日元越坚挺，日本银行提供美元或者其他货币海外贷款的意愿就越强烈。

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银行成为了国际银行业市场上最大的放贷者。随着持续的贸易盈余，资本出口也有利于日元保持升值态势。东京证券交易所指数在1989年达到巅峰的38000点。1990年，当日本的银行准备提升利率时，资产泡沫也已达到顶峰。

正是泡沫的破灭，导致银行大量缩减贷款，以保证资本充足率。由于银行以成本价持有的股份现在有大量未实现利润，他们主动卖掉这些股份，用赚取的利润来抵消90年代初期的贷款损失。不幸的是，这加剧了股票市场的衰退，即便是银行利率的持续下降也无法改变其颓势。

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署时，日元兑美元是240∶1，随后很快升值至120∶1；1995年春，升至85∶1。其后，日元开始贬值，日本的银行在国内贷款方面面临巨大损失，银行持有的对外国负债也开始升值。同时，股市的任何衰退加深，也都将减少他们的二级资本金；其时他们早已耗尽了股份中未实现的利润。因此，为了维持最低资本充足率，他们不得不减持银行贷款，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元计值的国外贷款。

在1997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大约有2000亿美元流入亚洲。而仅在1997年和1998年，就有大约1600亿美元流出了亚洲，其中大约650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缩减贷款造成的。实际上，在1997年至2000年间，日本银行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缩减了价值170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贷款缩减。日本银行减持国际贷款，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国际监管者们深谙市场监管的周期规律。新的《巴塞尔协议（第二稿）》中已经包含了重大修正，其中就有对风险的进一步关注。

这表明，人们已经在更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资产和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对银行体系的重要性，以及伴随着资产价格波动而出现的贷款周期的影响。

全球经济繁荣，根本上是由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而引发的。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带来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也促成了新兴市场的繁荣。此外，由于几乎所有政府都在低息水平下保持财政赤字，全球出现了很高的流动性过剩；进而，全球资产市场创出了历史高位。

当然，资本市场的深化，意味着全球企业都减少了对金融杠杆的使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为购房置车等的消费信贷以及信用卡使用日益频繁，使得家庭成为了金融杠杆的主要使用者。正如我们在天晴时最好去修葺屋顶、加固基石，以便房屋能抵御暴风雨的袭击，金融机构也应在经济景气时改善其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

在经济景气的好时光里，每个人都应该仔细思考景气能否持续、增长减速情形的回归是否会带来风险。尽管有更多的金融创新和更好的金融技术，但是，我们始终无法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的确，较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让周期中的上升期显得较长一些，而下降期显得较短；但是，经济周期仍没有消失。因此，居安思危不失为明智的做法。■

作者为马来大学访问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