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的独上高楼

摘要：在意象选择的特殊性与情感表达的同时，也赋予文体一种哲理的智慧内涵，而无论是意象的选择，表达的情感，还是体现的智慧，都不可避免的深刻受到民族心理的影响。在卞之琳的诗《距离的组织》中尤见一斑。

关键词：意象选择；文体承载力；智性化诗风

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6-0011-01

“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与情感的复合体。”

――庞德(Ezra Pound)在《回顾》(1918)

一、意象选择

卞之琳30年代中后期的一批诗歌，虽然规格不大，聚焦于独立的意象和个人片断的感受，但一种包容广阔时空的努力愈发强烈，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距离的组织》，短短数行，却利用相对的关照，以及用典，注释，实现了不同时代，空间经验最大程度的交织。《距离的组织》中选择意象短小精干，诗体小巧，如爱伦・坡的判断：“诗是唱出强烈刹那间的感情”所以长的不自然，短的才自然。”或用周作人的话来讲，“以抒情为本，以象征为精义的诗歌方式，成为了新诗理想的范本。”

从“小”也就是意象的选择的倾向性问题，为现代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诗艺策略，区别于同一时期浪漫的，粗暴的诗歌，为新诗创造了新鲜的感性，因而在30年代具有特定的文学史意义。此种意象的选择，在其跳荡和空间的延展中，某种向超越性敞开能，其实包含在对此意象倾向性选择的关注之中了。而这种选择的倾向性不只是卞诗诗艺上的特征，也似乎可以看作是“诗”在现代历史中基本的文体形象。

二、文体承载力

《距离的组织》其内在的宣泄方式，突破了线状的逻辑事理，把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时序生活和价值生活巧妙的贯通，根据情绪心理节奏变化的需要，思路动荡，想落天外，龙跳虎卧，未易追摹。它以甚少的诗行包含较大的生活容量，以简洁含蓄的审美意蕴直接调动读者的情感功能，以意象的撞击和转换呈现天机自到的流动的心理波纹。它并未仅仅服膺于思维与形象保持同一性的基本的但又不是唯一的原理(即亚里士多德的“A=A的原理)，从而避免了使诗人自己感受事物的活动与符号活动在同一智力水平线上进行机械的替代，仅仅把作品视为所思所感的印象复制和事态物貌的描摹传移。

从另一方面来看，卞诗关于“诗”的文体想象，带来了可贵的自主性，使得诗歌成为历史普遍话语之外的一个保有丰富人性的特殊领域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约束了“诗”的历史可能性，尤其在处理现代繁杂，异质的经验方面，无法支配历史，人情，心智的广阔。

在坚持诗歌特殊性的同时，建立一种更为力的，更具有包容性的历史处理能力，就成为新诗面对的一重现代性焦虑。由卞之琳诗歌看来，虽然其竭力借助小说化，戏剧化，有了一种“小大由之”的扩张力，但从根本上斌没有化解整体的焦虑。

袁可嘉在1947年分析《距离的组织》时提出了“同质而不同量感觉单位”构成的说法，发人深省。某种“同质的”“特定形态的情绪”是诗人表现的“效果的目标”，但诗人表现的方式是“间接性，暗示性，迂回性，避免情绪的过度泛滥”的。也就是说，诗人采用的方式是一种独特的情绪渗透的“技术”，正是这种技术使这首诗的艺术表现躲开了伤感。

三、智性化诗风

哲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使得诗人对实体与表象，存在与意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感受，新的认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就是有意识的利用因科学，哲学，人文科学的发展而改变的诗人的思维与感受，来结构一首诗的意境。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物象的嵌合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牵涉到诗与哲学的联姻。智慧的节奏对于抒情诗人来说，自然同样不易捕捉，稍不留神就流于干燥无味的训诫，笨拙的物化也将导致智性的诗素为之泯灭。然而，诗的最高层面往往是哲理意味。就诗的最高层面问题，在此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柯可(金克木)曾将当时出现的“以智慧为主脑的诗”称之为“新的智慧诗”，认为这种诗歌“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沉思为特点”，“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

虽然卞之琳受西方文学家的影响很大，但究其根本，卞之琳的某些智慧诗的实践与艾略特，瓦雷里的实践又有着一些质的不同。梁宗岱曾将瓦雷里称为伟大的“哲学诗”诗人，即是将观念融于诗的“形式”中的。卞之琳的某些诗太过于哲理化，而没有使观念具有足够的使人动情的力量。“主智”而忘情，就使某些诗显得枯燥乏味了。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抱负和诗歌方式的实际承载力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从修辞的角度讲，矛盾可能显现为过度的“负载”破坏了诗歌的完整与流畅，除此之外，更为突出的困境或许还表现在：由于承载一种象征主义的超验立场，当诗人努力跳出“小我”，包容外部的经验，但为了获得心智的结晶，外部“经验”在不断提炼中，也被抽象化了。此传统的表现出来，则为卞之琳诗歌的玄学化倾向。这也说明，除了保持一种超验性的智慧结晶态度，一种更为有效，更为综合的历史经验处理能力，没有被真正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