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政策与角色演变

【摘要】亚洲区域合作思想已存在百余年。冷战结束以来，以东盟自贸区协定的签订以及日本的率先探讨和实践为标志，亚洲区域合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由于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冷战思维的延续，使得“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波三折，走向“军事大国”的日本在对华战略的制定上自乱方寸。

【关键词】互联互通 亚太发展命运共同体 区域主义 繁荣共生 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日本亚洲区域合作思想的历史轨迹

“亚洲一体”思想。日本不乏亚洲区域合作思想，不论其影响好坏，可以说，日本的区域合作思想，在近代亚洲政治外交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留给后人众多的思考与反思。日本亚洲区域合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日本的亚洲观有密切关系，而日本人的中国观是决定其亚洲观的决定性因素。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的失败使日本人陷入极度的恐慌，对华失望之感有之，唇亡齿寒之感有之。于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界与思想界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做出抉择。说到底，是个“西化”还是“兴亚”问题。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民间就有兴亚组织诞生。①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思想影响深远。

冈仓天心认为，“喜玛拉雅山虽然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是，跃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来说都具有的‘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都未受到阻隔，这一思想被所有的亚洲民族共同继承。②“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都分别述说着单一的古代亚洲的和平以及在这种共同的和平生活中所孕育和发展着的东方文化。不同的区域开放着不同的有特色的文化花朵，但在任何地方你又找不到明确固定的分界线。”③冈仓天心的“古典亚细亚主义”思想不论对日本民间的“仁人志士”还是对政府的“亚洲派”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影响。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指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由于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历程，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3种形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④近代日本民间理想主义的亚洲观最终让位于政府的现实主义亚洲战略，近代日本既未真正兴亚，亦未真正入欧，正如今天的日本仍然徘徊于欧亚之间一样。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欧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日本作为欧亚“桥梁”的地位也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

“区域主义”思想。蜡山政道是日本国际政治学奠基人和行政学创始人，他认为，“国家中心”与“国家本位”是国家观的两个支柱。但是，基于国家中心与国家本位思想而形成的外交政策充其量也只能产生一种“协调主义”，而无法“协同”地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此，他开始构筑自己的新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1928年蜡山政道出版了《国际政治与国际行政》一书，完成了其国际政治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化过程。他认为20世纪将是国民主义的时代，他将构筑亚洲及东亚区域秩序的设想建立在对亚洲各国国民主义趋势的展望之上，并对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内各国的相互依存寄予希望。蜡山政道设想把经过国民革命后独立的中国编入区域合作的网络之中，并以此来构筑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他对区域内兴起的民族主义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建议在亚太地区成立一个区域性的和平机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这是有关区域合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化表述。但是，当时日本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情绪使得亚太区域和平组织的建立成为画饼。蜡山政道功能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与亚洲人民反对欧美以及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具有无法弥合的裂痕。”⑤

蜡山政道是倡导“东亚协同体论”的代表性人物，“区域主义”是其协同体理论的核心。他构筑“区域主义”理论体系的目的是想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寻找一种新理论和新制度。蜡山认为，日本殖民海外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不同。英国当年向外扩张是以个人为中心，国家意识并不浓，他们所发扬的是一种“海盗精神”。而日本向海外扩张则是以家族、集团出动为特征。因此，它需要一种“协同精神”。⑥蜡山的“区域主义”似乎有些“区域命运共同体”色彩，但它与“古典亚细亚主义”者所追求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目标有本质上的不同。蜡山区域主义理论是在功能主义的国际政治观指导下形成的，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因素，并非考虑亚洲各国的民族利益。严格讲，他的区域主义不属于亚细亚主义范畴。因为在蜡山区域主义理论中“日本盟主论”观念并未消失，同时，他把克服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区域主义追求的目标。他无法清楚地解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因果关系，他在否定帝国主义的同时却将日本向亚洲扩张的“防卫与开发”概念合理化，并为日本政府富于侵略性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⑦

“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一百多年来，影响日本政府亚洲战略决策的思想理论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瑜吉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日本的决策者发挥了重要影响。1878年福泽瑜吉在《通俗国权论》中指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及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大炮弹药不仅能申张已有的道理并且还能成为制造新道理的机器”。众所周知，“文明论”是福泽瑜吉思想理论的基础与核心。但是，福泽的文明箩筐中既装着民主，也装着战争。他视甲午战争为“文野之争”，即“文明”的日本与“半野蛮”的大清国之间的一场战争。福泽主张过“联合亚洲”，也倡导过“改造亚洲”，但是，最终他对大清国与韩国失去信心。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他的一句“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宣告了他与“古典亚细亚主义”分道扬镳，从此走上了“全盘西化”之路。他反对“和魂洋才”，鼓吹“洋魂洋才”，尤其推崇“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