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从孝文化的变革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途径

摘要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孝文化的起源、到工具论、再到重构、回归本身的发展变迁,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路径,可以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貌的作用。

关键词孝文化;变迁;传统文化;路径

一、“孝”文化起源说

从古至今,“孝”的观念和文化,经过历代圣哲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已经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它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标准。黑格尔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也曾说:“中国纯粹是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也是国家的儿女。”西方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可见,“孝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特征鲜明的。国内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

那么什么是孝文化,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孝文化,是指涵盖古今一切有关孝的思想理论、法律、制度、行为规范、民风民俗以及各类文艺成果在内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辞海》注释:“善事父母曰孝”,“对祖先也称孝”。这是孝文化最直接的含义。关于其产生,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论,并从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学、文化哲学等角度进行分析,但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形成于周初。当时,孝主要是用来维护奴隶社会的贵族宗法制度,以宗族的祖先为对象,以祭祀为主要形式,因此当时的孝道主要内容是与贵族宗族相适应的宗德。当它要求为人子女者,对在世的父母要尊敬、顺从,恪尽奉养之责,否则就是“不孝”,是“元恶大憝”,须严加惩处,“刑兹无赦”(《尚书·康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宗族的瓦解,孝由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转化,成为家庭调节父子关系的重要手段。孔子是孝的理论集大成者,把“敬”引入“孝”,拓宽了孝文化的理论内涵,并把孝和礼结合起来,孝的含义由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转化,并使孝从以宗教意义为主转化为以伦理意义为主。在《论语》20篇中共有10篇提到了孝,并赋予了孝新的内涵。曾子将孝道无限扩大,使其成为绝对的、终极的道德之源。孟子将其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墨子将其尚利的原则运用于父子关系之中。全面论述孝道的《孝经》也在此前后产生。书中以“善事父母”为核心,认为孝是“德之本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二、“孝”文化工具论

文化由于其教化的隐喻性,一旦与统治阶级利益趋同,则即转身为统治工具。从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孝”文化初具体系,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之后,统治者也开始注意到“孝文化”的功能,开始把其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汉代统治者着力推崇“孝治天下”从理论上倡导,从制度上保证。无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明确“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至采取设置“孝悌力田”科与“举孝廉”的政治制度,都在大力表彰和推广孝道教化。

“孝”文化的异化。魏晋以后,各朝代的统治者都基本继承了汉代崇孝的传统,不过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求忠的目的。因为,魏晋战乱频繁、朝代更替不断,让百姓无法效忠,只能求孝。“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有学者指出,在这种社会风尚之下,个别人为了追名逐利,上演了一幕幕布孝行异化的丑剧:如割骨疗亲、埋儿奉母、尝粪救父等愚蠢行为,这都是对“孝”文化的扭曲。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经历异化的过程,这是文化工具化的必然结果。

唐代虽然也标榜孝道,但是统治者自身就很难做到如唐太宗杀兄夺位等,所以唐代不很重视“孝”文化,还有佛教的兴盛、民族的融合等原因,都消弱了孝文化的影响。在宋代,朱熹等人进一步把孝上升到社会意识的高度:孝为立身之本,立国之根。唐宋之后,封建社会势渐日微,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自身的地位,对孝的倚重愈甚,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法律。如,宋元明三代皇曾专下诏书,以荐举孝悌之人,并治不孝者之罪。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愚忠愚孝教化,孝文化中充斥更多的不是人伦常理而是恪守封建君臣之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这样愚忠愚孝的言论,成为人们在生活中处理矛盾冲突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

三、“孝”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矫枉过正是文化纠偏的一种常态。当一种文化被异化为统治者的工具之后,一旦统治阶级弱化,被统治阶级就会适时地将这种被异化的文化打入底层。在近代,中国启蒙主义者开始对“孝”文化提出质疑。陈独秀从传统旧道德《三纲》的总体上批判孝道。吴虞指出:“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鲁迅先生看了“郭巨埋儿”的故事后,非常激动地说“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孝道进行批判,他认为,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放大体,并指出,孝观念的历史性以及孝道在封建社会的本质及消极性。

也有部分学者对“孝”文化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是没有错的,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孝悌的提倡,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孔子的宗教。高度肯定了“孝”在中国文化和儒学中的地位。冯友兰则从历史的必然和反驳民初人的观点的视角出发,维护了儒家孝道在传统伦理中的中心地位。并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儒家以及后继者都对“孝”文化持肯定的态度。从统治时期到解放初期,“孝”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一直在持续,后来由于阶级斗争,出现了激进的做法,“孝”文化一度被迫中断。但是,这也说明文化的命运始终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保(下转第42页)(上接第41页)持客观的同步性。

四、“孝”文化的回归与重构

新时期,“孝”文化的研究逐渐回归,国内学术界对“孝”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创新,提出了在新时代,重构“孝”文化的内涵。有学者提出,孝在历史上虽有其阶级性,但孝的存在也有其社会性即“全民性”,这是一种普适性和共通性,是基于人性而产生的,因此孝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牲,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虽然孝的出发点是个人、个体家庭,但却能达到博爱天下的结果,这既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是社会价值的实现。孝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在博爱,爱国家、爱社会、爱整个人类。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孝”文化是社会、家庭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对传统孝的批判继承的发展,它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2001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家庭美德,规定了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宪法》第49条指出:“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从法律上规定了父母与子女间相互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关系。《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4条指出:“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第9条指出:“老年人应当遵纪守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现代孝的文化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任何文化的兴盛与衰败都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著名学者曾指出,一国的衰亡是先从文化开始的。反之,一国的兴盛也是先从文化开始的。孝文化的的形成、兴盛、衰亡、重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的典型写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维持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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