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买古本旧书，我一向很看重稿本。因为稿本具有原初性，而且往往也具有唯一性，――既早且少，对于收藏来说，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审视角度；更不用说名家的手稿，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其笔墨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或是同时兼具较高的艺术价值，近年名人书札在市场上持续走俏，就是源自收藏家对其文物和艺术价值的广泛认同。其实，名人书札价格的飙升，已经对名人稿本的售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就是一些收藏家开始比照书札，以页为单位，来估算购藏古人著述稿本的出价。

面对这样的市场行情，像我这样很业余的藏书“票友”，既为前些年还有机缘偶然买下过一两种名人稿本而庆幸，又为从今而后只能望洋兴叹而不免有些沮丧。不过，藏书的趣味，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好奇心。尽管买不起，若有机会经手过眼看一看，也算得上是一种差强人意的猎奇经历，自然也是一种福分；况且，若将时间尺度拉长了看，任何一种拥有，或者说任何一个人的收藏，实际上也只是收藏品流动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时段而已。收藏品已经凝固成为不变的历史，而收藏家都只是过客。

书友古渊老先生，近日觅得钱泳《记事珠》手稿，知道我喜欢孤密罕传的稿本，特举以相示，让我一饱眼福。在这些年的古籍拍卖会上，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档次较高的稿本，但到拍卖会去看预展，时间匆促，根本没办法欣赏；再说，拍卖起价虽然不菲，真正有价值的名家手稿，却是难得一遇。到大图书馆看书，倒是什么样的珍本秘笈都一应俱有，可那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生计促迫，闲情无措，多年来我始终没有专程去登门观赏的兴致。这样一来，能够读到这部《记事珠》稿本，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了。

古渊老先生经营古籍有年，鉴识古籍，已经颇具眼力，在购置此书时，即已审定作者为清人钱泳。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子徵考。

不过，严格地说，这部手稿似乎算不上是一部书，而且，“记事珠”三字，也不应是作者拟定的书名。

此稿毛装一册，约八十页上下，“记事珠”是书衣上的题签，另在书衣内的连史纸衬页上，剪贴有同样书写在古色封皮纸上的“记事珠”三字。这种情况表明，现在书衣上题写的字迹，应当出自后人之手，而书衣内衬页上粘贴的书签，则必为作者钱泳之手迹无疑。应是钱泳在书衣上原本如此题写，而年深日久，书衣破损，后人重新装池，不得不更换封皮，为留存钱氏手泽，特剪下原签，粘贴在新换书衣内的衬页上，同时在新换的封皮上，依旧移录原签。

既然如此，那么，又何以判断作者钱泳手书之“记事珠”不会是书名呢?用“记事珠”作书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托名五代后唐人冯贽的一部杂录性著述。但冯贽的《记事珠》，不见于正史经籍艺文志著录，最早的传本，出自清初人所刻宛委山堂本《说郛》，所以，冯贽撰述此书的说法，恐怕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传世著述中，作者和年代都清楚可靠的以“记事珠”为名的著述，最早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是明朝人刘国翰撰著的一部十卷本的类书(“记事”或作“纪事”)。杂录性书籍和类书的内容，虽然都很庞杂，但仍然有特定的限制，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已经超出任何一种单独著述所能涵盖的范围，因而，只能是一本供作者钱泳本人查阅的草稿底册，而不是著作书稿。

钱泳将这样一本簿录册子，题作“记事珠”，与托名冯贽和明人刘国翰同名著作的书名一样，都是取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事珠”条讲述的如下一则故事：

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止蛛，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至宝也。

显而易见，所谓“记事珠”，不过与现在通用的“备忘录”一语，大体相当。冯贽杂录的故事，刘国翰编纂的类书，都有存而备查的功用；而此手稿的主人钱泳将其题作“记事珠”，更只不过是“笔记本”的雅称而已。这部手稿的性质，确实也和唐人张说“记事珠”本来的功用最为接近。

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一册“笔记本”，其价值可能远不如写定的著作稿本，然而在我看来，却是恰恰相反。因为这种笔记性的手稿，往往在两方面会有优胜之处：一是保存作者动笔之初的原始想法，这在正式写定的文稿当中，时常会有很大变化；二是还有许多内容，始终没有能够或是作者从未想过，要将其编入著作，以公之于世，所以，只有在这种记事簿里，才能够见到。可见，若是从内容的独特性来看，这种原始手稿的收藏价值，实际上非但不一定就比写定的著述低，在有些方面，甚至反而会更高。

粗略翻检此钱氏《记事珠》稿本，可以看到，它在上述两方面，确实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即随意摘单一些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钱泳虽然一生没有获取过什么功名，在当时多少有些遗憾，可上苍也算公平，弥补给他很长的寿数，享年长达八十六岁。钱氏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逝世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是在这一期间，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很有意思的是，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的钱泳，在时政方面，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对外交往问题。据钱氏门人胡源等编述的《梅溪先生年谱》著录，当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率领船队，代表大不列颠王国出使清朝，寻求缔结平等外交外贸关系，途经浙江钱仓海岸时，在杭州知府做幕僚的钱泳，曾亲眼目睹了英国使船。钱泳仔细观察并记述了英国船只的规模和英国正副使节的姓名，而且还亲眼目睹了英使的“表文贡单”，见其汉文表述，“俱俚鄙不堪卒读”。亲身经历这次东西方国际关系上的历史性事件，很可能对钱泳后来关注国家的对外交往，有很大影响。嘉庆年间，钱泳伪托歙人“余金”一名，刊行了他与徐锡麟合作撰述的《熙朝新语》一书，记述清代朝野政事，其中即特别着意于中外交往。

在这部《记事珠》稿本当中，载有一篇写于嘉庆末年以后的议论对英方略的文稿。钱泳为慎重其事，稿凡三易。文稿的基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还很迂腐。不过，仔细品味，在最初一稿中，其描述英国，所使用的文词，却很有意思：

惟英夷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能通天文地理之学，智巧迭出，机(下有阀文)，而强兵十馀万，号令严肃，临阵冲突，无敢退缩者。以连环枪为主，以千里镜镜之(下阀)。

文中对英国的总体性描述，是其“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以及“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这几句话，显然赞许有加，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