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

摘要：清代州县官司法职责很繁重，他们司法时十分注重证据，并经常实地勘踏调查取证。在司法中，清代州县官注意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为此目的，这些官员在司法时的手段多样，国家法律、成案、习惯、民间信仰等都成为州县官适法时的依据，但在最根本上，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始终是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的，其在司法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内在诉求相一致的。

关键词：清代；州县官；司法；教养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30-06

清代州县官事务繁钜，不但掌管行政事务，还有地方司法职能。清代州县官在任期内都要处理大量的诉讼案件，这些诉讼特别是数量最多的民事诉讼直接反映了清代的地方社会问题，而州县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又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权力对法律及与此相关的民间社会秩序的态度问题，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官员对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方法。故本文选取清代州县官的民事司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州县官在法律适用和维护地方秩序上的方式方法。

一、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职掌

清代地方最小行政单位为县和府属州、属厅，一般合称州县。州县官从国家行政的角度看是最低层级的政府官员，但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在地方治理与地方控制体系中地位最为重要。清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雍正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事务，全资料理。”①清代地方官特别是州县官实行的是正印官独任制，其县丞、主薄等佐贰官并不是常设，只是根据州县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州县长官须独力完成州县一切事物，其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则显而易见。

按清朝制度规定，州县职责有“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②。虽然州县官职责较多，但“首在狱讼”③。乾隆曾指出：“各省州县与民最亲，凡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④清代法律规定，只有地方正印官即知府、知县、知州、同知等有权断狱裁判，佐贰官一概不能理词状，“如佐贰等官擅准辞状，降一级调用；正印官不行揭报，罚俸一年。如印官将地方辞讼不行亲审，曲徇情面，批发佐杂者，将印官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⑤。所以，清代地方狱讼都须州县亲自审理。地方上的民事案件及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均由州县官在规定时限内审理完结，造册上报；⑥而处徒、流、死刑等大案，州县官要承担侦查、勘验、初审及拟罪等方面的工作。

二、清代州县官的“据证”

裴政曾指出：“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定其是非。”⑦清代州县官在进行民事领域的司法裁决时，也以此进行，首先通过诉状和口供了解基本信息，即“察情”；“据证”则是通过检验书证和实地勘踏来完成的。《大清律例》规定：“承审官改造口供，故行出入者革职。故入死罪，已决者抵以死罪。其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者亦革职。”⑧由此可见清代法律对证据的重视。

1.重视证据

清代州县官在裁决民事诉讼时十分重视书证的价值，沈衍庆指出：“钱债之案必以券约为凭。”⑨在“悖谕迭砍事”中，沈衍庆根据原告“萧姓并无印契，仅以族谱为凭”，被告“刘姓影射之远年陈契（明代时订立――作者注）”，而做出裁判。⑩在“蔑法匿税事”中，安仁县民人黄发魁与范航渭因契买田亩不实而争诉，此案“讼缠六年，官经七任”，但该案“契既归为乌有，人证均已云亡”，已无充分证据裁断是非，于是审理官沈衍庆也只得“罪疑惟轻，姑免追究”。在“毁约废婚事”中，武生潘景魁与王氏女情好，“不须白璧，竟渡蓝桥”，而万起汉则与王氏女有婚约，万氏拿着婚贴告状，沈衍庆指斥潘景魁“毁约废婚”。倪望重在诸暨任知县时在审理民事争诉时也非常注重书证，并多方佐证。在“俞求明控俞宝三砍树由”一案中，倪望重不仅以印契为据，还佐以户册，以剖明晰。在“斯荣照与斯佩连互争厂屋由”、“宣光圆即广圆等与蒋秀法等互争山场由”等案件中，倪望重均是“本县披阅山图、户册”和印契而定案裁判。孙鼎烈在会稽任知县时也指出：“控争田地坟山，以契据粮串为凭”、“控争田地，总以粮额为凭”。光绪年间曾任知县的董沛也很重视书证的作用，在“叶光岳呈词判”中“据称该民之子承出继堂兄叶正和为嗣，何以并不明立继书”。董沛从口供中得知叶光岳儿子出继没有书立继嗣文书，故其对叶也指称的立嗣继承法律关系表示怀疑。知县许文浚审理的“王金城控王利海等”一案中，许文浚是以宗谱和立继文书为裁判依据的。

2.注重实地调查勘踏

清代州县官在民事诉讼裁决时除了注重诉状、口供及书证外，还比较重视实地调查，当时人称之为“勘踏”。在遇到涉及村庄土地纠纷、坟山、水利水源等相关诉讼时，他们往往为弄清事实而亲自做实地调查。汪辉祖对勘踏有专门论述，他指出：“勘丈之事，大端有四，曰风水，曰水利，曰山场、曰田界。”在汪辉祖看来，清代诉讼案件中需要勘踏的多是在四种类别的争诉中，即风水、水利、山场、田界。在勘踏时，方大主张必须认真细致，“踏勘山场、田地、坟墓等事，不可草率。如遇途路崎岖，亦必亲身履勘形势界址，踏勘时了然于心，庶堂断时了然于口，否则模模糊糊无把握矣”。

所谓风水争诉其实多是坟山争诉，这在祖宗崇拜和宗法制盛行的清代极易引起争议。如康熙年间安徽休宁知县廖腾在一个案件审理中就亲自勘踏：监生俞所学祖坟被余象九等侵占、盗葬，俞所学告官，廖腾“即单骑往勘，令官量手照清丈，册载余姓田地四百八十步。今象九之田，现有五百二十五步，则溢余之步数显为象九等所侵，况浸行而越占其山乎。夫山与田地虽毗连，高低迥别。余象九等公然盗葬，按律当科以杖”。沈衍庆在《槐卿政绩》中也记载了自己勘踏坟山争诉：郭日“于嘉庆乙亥，契买众山祖坟余地一片”，埋葬自己的父母，“凭单券约已历三十一年，祭扫碑封，亦阅二十九载。”而其族人郭庆志、郭庆佩兄弟对此地觊觎，于是控告郭日“毁灭造葬”，县官沈衍庆“集证履勘”，亲自到两造相争之地进行勘踏，一举勘破郭庆志兄弟的鬼蜮伎俩。州县官通过勘踏，能够弄清争诉双方的是非曲直，利于其做出正确的裁判。

三、清代州县官司法时的“教养”和“哀矜”

1.清代州县官司法时的“教养”

清代统治者历来强调以德治教化百姓，康熙时颁布《圣谕十六条》，要求地方广为颁行，雍正时颁布《圣谕广训》，建立宣讲制度，期求从教养的根本上培育民众，至乾隆时，教养百姓更被乾隆视为统治的核心理念，他连续发谕旨，强调地方官员要力行“教养之实政”。乾隆指出：“谕为治以安民为本，安民以教养为本。”

清代州县官在司法行政时多秉承“教养”职责，对诉讼两造苦口婆心，谆谆教诲，期求潜移默化的“教养”功效。时人指出：“法禁于已然，教施于未犯。就鞫狱中得其至此之由，而随时指点，因人化导。一时似难见功，久之必有移易。”“留心教化者，随事随人皆可劝导，如审理事件，就案内人，依傍本案，推广言之，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俱堪触发。”

康熙年间知县陆稼书在审理黄氏兄弟争产案中秉持教养原则，不从法律角度裁判兄弟争产，而从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信仰角度批评劝诫黄氏兄弟，其判词云：“判得黄仁、黄义，争执祖业遗产，久讼未决。夫鹏鸟呼雏，慈鸟反哺，仁也。蜂见花而聚众，鹿见草而呼群，义也。鸣雁聚而成行，雎鸠挚而有别，礼也。蝼蚁闭塞而雍水，蜘蛛结网而罗食，智也。鸡非晨而不鸣，燕非时而不至，信也。彼夫毛虫蠢物，尚有五常，人为万事之灵，岂无一得？尔兄弟名仁而不克成仁，名义而不知为义，以祖宗之微产，伤手足之天良。兄藏万卷，全无教弟之心；弟掌六科，竟有伤兄之义。古云：同田为富，分贝为贫。应羞析荆之田氏，宜学合被之姜公。过勿惮改，思之自明，如再不悛，按律治罪不迨。”这是县官告诫兄弟应全手足之情，重友悌之义。

袁枚也曾有以教化为核心的著名审断，在曾庭贵三兄弟争产案中，袁枚以兄弟相争“何颜以对祖父于地下？何颜以对宗族于人间？”以不孝罪惩戒三兄弟，目的在“敦伦纪”。这是县官以家庭伦理、儒家孝悌观念来惩戒诉讼两造。

邵大业，“乾隆元年，授湖北黄陂知县”，“有兄弟争讼，皆颁白，貌相类。令以镜镜面，问曰‘类乎？’曰：‘类。’则进与为家人语曰：‘吾新丧弟，独不得如尔两人白首相保也。’二人感动罢去”。这是清代循吏以血缘亲情来感化教育争诉双方的例子。

蓝鼎元在潮阳任知县时，有陈氏兄弟争“父遗田七亩，构讼”，蓝鼎元谕以“汝兄弟本同体，何得争讼？”随后将兄弟二人拴在一起，“顷刻不能离”。三四天后，陈氏兄弟之情萌发，皆有悔悟，蓝鼎元于是继续实施教化，让其二人先后在儿子、妻子面前求和息争。最后，蓝鼎元因势利导，“乃命以田为祭产，兄弟轮年收租备祭，子孙世世永无争端。由是兄弟妯娌皆亲爱异常，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

从清代州县官的司法判词中可以得知，州县官在司法中大量践行清代统治者要求的“教养”功能，做到“明刑弼教”。而且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清代州县官司法中实践“教养”功能更多地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内部争讼案件上，处理这类案件，州县官在审理时并不完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裁决，而是以儒家伦理来教化诉讼双方，以此解决纷争，化解矛盾。这实际上是清代宗法制度盛行、儒家伦理是清人社会生活的内核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类案件以此方式裁决可以减少州县官的司法活动，降低司法成本，实际上就是孔子所提倡的“无讼”思想的直观体现。

2.清代州县官司法时的“哀矜”

清代最高统治者一直有“爱民”的政治传统，他们要求州县基层官员要“爱民如子”。儒家主张统治者行“仁政”，要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而饱受儒学熏陶的清代州县官对此能做到“知行合一”，将最高统治者的要求与儒家的仁政主张相结合来指导自己司法行政，其中“哀矜”就是他们践行爱民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以清代立嗣继承诉讼案例略作说明。

在“乐李氏呈词判”中，乐李氏第二个儿媳乐谢氏寡居无子，久居女媳家。乐李氏将其接回，并为其立嗣子。董沛认为“俾谢氏依倚有人，免致流荡，事虽周到，而未必尽惬隐微也”。原因在于：“家庭之际，琐碎难言，必使茕妇得慰其心，乃可相安久处。此国家体验人情、哀怜无告之意。如第据尊卑名分，以礼相责，往往有不得其平者矣！”董沛在审理此争议时正是从“哀怜无告”的同情乐谢氏立场出发，驳斥了婆婆乐李氏的主张，要乐氏宗族从乐谢氏的利益出发，妥善安排立嗣事宜。在“彭大受呈辞判”中，彭大受弟弟故去无子，依据法律“立嫡子违法条”中例文的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彭大受提出以自己的儿子出嗣弟弟宗祧，但弟媳彭余氏反对而诉官，董沛审理此案时指出：“圣人俯查民隐，于立贤立爱一端，委屈周密，其例视应继为更详，所以恤鳏寡之穷民，而惟恐其失所也。”“尔亡弟身列庠序，嗣子宜继书香，尔三子并已务农，既为彭余氏所不愿，即不得为尔弟之嗣。乃敢显背定例，妄以次第告争，殊属荒谬。”对于争继而欺压孀妇的彭大受，董沛厉言喝斥：“欺挟孀妇是谓不仁，贪占家产是谓不义，不仁不义是谓贼民，贼民之兴有害于国。凡今之争继者，皆贼民也。有例可据，有案可援，即使依法惩治以正风化，亦何所惜？”在“颜松鹤呈词判”案中，颜饶氏早年丧夫守寡，现年老体弱，无依无靠，故欲立继子，使老有所终；但是族亲颜松鹤企图谋取颜饶氏的财产，所以极力阻挠颜饶氏立继子。这与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矜老恤幼”政策是大相径庭的。故董沛非常愤怒，他批道：“鳏寡孤独之流，圣朝首在矜恤之列。本县奉宣圣德，意何敢缓。尔系一介细民，慎勿视愚妇为可欺，甘蹈法网也。凛之，凛之。”

这三个案例中，董沛都保护了处于弱势者的利益，这是行政官从“哀矜”的角度出发的，董沛的判语中都提到这一层意思。

樊增祥在“批张来详呈词”判中也明白表示这种立场和态度。如樊增祥按照封建宗法制极力反对异姓继承，在“批李何氏呈词”判中，李何氏欲以外孙为嗣，遭到樊增祥的斥责，樊的理由是“异姓渎宗，例有明禁”。但在“批张来详呈词”判中，张来详控告其嫂立自幼乳养韩姓之子寄娃为嗣，属异姓乱宗，要求以己子入继，樊增祥则出于同情之心，警告张来祥“尔嫂之事，毋庸尔管”。维持异姓继承的立嗣关系，其理由在于“以安彼孤寡之生”。为“哀矜”而保护寡妇利益，樊增祥并没有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进行断案。樊增祥在“批张李氏母子呈词”案中也体现了“哀矜”的思想：张李氏夫弟张经诰夫妇无子嗣，立亲侄张鸿儒为嗣，张鸿儒兼承两门宗祧。张经诰名下产业皆由张鸿儒经理，矛盾即此产生，张鸿儒只以图产为念，而不孝养嗣父，由此而父子不和。张经诰决定别立所爱，遂抱异姓子顺娃为孙，此案中有立异姓为嗣的违例之处，也有有子而立孙的不当之处，但樊增祥没有责处张经诰，反而痛斥张鸿儒，他指出“孟子曰：‘老而无子曰独’。经诰此时可谓独也矣。以王政之所矜，而反为该拔贡之所弃，既掳其银两，又逼令退嗣，雷霆在天，能不！”“顺娃既为经诰夫妇所爱，准其永远承嗣，不得逼令退回。”在“哀矜”思想指导下，樊增祥能够灵活处理案件，总以保护弱势者为念。

清末许文浚任江苏句容知县时审理“董世遒控刘震东”一案中也持“哀矜”之旨，“天下穷人莫苦于寡妇，莫苦于无子嗣之寡妇，尤莫苦于既无子嗣又无翁姑而受制于其夫伯叔父母之寡妇。此案董世遒以其女良姑妻刘震东之兄子子纯，未逾年而子纯故。良姑孤孑一身，司爨服勤，了无怨色。今震东夫妇以子纯没已两年，说令良姑改嫁，不从则折磨而虐待之。刘震东，汝其全无人心者乎？子纯身故无后，不为立嗣。今除丧期近，又图嫁良姑，以绝长房之祀”。刘董氏受夫家胞叔钳制，逼令改嫁，县官为其伸张正义，保护了弱势者的权利。

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的“教养”和“哀矜”原则都属于德治范畴，属于儒家正统法律思想“明刑弼教”的实际运用，清代统治者对此有相当清楚的认识，《钦颁州县事宜》中指明：“州县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之德化，以移风易俗，次之奉朝廷之法令，以劝善惩恶，听讼者所以行法令而施劝惩者也。明是非，锄豪强，安良懦。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则由听讼以驯至无讼，法令行而德化亦与之俱行矣。”故此，“教养”和“哀矜”作为德化的重要手段，其在清代州县官的实际司法中起到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另外，清代州县官司法时遵从的“教养”和“哀矜”原则带来的一个法律后果是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法律形式主义，即不遵从国家法律而断案治狱，如前文中所举袁枚、邵大业、樊增祥均如此，只有董沛在法律条文和司法成案中左右游弋，寻找有利于自主裁断的依据。而这种司法上的反形式主义一直是中国古代司法裁判问题的争议中心。

不管清代州县官在司法中是遵从裁判的形式主义，还是坚持裁判的实质主义，其目的都在于“秩序”二字。清代州县司法官首先是帝国最基层的行政官，管理和控制地方行政事务、维持地方秩序是他们最根本的职责，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法律及地方司法都服从于这个中心任务的。

四、清代州县官司法中的“秩序”追求

清代州县官在司法中对秩序的追求其目的并不完全是法律正义的实现，更多的是实现社会控制，是儒家倡导的社会秩序的实现。

1.维护儒家伦理秩序

清代州县官在具体民事诉讼裁判中都积极维护儒家的伦常，以此来维护建基于血缘伦理上的社会秩序。如前文所举樊增祥在审理张经诰和张鸿儒叔侄父子争诉时，为维护儒家伦理的基础“孝道”而痛斥张鸿儒，只关注一个法律事实即“不孝”，而忽略另一个法律事实即“立嫡子违法”。

沈衍庆在审理“忤亲休弃事”一案中，钟王氏自幼抱于钟士烨为妻，已经三十载，育有四子。钟王氏因“擅取菜秧”，引起婆婆钟周氏不满，钟周氏“迭向撵逐”，后又以“忤逆具呈”，钟士烨不敢违母命而以“呈请休弃前来”。沈衍庆分析案情，“钟王氏系自幼抱养过门，已有三十年之久，俱相安无事，其非悍泼乖张可知。今止违犯其姑教训，与犯七出内不事舅姑之条者不同”。“亦与实在与夫义绝者有间”。且钟王氏“现求自悔改过，矢志不嫁，并以生甫五月之婴孩（王）令永无人乳哺，情愿带回抚养，泣涕哀陈，其情尚有可矜”。尽管沈衍庆有同情钟王氏之心，但恪于维护“孝道”至上的压力，沈衍庆也只得判钟王氏与夫离异。

光绪时吴平人姚罗氏夫死守志，时年23岁，在为故去的丈夫立嗣时，姚罗氏择立胞侄为嗣子，族人姚起星等不同意，最后闹到官府。姚起星等不同意的原因在于嗣子年已十九，地方官董沛见此也认为此立嗣继承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其理由是：嗣母与嗣子“其齿相等，似不尽宜。假其家庭之内，落寞自处，不足以承寡母之欢颜；假其定省温清之节一一无违，亲爱殊常，反足以动旁人之物议。此非善全之道也”。于是决定重新选定嗣子。因为孝道的要求而导致姚罗氏与原嗣子间易引起非议，不符传统礼法，姚罗氏拟定的立嗣继承法律关系被废止。

2.维护封建等级制

清代，等级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秩序，是社会规则，在清代州县官眼里必须得到遵行。如前举例董沛审理“彭大受呈辞判”一案，彭大受想以自己的儿子继承亡弟的宗祧，但县官董沛极力反对，对彭大受的行为和主张极为恼火，原因在于彭大受的弟弟是读书人，“身列庠序，嗣子宜继书香”，而彭大受及三子均是务农为生的，彭大受要儿子出继弟媳彭余氏为嗣子，以承弟弟的宗祧，触犯了当时的社会规范――身份等级制和职业等级制，故此，董沛大为光火，一面举咸丰年间成案“湘阴县副将周清元阵亡，其妻柳氏已立堂侄继熊为子，其后周南汀欲以伊兄子入嗣，与之争讼。鄂抚胡文忠公批饬该县立将周南汀严行惩处。”一面痛斥彭大受“乃敢显背定例，妄以次第告争，殊属荒谬”，骂他“欺挟孀妇是谓不仁，贪占家产是谓不义，不仁不义是谓贼民。贼民之兴有害于国”。又如沈衍庆审理“废公强占事”一案。道光年间，万振廷与万希震等聚族而居，万振廷因“禾场草堆中夜火起”，于十月间“将禾场砌墙围绕”，于是万希震等“联党多名以废公强占控”。万振廷两个儿子万钟、万镒均是生员，见族人控告自家强占，“生员镒亦以挟嫌强阻诉”。清代江西宗族多聚族而居，宗族组织普遍存在，万振廷与宗族人等争诉，放在宗族制度背景下，族人指责万振廷围砌禾场属“废公强占”并非无端指责，但沈衍庆在审理此案中明显偏袒万振廷父子，他指责万希震等属“索诈诬阻”，劝诫万希震等不要与万振廷父子“结怨”，让万振廷围砌禾场。此案中，沈衍庆明显偏向富户万振廷和他的生员儿子们，其在裁判言语中倾向性非常明显，毫不避讳地维护财产等级和身份等级。

3.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清代经济繁荣，市场交易频繁，发生的经济经济纠纷也多，州县官在司法裁判中尽可能地保障人们正当的经济利益。

倪望重任诸暨知县时审理的“僧松等与蔡芝明等互争山业由”一案中，蔡芝明等先祖买山建寺，召僧人永昌主持，光绪四年僧永昌将部分山场卖与岫云庵管业，岫云庵僧松“招佃”，蔡芝明等采摘僧松出佃山业上种植的包谷，由此争诉。倪望重依据口供和户册，裁判僧松败诉，寺庵之间的买卖山场合同无效。此案中知县保护了财产权利人蔡芝明等的主张。

嘉庆元年四川巴县赵杨玉取得该县鱼行牙商资质，但因其新入牙行，众牙商欺生，赵杨玉的生意被山货牙商杨鼎丰、陈隆泰等“纠合众行，四路把持鱼货到行，抡起分卖，不容客投，鱼行空设”。赵杨玉赴县、府投诉，巴县知县陈宝鼎奉批审理此案，“断令嗣后客鱼来渝，必须任客投行，杨鼎丰等勿许争截，两造悦服，各具遵结备案”。此案中，县官通过司法裁判命令各牙商谨守商规，不得违规经营，维护了市场交易的秩序。

4.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清代社会宗族制度盛行，民间秩序中很大程度需要宗族加以维护，而乡村间宗族争夺不断，调解宗族之间的争端，以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如清末许文浚在审理“宋耿氏控宋月耀等”一案中，宋耿氏嗣子宋振欧身故无子，族人宋月耀父子“意图继。一言不合，便用强硬手段，甚至割取豆稻，并将宋耿氏捆缚欲送高湾宗祠”。许文浚在受理此案后，见到宋氏父子的作为大为恼火，不但痛斥宋月耀父子，连带村庄长老一块斥责。这是州县官在司法中弹压宗族内强横不法之人，申斥村庄首领不作为，以维持宗族内部和睦与乡村秩序。

沈衍庆在江西泰和知县任上审理的“悖谕迭砍事”一案中，刘姓与萧姓争夺坟山，一凭远年陈契、一凭族谱，相互争诉，沈衍庆综合各种证据进行判决，让各姓各管各业，最后，沈衍庆还裁决萧姓之山“与刘村风水攸关”，禁止各姓“混行砍伐”，以杜后衅。此案中县官依据书证裁决宗族间争夺，并依据习惯即“风水”一说，进一步化解两姓之间可能的争端，以维护地方秩序。

综上，清代州县官司法职责很重，他们司法时十分注重证据，注意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这些州县官在司法时的渊源繁多，国家成文法、成案、习惯、等都成为州县官适法时的依据，但在最根本上，这些官员始终是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的，其在司法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诉求相一致的。

注释

①《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七二，雍正六年八月乙酉，《谕吏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8页，②嵇璜、刘墉等：《清朝通典》卷三四，《职官十二・州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8页。③里赞先生研究分析了清代南部县档案和巴县档案，发现司法诉讼档案占整个县衙档案的80%以上，“如现存南部县全清档案中有80%以上可以归入司法类，巴县档案中甚至有88%均为司法档案，而且在未归入‘司法’的也有相当部分可以归入‘法律’类别，由此可见，处理狱讼是州县职掌中最为庞杂的事务。”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3页。④《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卷十八，乾隆元年五月丁未，《命修建州县六房公宇》，中华书局，1985年，第467页。⑤昆冈、李鸿章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五，《吏部十二・官制》，光绪二十五年印本。⑥《大清律》“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见马建石、杨育裳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80页；《清史稿》《刑法志・刑法三》”中有云：“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结，例称自理”，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⑦魏征等编撰《隋书》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一・裴政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49页。⑧马建石、杨育裳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刑律・断狱下・官司出入人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70页。⑨沈衍庆：《槐卿政绩》卷二，《钱债事》，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⑩沈衍庆：《槐卿政绩》卷三，《悖谕迭砍事》，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沈衍庆：《槐卿政绩》卷六，《蔑法匿税事》，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沈衍庆：《槐卿政绩》卷二，《毁约废婚事》，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倪望重：《诸暨谕民纪要》卷一，《俞求明控俞宝三砍树由》、《斯荣照与斯佩连互争厂屋由》、《宣光圆即广圆等与蒋秀法等互争山场由》，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孙鼎烈：《四西斋决事》卷五，《叶喜意等判》、《陈绍正等判》，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董沛：《南屏赘语》卷二，《叶光岳呈词判》，光绪年间刻本。许文浚著、俞江点校《塔景亭案牍》卷四，《庭判》之《王金城控王利海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4―85页。汪辉祖：《学治臆说》，见张廷骧编《入幕须知五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86页。方大：《平平言》卷三，《踏勘》，1915年印本。廖腾：《海阳纪略》卷二，《监生俞所学告余象九等看语》，康熙年间浴云楼刻本。沈衍庆：《槐卿政绩》卷四，《毁灭骸骨事》，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卷四七、乾隆二年七月癸卯，中华书局，1985年，第806页；《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一九，乾隆八年闰四月丁卯，中华书局，1985年，449页。《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二一七，乾隆九年五月庚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792页。陈宏谋：《手札节要》，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六，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叶镇：《作吏要言》，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六，道光二十八刻本。晓明等编《绝妙判词》，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页。顾震：《袁枚判牍论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列传二百，《循吏二・邵大业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23页。。蓝鼎元：《鹿洲公案》卷二，《偶纪上・兄弟讼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1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01页。常建华先生指出，清代政纲可归结为8个字：“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清朝皇帝自康熙以下，都有浓厚的“爱民”思想，见常建华著《清代的国家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董沛：《汝东判语》卷二，《乐李氏呈词判》，光绪年间刻本。马建石、杨育裳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409页。董沛：《吴平赘语》卷一，《彭大受呈辞判》，光绪年间刻本。董沛：《汝东判词》卷二，《颜松鹤呈词判》，光绪年间刻本。樊增祥：《樊山判牍》，卷三《批李何氏呈词》；卷四《批张来详呈词》；卷三《批张李氏母子呈词》，1914年法政讲习所印本。许文浚撰，俞江点校《塔景亭案牍》卷五，《庭判》之《董世遒控刘震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页。田文镜等：《钦颁州县事宜》，《听断》，许乃普辑《宦海指南五种》，咸丰九年钱塘许氏刻本。黄宗智先生通过研究清代地方的司法档案，提出清代司法中百分之八十七的案件是严格依照国家法律进行裁决的，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何勤华先生的研究支持黄宗智的论点。马克斯・韦伯、昂格尔和滋贺秀三则认为中国由于缺乏法律职业和法律研究，在司法审判中存在“实质化”的倾向，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者多持此观点，如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参见滋贺秀三的《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寺田浩明的《清代民事审判与西欧近代型的法秩序》、岸本美绪的《清初上海的审判与调节――以为例》。也有一些学者持折中观点，如李孝猛的《中国19世纪基层司法文化研究――以为文本》。沈衍庆：《槐卿政绩》卷二，《忤亲休弃事》，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董沛：《吴平赘语》卷一，《罗自川呈词判》，光绪年间刻本。沈衍庆：《槐卿政绩》卷二，《废公强占事》，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倪望重：《诸暨谕民纪要》卷一，《僧松等与蔡芝明等互争山业由》，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四川省档案馆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6页。许文浚撰，俞江点校《塔景亭案牍》卷四，《庭判》之《宋耿氏控宋月耀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5页。沈衍庆：《槐卿政绩》卷三，《悖谕迭砍事》，见杨一凡主编《中国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