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要避免四大误区

时间:2022-08-14 10:43:45

中国对外投资要避免四大误区

不管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何发生波动,中国仍有可能保持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从这一点判断,中国对外投资要做长期的打算。基于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管理上做好准备。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明显加大了对外投资的步伐和力度,在IT、汽车、能源、资源等一系列产业进行了投资,但这些投资中有不少以失败告终。近来,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资产价格走低,或者是由于一些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陷入困境,促使了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热潮,而且这一次主要以资源类产业为主。在这一轮对外投资潮开始之际,回顾一下近十年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出现的问题,反思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上存在的误区,实在是非常必要。

四大误区

我认为,从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四大误区:

误读了对外投资的利益格局

对外投资是实实在在地追求收益,也是实实在在的均衡,有些时候甚至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既不要讳谈利益问题,也不要空谈利益问题。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必须考虑五个方面的利益:投资主体(中国企业)自身的利益、东道国的利益、东道国相关行业机构(如行业协会)的利益、对象企业的利益以及对象企业工人的利益。能够实现“五赢”的投资行为是肯定会获得成功的,即使不能这样,也要敞到最大限度地不损害后四个方面的利益。

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由于国情的差别,时常表现出对一些利益相关群体的漠视,而最容易被漠视的就是东道国相关行业协会和对象企业工人。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这两者的力量和影响都远远大于政府,在欧美,前者势力强大;在韩国,后者异常强势。正是因为这种漠视,会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盲目追求“控股”,甚至在投资之初就有搬工厂、搬技术的想法,最终招来巨大的麻烦,甚至导致投资行为失败。

无视市场规律

中国近几宗对外投资都是资源产业,而且投资规模较大。中国大规模对资源行业投资导致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和担心,而其中最为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中国要通过控制相关企业,达到保障供给和控制价格的目的。这些担心是否有事实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真有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于天真。根据市场的基本规律,供给和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对于大宗商品尤其如此。由于期货市场和投机因素的存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异常复杂,中国不可能通过参股、控股资源企业的形式达到控制价格、保障供给的目的。

当然,要实现稳定的价格和持续的供给,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付出相应的价格,就可以达成相关的长期协议。中国与俄罗斯能源企业不久前签订250亿美元的协议,就是解决这类问题很好的办法。稳定的价格和持续的供给是可以通过相应的市场代价获得的,通过控制相关企业,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过低估计市场的风险,过高估计自身驾驭风险的能力

在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双龙申请破产后,上汽的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在投资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双龙的工会很难办,但是觉得有能力搞定,所以就投资了。事实上,双龙的工会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处理,而上汽在处理双龙工会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了自身非常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最后导致了劳资冲突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国内到海外“抄底”的呼声不断,甚至有要购买美国房地产的打算,这仍然是低估市场风险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美国的一些资产真的见了底,就中国企业目前评估风险、驾驭风险的能力,也是无法实现抄底的。能否成功抄底,不仅取决于资产价格是否见底,还取决于中国企业是否有相关的能力把它“抄”起来。

投资战略与市场定位不配套

同样是双龙,上汽收购它时所有的着眼点都是国内市场:把双龙汽车拿到国内来卖,把双龙的技术拿到上汽来用,把双龙的生产线搬到中国来。但是,从上汽的投资战略来看,这样做显然与上汽的市场定位南辕北辙:如果上汽要把双龙车拿到中国来卖,就应该考虑到现代、起亚已经在中国有合资厂,韩国生产的双龙汽车在价格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如果为了解决成本问题,把双龙生产线搬到中国来,势必引起激烈的劳资冲突,在双龙强势工会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当我们回顾上汽并购双龙的案例时,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上汽的市场定位,但是,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对外投资行为,应该面向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并把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放到国内,而不是像双龙这样的整车生产商。

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海外投资根本就没有市场定位,或者是市场定位非常不准确、不合理。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海外投资,除了针对非洲、拉美、亚洲部分国家外,主要应该以国内市场为目标,而对于美国、欧洲的市场,应当慎之又慎。

政府也要做出调整

显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需要做出调整。不过,需要调整的不只是中国的企业,还包括政府,而且政府的调整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要放松对企业间外汇交易的限制。目前对于企业自盈外汇,外管局鼓励企业留存,并于2008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但这还远远不够,应当进一步放松对企业之间外汇交易的限制,鼓励外汇通过市场途径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减少通过银行系统兑换的中间环节,尤其是要增加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获得外汇的便捷程度。

第二,要鼓励投资主体和对象多样化。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只要能够在海外投资上有所作为,政府就应该鼓励。政府应当对所有企业同等视之,而不只是局限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在投资对象上,也不应当仅局限于一些大型企业,或者是上市公司。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投资于国外的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私募等多种形式,投资于国外未上市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第三,对外投资要和国内经济发展相协调。从企业层面而言,只需要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就可以了,但是从国家层面看,需要考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中国的海外投资要和国内产业发展配套起来,要和国内市场开拓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对于一些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和产业体系完善的海外投资,要以相应的产业政策来配套。与此同时,对于以国内市场为目标、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的海外投资也要予以相应的鼓励。

第四,政府要加强自身的服务功能。在目前的对外投资中,政府很大程度上担当的还是管理者的职能,是外汇管理者和对外投资审批者的结合体。如果要想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成功,政府必须加强自身的服务功能。这种服务功能一是信息的服务,中国驻外的商务参赞和其他一些驻外机构,要积极为国内有投资意愿的企业提供相关信息,为企业海外投资搭台。同时,政府要成立银行,或明确指定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贷支持,并在企业海外投资遭遇困难时给予资金上的帮助。

亚洲国家有着高储蓄的特点,基于日本的经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高储蓄最终会形成高外汇资产(相关于以外币计价的储蓄),不管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何发生波动,中国仍有可能保持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从这一点判断,中国对外投资要做长期的打算。基于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管理上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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