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葭管:清俭温恭学问家

不久前又见到洪葭管教授，他依然那么精神矍铄，热情周到；依然一如既往，笔耕不辍，每周一由城西往浦东的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研部办公――仍是25年前的“不老松”风度。那年我去外滩洪老办公室送会议请柬，得以相识，这位埋首书堆的前辈给我留下“清且俭、温而恭”的印象，就连他饮水的小巧瓷杯，玲珑精致间也发散着同样气息。寒来暑往这么多年，如此印象越来越深刻，而他作为学问家，其治学思想、为文著述更是印刻着这样的特色。

潜心钩沉第一手史料

洪老编著的金融史书，格局博大，考索谨严，又写得一清如水，读者徜徉其间，如同听他沉静地娓娓道来。各篇妙文佳作都在非常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写成，下笔精练，用极省简的文字把那些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阐述得清楚明白。

洪老的扛鼎史著是他作为创议者、策划者和主编者的《中国金融史》、《中国金融通史》（六卷）等。洪老著书立说均按“先搞资料史，条件成熟再写史”的步骤推进，在主编他的扛鼎史著之前，洪老先后主编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金城银行史料》、《中央银行史料》等著作，更是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埋首于民国银行业的“故纸堆”中。正是有了这些根基，才成就了巨著。他治学最忌“炒冷饭”，主张掌握“一手史料”，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通常对于外资银行研究，更需慎重查阅档案，过去只知汇丰银行做外汇有本领，不知其经营详情，洪老1964年的论文《从汇丰银行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金融统治》，填补了这一空白。1977年他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七个月之久，坚持每日工作共搜集到五百余万字史料。他说，一部具有合理体系结构和丰富厚实内容的资料书，从付出的劳动量来说，并不亚于专著；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和相关事务这一角度来看，其艰巨性则更超过专著。正因为洪老研究金融史的基础资料相当完备，其论文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往往引起广泛关注。他于1992年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讨论会演讲《民国时期上海金融机构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和199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1941年前的上海银行业》，都得到各国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赞赏。

洪老被誉为我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可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以金融学和经济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边缘学科。”他坚持认为金融史学应按科学方法界说，不能人为地抬高或降低。

徜徉于金融理论与现实之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气氛浓厚，研讨会很多，洪老既是金融货币理论学者，又是现实金融问题的资深研究员，每每首席与会。他具有前辈学者的谈话文风，又总有新的观点和思路；当形势热闹时，他则有“应清醒地看到”“要采取慎重态度”等警句，令人信服获益。洪老关注经济学各种学派，潜心研究货币、资本理论(包括虚拟资本理论)和信用制度。他指出，虽然我国很早就有货币、钱庄等金融雏形，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建立不过百年，现实仍不同于教科书的理想模式。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现实特点，他提出了“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的论点。

洪老深切了解并参与解决现实问题，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由他牵头执笔整理的《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资料汇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研究中央银行制度的专著；他最早写出争取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建议。1997年“小陆家嘴”大楼严重空置，他冒着酷暑深入浦东，对当地情况作了详细调研。他觉得伦敦城、华尔街与“小陆家嘴”特点相似，可借鉴成功范例，先形成金融中心，消化大楼租售，再带动浦东全面发展。他牵头并执笔写出的《关于制定小陆家嘴“先繁荣”方针的建议》，确有远见卓识。

洪老的研究以史为鉴，他从“十年”通货膨胀实例来进行对策分析；1997年东南亚危机爆发，他以旧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多次金融风潮为例证，剖析信用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有对比、有例证，深刻有力。

2004年《20世纪的上海金融》问世，如此重量级研究课题，他老人家“冲锋在前”并谦虚地说：“20世纪刚过三年就踉踉跄跄第一个登台亮相，确实是不揣浅陋；但由此却也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久定将会有高质量的同类著作问世。”书中留下了洪老以史学理论来观照实际问题的足迹，堪称是出谋划策的专家。难怪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副会长周育民教授感慨说：“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上海金融历史的学者不可能不研究这位曾经担任过人民银行上海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和市政府参事对现实金融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鉴于洪老对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成就，国务院授予他“突出贡献专家”。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洪老是从“小四行”里走出来的大学者。1941年，洪老从家乡宁波来到上海，在“小四行”之一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稽核处做办事员。1945年，洪老已是这家银行重庆分行的副行长，但洪老一心向往能回上海。

1949年初，洪老终于回到了上海，并且在上海迎接了解放。在了解了洪老的政治态度、社会科学素养以及工作能力之后，组织上很快委派他担任公私合营中国实业银行总行人事室副主任。1951年，适逢银行业变动和重组，他担任了新华、中国实业等12家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检查处副处长。1952年，在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正式成立以后，他又成为了该行清产核资委员会的主任秘书。

其后，洪老开始专注于研究中国货币金融史料。1960年，由他主编的《上海钱庄史料》问世。这部7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在中国史学界乃至国外有关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洪老目睹了“孤岛”那种畸形的“战时繁荣”，亲身经历了金融的风云变幻，这与他后来的学术兴趣极有关系，并因此显示出相当个性的研究特征和学术魅力。

从80年代至今，洪老撰写编纂专著达20部，但在1994至2001年期间却无专著付印，细细探究，这一期间洪老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出席学术会议和研究生答辩，还在主编及编纂年鉴、辞书，担任市府参事参与决策咨询，撰写调研报告，这期间洪老的“扩大内需发展商业”、“统筹社保工作”等建议，均影响深远。但对这些执笔文稿，洪老都视做集体性成果，从不收录在专著。此外，还有一项工作也让洪老牵肠挂肚，1993年他创议策划《中国金融通史》（六卷）并出任四主编之一。他很快写出“总序”为推进纲要，既要考虑各卷编辑事务，又要撰写第四卷。一位耄耋老人如此负荷超重，可他应付自如，但不得不将学术项目往后推延。

生活中的洪老，长年一袭西装，儒雅和蔼，虽然每天伏案，但有咖啡做伴；喜欢逛书店，每周起码去一次，除了购买经济金融方面的新书，洪老还爱好选购其他人文社科类书籍，鲁迅、季羡林乃至王蒙的作品，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阅读量相当大。每次去拜访他老人家，既聊宏观事件，也谈琐事趣闻，更多是读书心得和学术动态，聊天闲谈之中也颇受教育。他寓所的工作室兼书房、会客室，虽无装修却很符合主人素朴节俭的性格，书刊占据相当位置，斑驳墙上挂满儿孙照片。学生赞他为“智者、长者、仁者”，动情地说：“想到我们在研究生部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我们悉心指导和帮助，真不知要怎样感谢他才好。”而洪老在自己的专著“自序”里，总是感谢学生友人的帮助，又喜欢在扉页印上与学生友人的合影，让人为他老人家的亲和力而感动。

洪老对学术始终怀有持续研究的热情，勤思善思，平日考虑的不是历史风云就是当代现实，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国内外经济金融局势及资金流动格局变化，阐明见解，提出科学性、前瞻性建议，一旦形成观点从不轻易放弃。他把这视做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有人请他谈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如是答：“只有确实产生过广泛影响，或者对某一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或者与某一学派形成有关，这才能说是学术思想，我的看法和观点是远远够不上称做学术思想的。”

如今这位清俭温恭的学问家年逾九旬，仍在呼吁“中国需要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金融学巨著”，并身体力行，在他胸中涌动着的两大心愿：一是在金融学科建设上能作出贡献，二是为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