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控制模式中的民俗控制

【摘 要】犯罪是严重危害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侵害和平生活与经济发展的行为，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我国目前对犯罪控制过分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力量，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必然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现实面前，这种模式存在较大的缺陷。本文通过对民俗与犯罪的关系考察，把民俗引入犯罪控制的视野，从民俗入手，以审慎的眼光来理解乡民行为实践所构筑的意义世界，客观地探讨民俗在乡民地区所发挥的功能，进而提出：民俗作为民间力量对预防犯罪具有巨大作用。

【关键词】犯罪控制；民俗控制；检讨；

【作 者】梁利，广西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广西龙州 , 5324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1-0069-007

On the Folk-custom Controlling in the Pattern of Crime ControllingLiang Li

Abstract: Crime is an anti-society action seriously harming to security of person and property, violating the peaceful life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also is an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 drawn attention by the current world widely. Based on the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custom and crime, the article induce the folk-custom to the view of the crime controlling, and comprehend the sense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behavior practice of folk people from the angle of folk-custom with prudent insight, to discuss impersonally the function exerted by the folk-custom in the folk region, thus to advance that as a folk power, the folk-custom can play an immense role on the crime preventing.

Key words: crime controlling; folk-custom controlling; analysis

民俗是乡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凝聚着深远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构成乡民意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犯罪学界对犯罪控制模式中的民俗控制的关注和研究较少，但我们可以发现民俗与犯罪是一个一体两面的关系。把民俗引入犯罪控制的视野，从民俗入手，以审慎的眼光来理解乡民行为实践所构筑的意义世界，客观地探讨民俗在乡民地区所发挥的功能。对于拓展犯罪控制模式的讨论空间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犯罪控制模式中民俗与犯罪的关系考察

1.民俗的概念及其存在形式

民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①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②民俗是靠口头和行为的方式一代代传承的；③民俗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①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民俗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任何个人从降生到成年乃至老死，无不处在周围的民俗事象对他的浸染和熏陶中，民俗事象总是经常的、大量地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对人们的心理、性格、人生道德观念产生深远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事实上，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规范就是民俗，在法律出现之前，民俗对犯罪起到了控制的作用。②因此，从这点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原始社会找到民俗对犯罪控制的历史根据。

2.民俗的特征和功能

民俗作为人类的文化行为，其特征是多种多样的。表现为：①集体性，是指民俗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文化事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为广大民间社会所接受。②传承性，指民俗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民俗特征。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这种教化和熏陶，有的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有的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施行。③稳定性。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④变异性。指民俗在传承过程中，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呈现出来的某些具有变异特点的外部特征。变异性导致了民俗的丰富性和庞杂性，是移风易俗最可适用的特征。⑤规范性。指民俗对民间社会所有成员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作用。与法律和道德相比，民俗对人的社会性

的规范作用要广泛得多，它几乎涉及到人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组织、岁时习俗、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等各个方面，因此，民俗在制约、规范人类行为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其他意识形态无法取代的作用。③

民俗的功能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生活中，民俗起到了导向的作用。它通过感染、模仿和遵从三个环节，产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发挥其对个人的重要的导向作用，它不仅为社会生活提供材料，而且为社会行为提供蓝图，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其次，民俗具有巨大的整合功能。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看，民俗具有社会控制的效用，是一种软控制，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具有极大的约束力量。因此，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稳定力，可以使社会系统有效地消弥振荡与干扰，保证其在整体运动中相对稳定的形式和基本一致的适应方式。其三、从社会心理看民俗对社会生活还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它表现为一种服从权威的群体凝聚力，以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为纽带，不断张大群体组合的强度，使骚动的人心、离心的思欲趋于平静，最后实现在统一的文化氛围中的和谐。

民俗的特征与功能向我们暗示了民俗作为民间力量对预防犯罪的巨大作用。然而，民俗作为民间传承性的心理与行为，是历史的文化现象，由于时代的、社会的、经济的、精神地理的、民族的等因素的制约，它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着消极方面。对生活有积极作用的民俗是良俗，相反则是陋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俗与犯罪的关系了。

3.良俗有利于控制犯罪

良俗是有益于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的民俗。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文化持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许多多被誉为“东方文明”的优良民俗。如在人际关系方面注意互相体谅，互相帮助、讲究礼貌、信用、诚实、忠厚等，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俗虽然不是法律，但却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极大的约束力，过去如此，现在也依然如此。一种民俗事象，既经确立，为大家所承袭，便产生一种约束作用。人们在民俗面前有着一种不约而同的一致性。如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虽然过法不同，但全国人民过春节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它的约束力。到这个节日如果不这样，就是不合民俗，不合习惯法，就会感到生活中缺少了什么。至于其他带有信仰性的民俗活动，约束力就更大，哪个环节没有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好，都会有不安之感。民俗通过其精神内核使民俗群体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从社会的深层结构克制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维系着人们心中传承的纽带。它与其他社会规范一道发挥着社会控制的作用。社会控制分为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两种形式。内在控制是社会成员自己自觉地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真正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基本上都是靠社会成员自己的内在控制而维持的。而实现这种内在控制的条件，则在于社会及其各种组织、群体通过教育、宣传、感化等手段，使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内化成广大社会成员的行为标准，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自觉要求。或者说，就是要通过社会的过程，使社会成员从内心接受这些规范，真心诚意的认同这些规范的正当性。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许多行为规范的遵从是出于害怕，一旦越轨行为被发现就会受到惩罚，但人们对内化的行为规范的遵从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因此，内在控制可以达到使人没有任何社会监控的情况下也能完全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行事，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规范事实上已经成为个体自己的价值观，成了他的需要体系中的一部分。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既需要吃、穿、住、行，也需要爱情等等，除此之外，个体还有一种“价值需要”，就是要努力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和体现自己认定的价值。当社会规范通过社会化过程而内化成个体的价值需要时，他对这种规范的遵从实际上也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违反这种规范反而会带来不快，就像饥饿的人没有饭吃会很难受一样。内在控制是最有效的，也是成本最低的社会控制，但并不是所有社会规范都被所有社会成员都接受、认同。因此，为了确保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还必须要有外在的控制。毫无疑问，民俗控制就是一种内在控制，它的这种约束力，是社会法律的重要补充，它可以在法律之外，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当然良俗就是通过对社会俗民的影响发挥了独特的抑制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

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良俗，就是这些良俗，在潜移默化地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帮助着人们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培养了人们健康、正直的伦理道德观念，对犯罪的抑制产生着良好的效果，给社会带来昌盛和文明、和谐与稳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良俗。现在，在桂西南沿边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留许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习俗，如同样是热情好客、团结互助，壮族地区与其他地区表现明显不同。早在明代邝露就在《赤雅》中记载：“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牲醴，饮啖，欠敬不衰。”徐霞客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款待，“请少憩以候明晨”，并“煮蛋献浆”来招待他，“土州守黄君，一见如故，遂欢饮十日”④体现了本地区热情好客的特点，此俗世世代代相传下来，每家要娶媳妇、嫁闺女、建新房、办丧事，四邻八方都来帮助。类似的良风美俗的大量存在，成功的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效的维持了当地的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而在中国大地上，此种状况并非为壮族地区所独有。

4.陋俗易于孳生犯罪

陋俗是摧残人民身心健康，对社会发展进步和谐文明起破坏和阻碍作用的民俗。陋俗作为良俗的伴物，贯穿着人类社会始终。它具有滞后性、极端性、破坏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陋俗虽已受到废禁或改造，但依然存在，甚至有时还相当严重。如迷信鬼神、婚礼中的大操大办、丧葬习俗中的重殡厚葬、、联宗结族的拉帮结伙、地方主义、保守主义、械斗等，都成为社会治安的极大隐患，甚至酿成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因此，根据民俗的客观规律，启发群众提高觉悟，移风易俗是必须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采风俗，定制作”的历史经验。大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大都非常注意对风俗习惯的研究，所以，商鞅、诸葛亮、王安石等人的著名变法虽有弊端，但也都取得了很大成效，相反，韩非一类的变法，只求急功近利，一味酷刑严法，所得成效倒是很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俏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⑤笔者认为，在现实背景下，民俗依然可以发挥其对犯罪控制的作用，国家应当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予以重视。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民俗由于种种原因面临灭绝的危险，而且，民俗的地域性特征也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在全国普及统一的模式。但是，民俗对犯罪控制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不会消失的。笔者曾经特别观察在本地区土生土长后来到异乡工作或打工的那类人，发现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明显地遗留有本地风俗习惯的烙印，前者自不必说，尤其是后者，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但除了少数意志薄弱的人以外，他们的自我约束力极强，违法犯罪率极低，相反，在打工过程中，他们都能把本地形成的一些良好习惯用在工作生活上。这说明，民俗并非仅仅在其形成地发挥作用，它深刻地影响曾在本地生活的每一个人。卢梭曾经指出，除了根本法、公民法和刑事法以外，还存在第四种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法。“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者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所说的就是风尚、风俗，而尤其是舆论……个别的规章……只不过是穹窿拱顶上的拱梁，而惟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⑥也许这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二、现行犯罪控制模式中的民俗控制检讨

民俗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大系统中，民俗是一个地位与作用都有别于其他文化部类的独特子系统。它在与社会大系统发生关系的同时，又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宗教等子系统发生关系。不同民俗的民族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特色。因此，民俗被认为是“铺展于社会大系统之下而凌驾于其他子系统之上的中间环节。”⑦

在社会生活中，民俗是一种模式，一种规范，是相对于法律、政令等硬控制形式的软控制，被人称为“不成文的习惯法”。民俗对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功能，是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的习惯法，其潜移默化的威力是法律制度所无法代替的，它可以使社会系统有效地排除干扰，保持文化特色，产生极大的社会控制效用。从社会学角度看，民俗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是相对于法律制度硬控制而言的软控制；从心理学角度看，民俗是一种心理平衡因素，具有安定民心的作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民俗是社会安定的因素，具有维护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民俗教化”，通过“辩风正俗”以净化民俗，从而达到“礼俗以驳其民”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区有两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是乡村经济的转型，另一个是消然兴起的“乡村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它说明，现在中国社会还有传统制度安排存在的必要性，即是说，它还有效率。因此，制度创新必须依据社会的制度要求，在原有制度结构的演变路径中，从原有制度的基因中创造和生产出新的制度，使新旧制度间实现磨合，成为一种统一完整的制度结构，共同对整个社会发挥影响；否则，制造出来的制度尽管很理想也是死的，如果强力推行，其后果就是破坏一个社会原本和谐的制度结构。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我国古代采取的是“因俗而治”，因为统治阶级意识到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采取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伤害这些民族的感情，引起不满，影响国家的稳定。其作法主要有在立法中充分注意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和作用，有时甚至把其作为立法的依据，广为流传的风俗习惯往往成为法律渊源；或者法律在某些方面也要适合或迁就社会的风俗习惯。一些西方学者得出了“法不能改变习惯”,“法必须与习惯相适应”的结论，而且世界各国法制史上的一些例证也表明了法与习惯的这种关系，即如果法律违背了习惯，这种法律注定是要失败的。⑧因此，在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的互动中，我们就应该反思“取代模式”是否可行，这种取代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以西方法律为背景的中国法治建设，在借鉴西方法治道路经验的过程中，应该走一条有自己法律特色的道路。在国家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国情、民俗、国家法律在与民间习惯规范的互动过程中，能在冲突的基础上协调、妥协。对于好的行之有效的方面，国家应当适当地在各种环节予以考虑和吸收，对于落后甚至同国家法律相冲突的内容，也不应单纯的用强制手段取消它，必须在国家法律统一的前提下，通过长期、有效地法制宣传教育逐少提高民众的认识，使其内心接受，认同法律。否则，法律将被大规模地违反，这将有损法律的权威，最终将对我国法治化的推行不利。

三、 控制模式中的民俗控制途径

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民俗是在一定群体成员生活中，最基础的，也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紧贴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因此，谁都承认民俗对所有人的言行和思想具有控制力量。对此，我国另一位著名的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认为，民俗控制在习俗环境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俗民群体依据习俗规范的约束，有具体意向地要求俗民成员无条件遵守，如有越轨违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如能模范遵守就会受到奖赏。另一类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民俗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惯制的约束，就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前一类多表现在家庭、乡村等小型群体中。家族习俗环境中家教、家规等都是家庭中有意向、有目的的民俗控制；乡村民约、乡老裁判等都是乡村习俗环境中有目的的带有制度性的民俗控制。后一类多表现在充满于习俗环境中的禁忌习俗对任何个人所施加的约束或隐性的惩罚。这种隐性惩罚在习俗环境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使俗民随时都警觉不去犯忌。⑨也就是说，民俗控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它主要是靠大量的民俗压力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习以为常的控制力比其他强力控制威力更大，效果更好。还是乌丙安先生说得好：“民俗的越轨率与法律社会的犯法率相比较，就会测查出习俗环境中的越轨率是偏低的，那是因为民俗威慑的控制力为俗民们自发遵守，习以为常；而法律条文的刑罚威慑的控制力在俗民日常生活中没有习俗规范那样刻骨铭心。威慑理论对于刑罚的支持其实是十分模糊的，刑罚的轻重也都是有限的。但是，当威慑理论中引入了民俗信仰的超自然力威慑时，民俗控制力就成为无限的、强大无比的。”⑩就犯罪控制而言，如前所述，民俗对犯罪的这种控制力其实就是通过预防来实现的，其具体的途径为如下。

1．民俗的隐喻控制

隐喻，是将本来的意义隐蔽在某种标志物后面或者经过某种比喻，曲折地反映某种信义的象征。民俗的隐喻控制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象征(观念象征、符号象征、仪式象征等)对俗民进行为管理的习惯性手段，人的社会化内容包括外显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和内隐的行为模式(价值、信仰等)。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社会化就是人的习俗化，这种习俗包括三个方面：使用工具获得产品的生产习惯、社会生活的习惯和语言交流的习惯。正是这三方面构成了人类婴儿出生于此的既定的习惯模型。婴儿出生之时就是人的习俗化、社会化的开始之时，个人从此融入了充满人类社会的习俗体系，难解难分。人的社会化、习俗化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11]人的社会化也是一个价值内化的过程，只不过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依据习俗来界定的，是通过习俗来表达的。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惯正是通过人的社会化、习俗化而流转下来的，离开了所有个人的重负，习俗则毫无意义。民俗的隐喻控制就是通过民间神话、传说、寓言、笑话、各种民间仪式等民俗文艺活动贯穿在人的社会化、习俗化的实施中。

以我国非常普遍化存在的民间仪式为例，从一定意义上讲，仪式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常设或临时的组织机构、严格细致的规章制度、有条不紊的操演过程使仪式成为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秩序象征。可以说，仪式与秩序有一种共生关系。如丧礼的置办，以子女给死者洗礼开始，到入殓，停棺待葬、孝服的穿着、开丧、吊丧、道场的活动、待客、出殡，以及过程当中的禁忌等各个环节均严格按程序进行，不得违反。笔者曾在自己的老家参加过多次丧礼活动，表面看来场面相当混乱，但实则在主事的安排下进行得有条有理。如主家迎谢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这个环节，每有前来吊唁者，都由主事大声喊“孝子出迎”，跪在灵堂内的长子、次子披麻戴孝背朝吊唁者依次而缓缓跪出，不得面迎，随后又原路返回，接着吊唁者低头致意，然后进入灵堂痛哭一番，这时灵堂内的死者亲属一定在旁边陪哭。每有吊唁者来到，主家都必是如此进行。整个丧礼的每一环节的时间、参与者的角色、动作、语言都有着严格具体的规定。由此可见，仪式对秩序的安排并非一种简单的模型，主体在仪式过程中因传统习惯规则的遵守、违反、恢复、改变而引起的相互关系的确认与变动构成了现实民间秩序。所以仪式是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是活动的社会秩序。

2．民俗的规约控制

民俗的规约控制是以俗民群体制订的规约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的控制手段。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虽说没法律，但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秩序的生成主要依“礼”和依“习惯”而治，于是，对中国乡土社会而言，一个沉重的传统包袱就是国家法或王法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没有走进人心，贴近社会，相反，民众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民间的规范更感兴趣，更有所偏好的青睐。即在中国，真正管用的是国家法之外的活生生的各种规约，他们更能有效的作用和规制这个社会。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在起调整作用的规约大概最典型的就是村规民约了。

村规民约，有的地方又称乡规民约、民族团结规约、族规民约等。传统的村规民约一般由村庄中的权威组织或全体村民公议制定，其目的在于调整村落内部关系，维持村落秩序，维护村落的共同利益。作为乡村社会最常见的地域性自治规范之一，村规民约对乡村生活的稳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使这些规范有的与法律相抵触，甚至直接发生冲突，但它在民间却深入人心，被民众所自愿遵守，至今仍广泛存续并发挥效用。

3．民俗的裁可控制

民俗的裁可控制是指民间社会通过表彰奖励或谴责惩罚的方式使人们遵守各种规约的控制手段。它强调的是民间社会依据传统习俗对行为后果所给予的评价或判断，在中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多局限在一乡一邑之内，一般从生到死不会离开自己所在的县。因此，在这样一个习俗社会中，民俗的裁可控制是非常有效的，习惯的力量不仅大而且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社会有两种权力，一是横暴的权力，二是同意的权力。国家法更多的体现前者，而民间习俗规范体现的却是后者。所谓同意，是指共同承认，达成一种共识。如果谁触犯了民间习俗规范，随之而来的不是对他肉体上的惩罚，更多的是对他面子的惩罚。俗话说：“人活脸，树活皮，”而且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尤其是在“熟人社会”中这种惩罚是很严厉的，往往一个人触犯国家法被判刑入狱，出狱后还会被认为是“浪子回头”，而一个虐待公婆的媳妇或失贞女子却很难被人们重新接受，因为国家法的惩罚是用公开的暴力将他暂时孤立于社会，而民间习俗规范的惩罚是用一致性的道德谴责或集体暴力将他放逐于社会。梁治平先生认为，在传统中国中，人们一旦有逾越行为，就会受到来自以族长为代表的家族势力和来自本村社会共同体的谴责、蔑视和惩戒，其方式有的是加以贬抑，使其名望下降，在乡邻中抬不起头；有的加以制裁，使其利益受到损失，如重罚和多出劳役等严厉的惩戒；有的还可以处死。这些人情、礼俗、家法、习惯或有明文规定或约俗相定而成，它具有多样的形态。“它们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形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相沿成习；或者有明确的规则，或者更多地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一些人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和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12]总之，人们之所以采取与社会风俗习惯相一致的行为，是因为当人们违反它时就会遭到惩罚(如孤立、排挤、嘲笑等)，遵守它时就会得到酬赏(接纳你、尊重你、给你面子等)。“在社区中，人们担忧的真正制裁往往来自社会习惯法的持续而全面制裁，即被排除在职业、朋友、团体、家庭关系之外，而不是法律的短暂而局部的制裁。”[13]尤其是在我国的法律不入之地的乡土社会，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人们与法律打交道的机会极少，人们很少有机会感觉到法律的存在，而风俗习惯的存在和惩罚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包括人们的心理上)。[14]

4．民俗的社区控制

社区是指聚集在某一地域内的社会成员所形成的相互交往与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及流动区域。实际上，社区是构成社会整体的“个单元”，也是相对整个社会的小社会。社区中的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社区有情感、心理和文化、习惯等方面的认同感，进而形成社区的内聚力。民俗的社区控制就是通过社区建设，对良俗进行张扬，从而达到密切邻里关系，净化社会风气、宣泄消极情绪的目的的控制手段。它与前面几种手段不同，民俗的隐喻控制、规约控制、裁可控制是通过个体对良俗内化进而形成一种自我的内控力，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民俗的社区控制则是通过张扬良俗形成群体的控制力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它是一种群体动员。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乡村居民较为固定，社会活动范围狭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稳定人际格局和鸡犬之声相闻的生活方式使农村社会不仅存在着淳厚的人际关系，民风淳朴，而且有一种“远亲不如近邻”的守望相助的传统，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具有强大的制约力，无形中制约了犯罪的发生。特别是农村社会传统道德观念强烈，形成了对于犯罪的普遍谴责的道德气氛，亦从心理上制约了犯罪的发生，这就是民俗的社区控制的典型表现。直到现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依旧在相当大的程度保留有这个特色。而现代城市常常汇集了各种种族、文化背景的居民或流动人口，原始的人情关系被裸的利益关系所取代，现代独立的单元住宅形式又导致了一种缺乏在一起感、无久居意识和家园意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际格局，作为个人自由的代价的冷漠而稀疏的人际关系无助于制约犯罪。笔者认为,尽管现代城市是一个地道的陌生人社会,但在犯罪控制上它依然可以借鉴农村社区的民俗控制。以壮族的山歌为例:壮族是个善于歌且乐于歌的民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在歌的海洋中生活,农村年轻人找对象,要会唱情歌,否则很难找到中意的配偶,而在某一地域内唱山歌最棒者往往可以讨到当地最漂亮的女孩子,因为大家都认为,能把山歌唱得好的人表明他的涵养高,值得托付终身。一个民族,她的成员几乎都是自觉的歌手,这在人类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把歌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表达各种思想感情,增进生活的乐趣,以歌代言,各种良风美俗也是通过歌声得以传承,在传承中不断的塑造着人的品格。所以,历史上,壮族极少有很野蛮的民间习俗,不科学的陋俗也不普遍,但民间人际和谐,社会治安井然,极少有暴力性事件发生。显而易见,城市是不可能把一些民族特有方式照搬进来的,但其精神是可以借鉴的。在城市社区中，适时开展一切游戏的、娱乐的、竞技的、赏玩的民俗活动，通过这些轻松、欢快、逗趣的活动不仅能够唤起人们的和欢愉，排谴心中郁闷的情绪，在对紧张的学习与劳作和程序化平淡生活加以调剂的同时，也进行着良好品性的浸染，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唤醒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充分调动群体的积极性，找回“熟人社会”的感觉，加强人际沟通，密切邻里关系，保持和睦相处。倘若这样，将会大大的降低甚至消除城市社区中的犯罪现象发生。

因此，社区建设应当在开展各项社区文化活动和社区教育过程中，提高社区居民以社区为家的参与意识，在一般性参与活动中逐渐走向参与管理。最终达到预防犯罪，和谐相处的目标。

注 释:

①参见陶立：《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马林诺夫斯基把原始社会中违反原始规范的行为定名为“犯罪行为”并将其研究的问题称作“原始社会中的犯罪与习俗”问题。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3页。

③参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7页；苑利、顾军：《中国民俗学教程》，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0页。

④《徐霞客游记》

⑤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⑦简涛：《民俗工程刍议》，载《当代中国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⑧转引郭星华、陆益龙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⑨参见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⑩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11]参见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3页。

[12]参见梁治平：《民间法、习惯和习惯法》，载《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13]引自王涌：《社会法学与当代中国法的理念与实践》，载《中国法学》，1996第1期。

[14]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