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一部罕见史料

〔摘要〕 笔者在韩国发现的蔡钧著《出洋琐记》，是1885年由王韬在上海手校并刊印，早在19世纪末就被朝鲜国王收藏并成为了解欧美社会的参考资料。蔡钧属于近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外交官，《出洋琐记》是他有关1881-1884年间先后在美国与西班牙担任外交官并环球旅行的个人记录，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几乎唯一的中文记载，而且可能也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详细的见闻记录，在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以及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无疑是一部罕见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 蔡钧；《出洋琐记》；韩国藏本；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54－09

①蔡钧：《出使须知》自序，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本。本稿所引用《出使须知》相关内容，均出自该藏本。

②参见〔英〕费尔萨姆著，胡其安译《外交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22、31页。

〔作者简介〕权赫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辽宁沈阳 110136。

2000年，笔者曾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藏书阁发现了由蔡钧撰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使须知》藏本，并在2003年撰文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一资料。〔1〕当时，笔者根据上述《出使须知》自序的相关内容，曾指出蔡钧还撰著过如下两书，一曰《舌人小录》，一曰《出洋琐记》，①只是当时还未能见到该两书，因而无法了解其“庐山真面目”。到2009年上半年赴韩国高丽大学讲学期间，笔者又在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奎章阁进一步发现了仍由蔡钧撰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洋琐记》藏本，因撰此文以介绍这一有关近代早期对外关系史的一份罕见珍贵史料。

一、蔡钧其人及其《出洋琐记》的刊印与收藏情况

早在1881－1884年间，蔡钧就曾“随使”美国、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与秘鲁三国并曾驻扎西班牙两年有余，尽管在其级别上大体属于较驻外公使低一级别的“随员”（attache）及“参赞”（counsellor）系列②，却也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早一代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到1901－1903年间还曾担任过清政府驻日公使。〔2〕然而，清政府官方资料中有关蔡钧的资料却是寥寥无几，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3〕中便无他的履历资料，至于收录蔡钧人物资料的仅有的两部近代人物辞典中，居然完全没有记录他早年“随使”美国、西班牙与秘鲁三国的内容。〔4〕可见蔡钧在1880年代初期“随使”美、欧并曾留下相关记录的事实，即便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门领域也已是几尽湮灭，不能不说是有关晚清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据蔡钧《出使须知》自序等相关资料，大体可以了解到蔡钧的基本情况。蔡钧，字和甫，〔5〕燕山籍，生卒年与出生地及家庭背景不详，早年在广东入仕并曾奉命“专办洋务”。据与他有多年交谊的王韬为其《出使须知》所作跋文，蔡钧曾在广东“捧檄办中外交涉事”，而这样一种办理“中外交涉事”的经历，与后来他能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一代外交官，应该说不无关系。到1881年6月24日，李鸿章幕僚出身的天津海关道郑藻如，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二任驻美公使并兼驻西班牙、秘鲁两国公使。〔6〕出身广东香山的郑藻如在出使之际，经人推荐从自己的家乡奏调蔡钧“随使”，而这也是蔡钧第一次涉足外交领域，并由此而成为晚清时期第一代外交官。1881年秋，他随同郑藻如由香港启程，乘船经由日本抵达美国华盛顿就任，并在三个月后，随郑藻如西渡大西洋，经英国首都伦敦与法国首都巴黎，到达了“日斯巴尼亚国都城”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早在1864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西班牙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交通商的条约，〔7〕而西班牙首任驻华公使克维度则在1868年5月21日就已经抵达北京就任。〔8〕至于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却是迟至建交11年后的1875年12月才被任命，而且直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都是由驻美公使及驻法公使先后兼任，〔9〕因此西班牙公使馆实际上一直处于并无中国使节常驻的空乏局面。正是鉴于驻西班牙公使馆“乏人”而“需员襄办”， 蔡钧遂被郑藻如“札留”马德里并“参赞使事”，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以参赞身份主持馆务的临时代办（chargesdaffaires）。〔10〕

作为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馆的实际负责人，蔡钧平时除“酬应日国部院官绅”等日常业务之外，还“兼习日之语言文字，留心考究，多方学习”，应该说是一位勤奋而又有心的外交官。然而，由于不服地处南欧地中海沿岸之西班牙的水土环境，他“时患咯血之症”，屡屡“请假养疴”，到1884年初获准回国，遂由西班牙“力疾就道”，经过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同年5月经香港“乃抵粤垣”。此时，距他出国已有三年，而他的出国与回国路线正好是一次完整的环球旅行，即其自序中所称“陆行数万里，水行数万里”。在1884年的中国，如此的环球旅行经历无疑十分罕见与难得。

仍据蔡钧《出使须知》自序的内容，他在出使期间先后撰著《出使须知》《出洋琐记》《舌人小录》三书，“初意事涉琐屑，只宜藏诸箧笥，勿出示人，以备他日出洋之用，乃索观者众，咸为嘉叹不置，谓此一书也，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应对仪节井然有条，洵为出洋者所必不可少，与其私诸一己，曷若公诸同好哉？爰是不揣固陋，付诸剞劂。”另据王韬所撰《出使须知》跋文，称蔡钧于1885年“五月间由粤至沪访余于淞北寄庐，谈次袖出其所著见示”，亦即《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在《出使须知》刊本中，蔡钧的自序与王韬的跋文均标有明确的时间，前者为“光绪十年岁次甲申浴佛后四日也”，即1884年5月6日，而后者的时间则是“光绪乙酉秋九月下浣六日也”，即1885年11月2日。其中，前者即1884年5月应是著者蔡钧在回国后将书稿整理完毕的时间，后者即1885年11月则应是王韬将《出使须知》两书“手校”并准备刊印之际撰写跋文的时间。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题签及内封等，也进一步证实了该书的刊印时间与经过。《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封面题签是用篆体来题写的“出洋琐记”四字，其下则书“光绪乙酉八月海书首”字样，而《出使须知》韩国藏本的封面题签也是在隶书“出使须知”两侧分题“光绪乙酉重九”与“徐海署眉”各字，从而表明《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两书都是在1885年9-10月间刊印，而且都是由“徐海”题写书名。不仅如此，《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内封首张左半面四方刊记内题有“光绪乙酉仲夏园老民校印”字样，在每张左右两半面的界框上方两侧均标有“出洋琐记”四字，而在其下方两侧又分别标有“叟手校本” 与“园王氏刊”字样，与前述《出洋琐记》刊本的版式基本一致。

察所谓“园老民”及“叟”（秀按：即“天南叟”之略称），都是王韬于1862年南下香港之后所用别号，而1885年正是王韬刚刚返回上海并创办木活字印书馆――园书局之际。〔11〕因此，蔡钧著《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两书应能算做是王韬所办园书局出版的最早一批书籍，而刚刚返回阔别13年之祖国的王韬，于主持格致书院之余，能够“手校”并刊印该两书，应不仅仅是出于他与蔡钧的私人交谊，也反映了他对该两书内容的重视程度。

《出洋琐记》在韩国的收藏地点为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奎章阁原是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正祖设立于1776年的王室图书馆，而后历经朝鲜王朝与日本殖民时期等多次变迁，到2006年2月改为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参见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网站（www.e-kyujanggak.snu.ac.kr）相关内容。该书内封第一张界框上面自右向左依次钤盖有“京城帝国大学图书章”、“集玉斋”、“京城帝国大学图书章”、“汉城（秀按：“汉城”两字为韩文“首尔”）大学校图书”等四个收藏印，大体可以从中了解到奎章阁收藏该书的经过。其中，京城帝国大学是日本殖民时期在当时“京城”即今首尔所创建的大学，并成为今国立首尔大学的前身，而集玉斋则是19世纪末由朝鲜国王高宗设立与经营的王室图书馆，早在1880年代就已经购置和收藏了中国各地出版的有关西洋各国及各种近代知识的大量汉文书籍。有关集玉斋及其收藏中国版汉文图书的情况，详见〔韩〕李泰镇《高宗时代的再照明》，首尔：太学社，2000年，279-306页。

至于蔡钧著《出洋琐记》被收藏于集玉斋，应是朝鲜国王高宗及其周围人士出于深入了解欧美及西方世界之目的，也可以看做是蔡钧著上述两书产生国际性影响的一个佐证。至于仍由蔡钧著并由王韬刊印的《出使须知》一书，尽管没有钤盖集玉斋收藏印，大体也应是在同一时期即1880年代被朝鲜王朝方面购买和收藏。详见权赫秀《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部珍贵史料――蔡钧著〈出使须知〉之韩国藏本评价》，（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11辑，2003年。

《出洋琐记》韩国藏本计1册61张，为木版活字印刷的线装本，每张分左右两面，每一面有黑体界框，界内为10行竖格，每行21字，自内封第二张右面起依次用中文序数标有页码，其中著者蔡钧自序为1面1页，正文部分海外见闻六纪略为36面71页，依次为“海外邮程纪略”8页、“日都风俗纪略”12页、“出使联络略述”5页、“各国风俗略述”5页、“日都小驻纪略”11页、“自日旋华纪略”30页，另有附录“奏疏条陈”20面 41页。上述版本情况与蔡钧的另一部著作《出洋琐记》基本一致，因为该两书都由王韬“手校”并刊印。

二、《出洋琐记》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

在蔡钧的另外一部著作《出使须知》中，有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所作序文及王韬所作跋文，均提到《出洋琐记》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评价。其中，曾国荃的序文称该书 “大而军政、典礼以及赋税、船炮诸要务，皆详其制度、数目，小而风土人情以及服色、器物各款，悉纪其好尚、情形……洵为使臣圭臬，凡出洋者必不可少。”王韬的跋文则称《出洋琐记》“追述其耳目之所见闻、舟车之所游历，凡道里之远近、山川之诡异、风土俗尚、国政民情，无不备载焉，俾未至海外者可作宗少文卧游观”云云，大体上是将其视做一种海外见闻与游记，却没有充分关注到其中有关晚清对外关系史的内容与价值。

《出洋琐记》一书的内容分为自序与正文部分的海外见闻六纪略以及附录“奏疏条陈”等三大部分。自序之前署名部分作“燕山蔡钧和甫辑述”，而后在仅一页的简短自序中先是介绍了自1881年秋“随使美、日、秘三国”而后又“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的经过。蔡钧：《出洋琐记》，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本稿所引用《出洋琐记》相关内容，均出自该藏本，因不再赘。自序后的海外见闻六纪略占《出洋琐记》一半以上的篇幅，从而构成了该书的正文部分，其中详细记载了他“随使”美国，而后又赴西班牙并“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最终因病回国过程中的见闻与经历。根据这六个部分海外见闻纪略的记载内容，大体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蔡钧“随使”美、欧两大陆并环球旅行的基本经过如下：

1881年秋，随郑藻如由香港乘船启程赴美国，六昼夜后抵达日本横滨，并访问东京。

复自横滨出发，经过十六昼夜航行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旧金山，乘火车转赴华盛顿，时为1881年12月。

三个月后随郑藻如由纽约启程，乘船航行“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二里”抵达英国利物浦，并乘火车转赴伦敦。

复自英国乘船西渡欧洲大陆，转乘火车经由法国巴黎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并奉命“留驻”，时为1882年5月。

1882年5月-1884年2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国公使馆“留驻”并“参赞使事”。1884年2月27日，由马德里启程回国，乘火车赴法国马塞港，复乘船经由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于1884 年4月16日抵达香港，全程“凡三万有八百里”，即转广州回国。

据笔者的初步调查，到蔡钧回国的1884年时，清政府已经先后向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秘鲁、日本等10个国家派出了外交使节，其中实际派公使常驻的国家只有英、德、美、日等几个国家，其他国家则是由驻扎另一国家的公使来兼任驻该国公使。在上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中，很少能有像蔡钧这样的环球旅行经历。至于1866年随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游历”欧洲的斌椿一行，只是从中国到欧洲四个月的半个环球旅行。直到1868年随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使美国及欧洲各国的志刚一行，以及1876年赴美国费城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中国海关人员李圭,才有了环球旅行经历及其记录。有关斌椿、志刚、李圭等人行程及其记载的情况，详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60－86、162-176页；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3年，21－58、355－374页。

鉴于志刚与李圭都不属于常驻国外的外交人员，因此至少在蔡钧所著《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出版的1885年之际，他的环球经历及其记载在当时中国常驻外交人员队伍中即便不是唯一，也应是属于最早的一批。蔡钧所著《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等书在当时之所以受到曾国荃、王韬的高度评价，甚至成为朝鲜王朝君臣了解欧美各国实情的参考资料，无疑与此直接有关。然而，该两书于1885年在上海出版后似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其中《出洋琐记》一书虽也曾收入《铁香室丛刻本》及《小方壶舆地丛钞》第11帙，〔12〕却一直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几尽湮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36种也没有收入此书。值得注意的是，在蔡钧之前的1880-1881年间担任驻西班牙参赞的黎庶昌所著《西洋杂志》〔13〕一书，与蔡钧所著《出洋琐记》有关驻扎西班牙的记载在时间上恰好可以前后衔接，在内容上也可以彼此互为参照，从而可以构成有关1880-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早期关系的一段完整史料。

《出洋琐记》海外见闻六纪略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海外邮程纪略”简要介绍了“自香港至美国由美至英、法、日各国计程七万余里”，具体包括从香港到日本横滨、从横滨到美国旧金山、从旧金山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从纽约到英国利物浦，复经由巴黎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等五段海陆旅程的经历与见闻。在相继跨越亚、美、欧三大洲与太平洋、大西洋两大洋的上述经历与见闻中，不仅有对他所乘坐“轮车”（即火车）及其票价（如从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的“轮车有床可睡者，需银百元”）的介绍，还有对先后所途经之横滨、东京、旧金山、“西嘉哥”（芝加哥）、纽约、“黎佛浦”（利物浦）、伦敦、巴黎、“马得力”（马德里）等亚、美、欧三大洲九个著名城市的简要介绍，其中对各地中国使领馆以及华侨情况的介绍，是有关晚清对外关系史及华侨史研究的珍贵记录。

第二部分“日都风俗纪略”是对马德里及西班牙历史与社会风俗的介绍，首先指出西班牙“向与葡萄牙并为一国，号大西洋”，尽管“其势稍衰，然规制犹存，富强足恃，俗尚丰盈，人多豪爽，好奢靡，喜华美，其积习然也”，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西班牙历史与社会民情的特点。而后，相继介绍了“欧扒拉”（即opera, 歌剧）及歌剧院、“茶会”（即party）、“加非馆子”（咖啡馆）、“斗牛之戏”、“女子入场多戴面具”的“跳舞会”、“嘉那华会”（即carnival，嘉年华）等风俗，还介绍了西班牙政府制度与政党、国会、贵族及君主制度等社会政治情形，其内容之具体与详细远远超过了匆匆过客的猎奇水准，充分反映出蔡钧对西班牙社会各个方面的观察与了解之全面深入。与黎庶昌著《西洋杂志》有关西班牙社会风俗的记载相比较（如“斗牛之戏”等记述），尽管在文字上要略显逊色，却在记录“斗牛之戏”的时间及票价（“每逢礼拜日甲正开演”、“椅位需银一二圆不等，最下亦须半圆”）等细节方面，仍可以说是不无所长。

其实，蔡钧与黎庶昌作为一前一后相继驻扎西班牙的中国外交官，他们所留下的《出洋琐记》与《西洋杂志》两书应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有关西班牙社会风情的直接见闻记录，其中许多内容可以相互比较与参证。然而，黎庶昌著《西洋杂志》是有关他在英、德、法、西班牙等欧洲各国外交活动与相关见闻的综合记录，其中有关西班牙的内容约为14条，仅占其全部90条记述内容的15%。至于蔡钧著《出洋琐记》，除其欧美旅行部分外几乎全部都是有关西班牙的内容，在记录内容的丰富与详细方面可以说超过了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至少从目前来看，蔡钧著《出洋琐记》不仅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早期关系史实唯一与全部的中文记载，甚至可能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为详细的直接见闻记录资料。

第三部分“出使联络略述”是有关外交官应与所驻国家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积极建立联系开展工作的内容，主张驻外使节“既已出使他邦，不能不从俗周旋”，还特意介绍了自己在驻美期间与美国“院绅毕君、摩君”交际，使这两位曾经“屡议禁华佣”的国会议员终于“皆知禁止华佣之非”。然而，蔡钧声称自己在与西班牙“官绅”交际之际“必为之言孝弟忠信，兼述一切因果”，并使他们“闻言无不跃然而起，生欢喜敬谨之心”，进而认为“圣道之行于欧洲，固易易也”，则反映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保守与迂腐。

第四部分“各国风俗略述”是对欧美各国社会政治风俗的简要介绍。先是笼统地介绍欧美各国君民共治、男女并嗣及“尚少壮而轻耄耋”等情形，而后依次介绍了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具体有子女养育与婚嫁及通过遗嘱与律师来分配遗产等家族制度、举凡国家内外大事“皆与上下议院集众公议”的议会制度、“重艺术而轻文章，尚制造而禁仿效”的社会风气、由国家保护技术发明的专利制度等内容。最后，还根据亲身体验与见闻分别介绍了欧美各国对华人的态度，称欧洲各国“每见华人，甚加优待，日、英两国尤为渥挚”，而“法国近日待华人远不如前”，至于美国则是“上位之人待华人颇厚”，而加利福尼亚与纽约“两省其薄华人尤甚”，而且“航海至东南洋而达苏彝士（即苏伊士运河）以诣西土者，所有土人无不藐视华人”。

第五部分“日都小驻纪略”则介绍了他驻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两年期间的主要活动，大体如下：

1882年5月8日，随郑藻如抵达马德里，却因该地“高燥”而“常患咯血疾”。

6月17日，郑藻如留蔡钧“为驻日参赞，襄办事务”，“再三固辞”而未获准。

6月21日，郑藻如启程返美，蔡钧留驻马德里并聘请西班牙人“哥君”学习西班牙语。

7－8月间，“咯血甚剧”，仍坚持“力疾从公。”

1883年初，聘请“美国教师”到公使馆每周三次教授英语，参考书仅一册《华英字典》，并开始参加西班牙“官绅”举办的“茶会”。

8月，应西班牙议员（“院绅”）“沙君”邀请，赴其乡间别墅避暑度假。

9月，应侯爵“郭君”之邀，赴西班牙“巴省”及“答省”参观制造局等近代产业设施。

9月16日，返回马德里并应邀参加西班牙“官绅”举办的各种“茶会”。

10月17日及23日，在中国公使馆接连举办两次“茶会”，西班牙“部院官绅”及英、美等各国公使“咸携眷属莅止”，深受西班牙各界及外交界好评。此后蔡钧受到各种“茶会”邀请，“折简来邀者日三四”，因过于劳顿而致“血症复作”。

11月，因“病既加剧，医无成效，酬应日广，费用浩繁，势必难乎为继”，遂“呈请”郑藻如“或调回美国，或乞假旋华”。

1884年1月，接到郑藻如“札谕，准销差回华”，因赴“霍辉司敦上谒”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并顺访中国驻伦敦公使馆以“辞别”。

2月25日，应邀出席马德里30年一次的“嘉那华茶会”，与西班牙“君主、君后”及各界人士话别。

早在1881年4月17日，清政府第一任驻美、日、秘公使陈兰彬奏报清廷，将驻西班牙公使馆“一切事宜暂交驻日参赞江苏候补直隶知州黎庶昌代管”。〔14〕黎庶昌著《西洋杂志》一书中有关西班牙的内容，就是他在1880-1881年驻扎西班牙期间的经历与见闻，直到1881 年4月5日为转任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而回国。〔15〕至于蔡钧之奉命驻扎西班牙并“参赞使事”，在时间上是继黎庶昌之后，然而中间相隔近一年，两人之间也就没有直接的接触，而这也正是黎庶昌著《西洋杂志》以及蔡钧著《出洋琐记》中都没有关于对方的任何记录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关于蔡钧奉命驻留马德里及“参赞使事”的内容，并不见于清政府外交史料的记载，也不见于近年整理出版的《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西关系卷》。〔16〕然而，在1878-1885年间出任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却在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先是记载1882年4月30日蔡钧作为郑藻如公使的随员“来谒”之事，后来又记载了两年后的1884年1月8日蔡钧（称其字而作“蔡和甫”）于归国前夕来访其英国“福克斯登”（《出洋琐记》作“霍辉司敦”）客寓之事。蔡钧在来访当天就与曾纪泽“久坐”，第二天再度来访并“谈甚久”，第三天则是曾纪泽与蔡钧一行“便饭”后又到蔡钧“寓中久谈”，〔17〕看得出两人之间还是颇有一些共同语言。曾纪泽的上述片断记录，是迄今所见有关蔡钧驻扎西班牙史实的唯一旁证材料。

其实，《出洋琐记》一书中有关蔡钧以参赞身份主持驻西班牙公使馆两年期间外交活动的内容相当贫乏，仅有在马德里接连举行两次外交招待会的记载。究其原因，首先应是与蔡钧并非钦差出使大臣即公使之较低级别外交官身份有关，其次也与当时清政府与西班牙之间并无多少交涉事件不无关系。同时，该部分有关度假、“茶会”及其与西班牙各界人士私人交往等内容却是十分详细与生动，如对马德里30年一次的“嘉那华茶会”的热闹欢快气氛以及两个侯爵夫人分别价值“三十五万圆”与“二十四万圆”晚礼服的描述，便相当生动而又逼真。这样一种私人内容超过外交活动等公务内容的记载，当然要有损于该书作为近代中国早期对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国与西班牙早期关系史资料的价值，而对于研究晚清时期中国人对外认识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却未必不是一个难得的亲身体验记录。

第六部分“自日旋华纪略”，则介绍了他在1884年2-4月间从西班牙马德里启程回国的远洋航行过程及沿途见闻，大体如下：

1884年2月27日，结束驻西班牙两年使命，从马德里启程回国。

2月28日晚，乘火车抵达西班牙与法国边界“塞活”，因病一度昏迷，经人救助后继续旅行。

2月30日，乘火车抵达法国马赛，发现遗失“金钱九十磅并银票贵重物”,经协商轮船公司同意先行垫付船资，马赛旅馆“寓值十三圆”则由其西班牙友人代付。

3月2日，由马赛港乘船出发，同行者有“驻法参使刘康侯观察”以及“赴荷兰赛会旋华”的“王司马”两人，次日晚抵达意大利“拿波里（即那不勒斯）城”。

3月8日，抵达“地中海尽处苏彝士河之北口”“宝赛”港，登岸参观。

3月9日，开始通过苏伊士运河，翌日抵达运河南端苏伊士城，随后驶入红海。

3月14日，抵达阿拉伯半岛南端亚丁港，遇同船的德国前驻广州领事“德拉君”此处“德拉君”系由笔者考证为德拉威，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125页。、新任驻华公使代办“比君”此处“比君”系由笔者考证为巴兰德，参见《清季中外使领年表》，40页。及奉命回国的日本驻英公使“森君”此处“森君”系由笔者考证为森有礼，参见〔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60年，附表1第25页；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日本外交史辞典》，东京：外交史资料馆，1979年，938-939页。一行，并登岸参观。

3月22日，抵达“锡兰岛”（即斯里兰卡），登岸参观。

3月28日，抵达“新嘉坡岛”（即新加坡），登岸访问中国领事馆并向“左子兴司马”此处“左子兴司马”，经笔者考证为左秉隆，详见曾纪泽著，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88-89、285页；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116、483页；《清季中外使领年表》，73页。询问中法越南之争消息，翌日与左氏同游华商陈氏所建恒心园，并记载陈氏及当地“约十万”华侨情形。

4月1日，抵达越南西贡，登岸访问当地轮船招商局分号并会见“兼办”招商局事务的华商“张沃生观察”，此处“张沃生观察”疑即粤商张霖，参见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215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卷3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26页。了解并记载当地25万华侨受法国殖民当局盘剥等情形。

4月16日，抵达香港，结束自法国马赛港启程的“三万有八百里”远洋航程，并转广州回国。

在上述内容中，有关新加坡与越南华侨的记载是有关晚清时期东南亚华侨研究的珍贵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12－16页曾据李氏《铁香室丛刻本》，摘录了蔡钧著《出洋琐记》“自日旋华纪略”中有关各地华侨的部分内容，也是笔者仅见学界有关《出洋琐记》的征引之例。而其跨越欧非亚三洲的三万里归国航程中的沿途见闻，则又可以成为有关晚清时期中外交通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样一种亲身见闻的记录在1884年的中国尤其显得罕见与珍贵。早在1877年12月清政府最早开始派出驻外使节之际，总理衙门就已经奏准“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具体要求为“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18〕至于总理衙门的这样一种要求，究竟是仅限于像郭嵩焘这样的“钦差出使大臣”还是包括像蔡钧这样较低级别的外交官，因“文献不足征”而不得其详。至少从黎庶昌著《西洋杂志》（秀按：该书系“光绪庚子年遵义黎氏刊”）以及蔡钧著《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等书均没有上交清政府而是由个人出版的情形来看，对于蔡钧这样较低级别的外交官来说，应是一开始就没有记录海外日记并整理上交的要求与义务。

换言之，《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以及至今未见其真面目的《舌人小录》三书，应是蔡钧出于个人意趣而撰写的私人著述。蔡钧在1884年回国之后将这些书稿交给自己的多年私交王韬来“手校”和刊印，而没有将其“进呈”总理衙门，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上述的推断。《出洋琐记》一书更多地记载了琐细而又生动的个人活动与见闻内容，有关外交公务活动的内容反而相当贫乏，主要应是由于著者蔡钧一开始就不是将其作为“进呈”清政府的外交工作报告，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私人海外经历与见闻来撰写的缘故。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彰显私人化（personality）色彩的独特风格与内容，与其说是《出洋琐记》一书的缺憾，毋宁说是其特有的史料价值所在。就在蔡钧之前担任驻西班牙公使馆参赞的黎庶昌所著《西洋杂志》一书，“所记述的重点，不是本人的行踪交往，亦不是使馆的交际应酬，甚至也不是外洋的基本资料，而是当时英、法、德、西等国的社会和文化”，〔19〕也是与其较低级别外交官身份以及非外交公务报告性质的写作意图直接有关。

作为该书附录的“奏疏条陈”部分，收录了蔡钧在回国后所撰写的奏疏一篇与条陈三件。在该附录之前有一段相当于著者自序的内容，简要介绍了撰写这些奏疏与条陈的缘由与经过。在1884年4月回国后，他很快由广州北上南京“上谒”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并“猥蒙下询洋务，亟赞曰可”，奉命在南京“备员承乏”，应是担任曾国荃的幕僚，不久又被奉召入京的“善厚帅”即江宁将军善庆（字厚斋）〔20〕“虚怀下询，谬以为能”，遂被带同进京并被委派到“神机营务处供奔走”。上述奏疏与条陈，就是蔡钧在北京神机营任职期间为“感激思奋，勉效驾骀”而撰写，实际上是他对当时清政府内政外交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大体反映了近三年的派驻欧美各国外交官生涯对其视野与思想所产生的刺激与变化。

其中，“代呈奏疏”一篇就中法战争问题提出“法有内难三，有外难三，有必败之道三，我有得天者二、得地者二、得人者二，有可胜之道六”，认为“法人虽悍，断无能为，中国虽孱，确有可恃”，并根据欧洲外交事例而建议派“威望素著之臣”携国书出访世界各国以获得外交支持，同时“常派水师兵船游历各处”以收联络外国、训练水师及保护海外华侨之三大效果。蔡钧有关法国内外局势的分析以及对中法战争结局的预测，大体符合后来的实际结果，而关于通过外交手段来充分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派遣中国舰队出访来达到多种军事与外交效果的建议，在当时也是颇合时宜的正确主张，从而表明蔡钧在国际问题尤其是法国及欧洲问题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富的见识与独到的分析能力。

分别题为“敬陈管见四条”、“再陈管见”、“续陈管见”的三件条陈，则是有关清政府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政策建议。第一件“敬陈管见四条”，分别就“富国、强兵、治中、驭外”等内政外交四大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在上述三件条陈中也篇幅最长，内容最为丰富。其中，有关“富国”之策提出“开煤铁五金之矿”、“开辟地利”、“鼓铸钱文”、“创设官号银肆”及“广行钞币”等四条建议，有关“强兵”之策提出“精造铁舰，广造轮船”、“沿海各省设立水师学堂、兵政衙门”、分“枪队炮队”以加强水师实弹射击训练、“储人材，收勇力”等四条建议，有关“治中”之策提出“必以通达洋务者”委任督抚及沿海各地方官员、“择牧令”、“通民情”、“端士习”、“久任使者”、“举贤能”等六条建议。至于“驭外”之策则提出了派遣出洋使臣“必深悉外情熟稔洋务者”、聘请西方“公正律师”以协助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于要处隐设西字日报，藉以维持公论”、“柔远人”即充分信任所聘用西方各国人士、“执公法”即遵守“万国公法”、“循和约”等六条建议。

蔡钧有关外交事务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独特专长，而有关内政部分的建议也反映了他在近代化建设方面的见识与进步主张。当然，这些政策建议的进步程度，并没有超出当时国内已然兴起的改良主义思想，如没有提出反对不平等条约与设立议会等主张。至于此后的“再陈管见”是关于“办理中外交涉事宜要当内外变通”的建议，“续陈管见”则是关于“洋务委员首重得人”的建议，实际上是前述政策建议中有关外交部分的进一步细化与发挥。蔡钧在后来相继出任苏松太道、〔21〕上海海关道〔22〕乃至驻日公使〔23〕等外事及外交领域的官职，则可以看做是清政府对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见识与专长的信任与倚重。

总之，蔡钧有关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尽管在外交事务与国际问题方面不无可取之处，而其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步性却是极为有限，应该说是一个虽有“走向世界”的经历却没有在思想上真正“走向世界”的过渡性历史人物。还应看到，尽管蔡钧在其驻外期间对于西方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已有相当充分的了解与见闻，而其主张与相信“圣道之行于欧洲”的保守迂腐思想却没有产生真正的触动与变化，在其回国后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中也没有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任何内容。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而较早具有“走向世界”经历的蔡钧，在20世纪初担任驻日公使时期反对留日学生爱国斗争的行为详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353-377页。，无疑是与其思想文化方面的上述局限性不无关系。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蔡钧著《出洋琐记》韩国藏本的内容与价值，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四点结论：

首先，《出洋琐记》韩国藏本是蔡钧有关1881-1884年间先“随使”美国继而奉命驻扎西班牙马德里“参赞使事”两年以及与之有关的环球旅行的记录，在撰著背景与意图及时间上与他的另外两部相关著作《出使须知》及《舌人小录》完全一致。

其次，《出洋琐记》与此前仍由笔者发现的《出使须知》，都是在1885年由王韬在上海“手校”并刊印，应是属于王韬所创办园书局出版的最早一批书籍。蔡钧著《出洋琐记》与《出使须知》两书，大体应是在出版后不久的19世纪末就被朝鲜王朝方面购买和收藏，并成为当时朝鲜君臣了解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参考资料。

再次，《出洋琐记》一书的内容，分为著者自序与正文部分的海外见闻六纪略以及附录“奏疏条陈”等三大部分，其中作为该书正文部分的海外见闻六纪略，详细记载了他“随使”美国而后又赴西班牙并“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最终因病回国的环球旅行经历与见闻。至于附录“奏疏条陈”部分有关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尽管在外交事务与国际问题方面不无可取之处，而其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步性却是极为有限，从而表明著者蔡钧不过是只有“走向世界”的经历却没有在思想上真正“走向世界”的一个过渡性历史人物。

又次，蔡钧著《出洋琐记》一书在出版时间上要早于黎庶昌著《西洋杂志》，其中有关西班牙部分的内容也要比《西洋杂志》丰富得多，应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早期关系史实唯一与全部的中文记载，而且有可能也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详细与直接的见闻记录。

总之，蔡钧著《出洋琐记》一书中尽管有关外交公务的内容相当贫乏，却因其私人化的真实生动记载以及当时十分罕见的环球旅行经历和见闻，对于近代中国早期外交史、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仍不失为一部值得关注的罕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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