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追责如何赢得法治转身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内蒙古高院1996年作出的关于呼格吉勒图案的二审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院1996年对呼格吉勒图案作出的一审刑事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尽管如此，呼格吉勒图这个18岁的小伙子却已在当年被执行了死刑，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谁来为错案负责？

错案追责难以到底

近期，一系列冤假错案相继被披露，不断冲击着公众的感官和心理底线。盘点近年10起曾引起关注的错案，除“赵作海案”等3起冤案已经进行追责外，其余均无追责消息。浙江省高院及浙江省政法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的追责详情不便提供；河南省高院和河南省政法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李怀亮案”追责事宜不了解；福州中院表示对“念斌案”责任人追责事宜尚不清楚。

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并不仅仅因为一些冤错案件年代久远，证据残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错案追责要面对复杂的权力博弈，也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强力支撑。五年来一直坚持帮助浙江张氏叔侄翻案的退休检察官张飚表示：“一个错案的产生，要经过公安、检察院、法院三道程序，他们有各自的职责，对工作也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正常来说，这会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但是有些地方也存在公检法三家走得太近，监督制约不力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

错案追责古已有之

几乎每―起冤假错案的办案人员，都可以拿“破案心切导致判断错误”为自己推卸罪责。如果政法机关轻易认可这种理由，将追责限定在党纪政纪范围之内，使责任人免于刑责追究，这样的追责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公众对此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司法制度都会产生错误，关键在于如何纠正、怎样防范。《尚书》中就有“五过之疵，其罪惟均”的记载，即法官在审案时如有依仗权势、贪赃枉法等“五过”，要与案犯同罪。如今，更要严格依法、不折不扣地进行责任追究，这是司法公正面临的更严峻考验。司法机关须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人依法惩处，绝不能留下姑息迁就、袒护罪责的败笔。

追责需要制度保障

在呼格案通过再审还原事情真相后，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迅速转向了追责。12月18日，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十八届四中全会已明确错案终身追责。这就要求，错案在启动追责程序后，必须纳入法治框架下，真正践行“有责必究，有错必罚”的法治承诺。

错案追责的关键在于，避免其他因素对独立审判权的干扰。“在一些地方，法院工作受到的干预还比较多，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倾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去年8月指出，各级法院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制，完善指定管辖、提级管辖和集中管辖等制度，继续健全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错案追责毕竟是亡羊补牢，更重要的是在案件侦查、审理过程中，公检法各司其职，严格按照法律制度行事，遵循“疑罪从无”原则，从源头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据《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