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的艺术馆

海岩搞收藏，尤其是收黄花梨家具的事几年间已被报道多次，关注收藏的人对他都不陌生。

在一次访谈中海岩说自己不相信爱情了，认为爱情经不起考验。问起他如今热衷于收藏是否寄情于物，海岩停顿了一下，点点头，“肯定是。越专注在这个兴趣上、专注在收藏上，越能忘记烦心的事。”

艺术馆

海岩正在北京郊区筹建一家艺术馆，用以展示他多年来收藏的黄花梨。艺术馆离市区非常远，谁也没说清楚究竟要到哪一村、路过哪一店，只知道在顺义，离河北不远了。海岩实在无意宣传、招揽人群，也不打算卖门票，他认为不是真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大老远特地找来，不是真喜欢的，来凑热闹也没必要。他说自己不过是把收在仓库的藏品转移过去罢了。

艺术馆有不同的人投资，投资机构看中的是海岩的众多珍贵藏品及文化构思。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即所有的藏品都要永久性无偿在艺术馆陈放，藏品可以更新，不时以旧物件换个别样的回来，但不可以拿任何一件去卖钱。海岩认为这样做即便有一天他不在了，只要艺术馆还在，藏品就可以得到妥善安置并永久地展示下去，而且这样一来也自然切断了和后代、和家人在财产上的关系。

海岩做这个艺术馆也是在完成王世襄的心愿。王世襄曾在很多国家看到不少博物馆里都有明清家具，希望能有一个博物馆是在明清样式的建筑里按照古人的生活常态来陈放家具。这样不仅能欣赏到家具的典雅之美，还能看到祖先起居生活的全貌。当时有个艺术基金会想帮王世襄在美国实现这个构想，基金会收藏了很多明清家具，特别是黄花梨，于是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王世襄先生亲自为博物馆的画册做了文字编录。后来，博物馆搞了一次拍卖会，把几十件藏品全部拍卖掉了。这已经是王世襄去世前十几、二十年的事了。

收藏的瘾

迷上收藏的人起先都以为自己不会沉迷，甚至开始时也不知道那就是在收藏了。

“像我们这个年龄，或者说像我们这一类人，可能原来意识不到什么是收藏，只是单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种血缘上的乐趣，好像天生就爱，看到这种东西就喜欢，符合自己的情趣。很多年前单位分房子，大家说要装修。在香河有个家具城，单位一帮人就搭伙去了，说要买点中式家具，因为那个时候就流行混搭，现在混搭不算个事儿了。当时我看中个官帽椅，一千五，砍价砍到一千。我们跟卖货的人要了张名片，上面写着河北大厂。河北大厂也是一个家具制作的集散地，反正离那边不远，我们想着直接跑厂里买说不定六七百就能拿下。不过后来没买就回来了。回来后路过燕莎，当时燕莎桥那儿有个元亨利家具店，挺有名的，现在都拆了。我说去看看吧，同事说这地方可不能看，这儿可是黄花梨、紫檀的。我问黄花梨、紫檀为什么不能看？同事说看了可就拔不出眼了，再看别的就不喜欢了。我说，没事儿！于是我们就下去看，这一看就真觉得好、真喜欢上了。那时候北京很多人喜欢在农村租地、弄个小院。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合伙在顺义租了个倒闭的小养猪厂，大家就在院子里盖各家的屋，我就把收藏的家具也摆那儿了，很多朋友都过去看。中国传统的起居文化很高雅，开始我觉得只有中年以上的人才喜欢，年轻人就喜欢宜家那种最简洁的。后来有个小伙子到我那儿一看就称好，他老婆问：‘你不是不喜欢中式家具吗？’，他说：‘我是不喜欢你爸那种中式家具！’我想，任何东西搞好了都会有人喜爱。西式有很烂的，中式也有很烂的，但同时也都有极好的。于是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做个博物馆，或者叫‘养习馆’，现在就叫‘艺术馆’了，是想把中式文化的审美价值挖掘出来，陈设给不同的人看。”

师父领进门

海岩跟马未都的交情要追溯到很多年前了，那会儿马未都还没出名，但已经是个古玩行家了。他常带着海岩看家具，帮着长眼，海岩跟着他常常一走就是一整天。

“那次是在北京一家古董店，门口摆了一件黄花梨的条案。马未都就跟我讲这东西怎么怎么好。当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呢，就问他：‘你是雷锋啊？这么好你怎么不买啊？你是托儿吧。’他说：‘我这么多年看到的好东西太多了，每件都买我也没这能力。你要是喜欢就买，不喜欢我就买。’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在理，就决定买了。马未都买东西有经验，说不能买急了，要抻着。后来抻了有俩礼拜，当时那家店的老板是‘胖冯’，马未都就跟冯老板介绍说我是个著名作家，第一次出手，让给便宜点，算是给进了这个门。当时砍很低，也拿下了，不过后来搬家被搬运工给摔了。”

水浑河深

收藏这行骗子多，海岩是个谨慎的人，不懂就找很多人帮忙看。如今黄花梨稀缺，来冒充的就更多了，白酸枝、花梨都能冒充，尤其是越黄冒充海黄。

“其实没有一个学校或是学科可以教你，只有不断地看、不断地问、不断地聊。有些东西没有科学机构能鉴定，只能凭自己内心的感受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古玩行水深，其实每个行业都水深，凡是有利益空间的地方水都浑、河都深。”

新旧贵贱

现如今，老家具的价格可能要低于新家具，这和10年前正好相反。10年前说新家具不值钱是因为那时候木头还有，大家都在做、都在卖，是什么价也就卖什么价。现在木头没了，就黄花梨说，无论是越南黄花梨还是海南黄花梨，在木材市场上都已经两三年没有销售了。

“贵与不贵跟好与不好，取决于哪一个是稀缺。豆腐挺好吃的，可它就是不贵，因为它不稀缺。在拍卖市场上，老家具必须是传承有序的才能有好价钱。也就是说以前在哪儿拍过，比如佳士得、苏富比拍过，或者说这是王世襄藏的。要么就是极经典、也没有修配的、样子好，这就肯定高过新家具，但是这种很少。大部分老家具样子正常、有点修配、没什么历史传承的就是不如新家具贵。

新家具为什么都是这个价？很简单：料钱加工钱，加销售和市场营销的钱，再加库存储运的钱，成本算一算下来不就是那个价儿了？

老家具作为艺术品本身是没有成本的，不知道从谁家拿出来的，那就只能看，看你喜欢不喜欢。真正特别好的老家具，价格之贵是你无法想像的。比如去年嘉德拍的紫檀笔筒，工是不错，雕得很细；第二，王世襄收藏过，然后又给了简松堂黄玄龙，他们都是大藏家。黄玄龙拿出来拍，拍了5，500万。再看今年保利拍的紫檀柜，9，400多万，传承有序，东西我也去看了，的确好。同样有些传承有序的东西，比如前年嘉德拍的一对黄花梨大柜，传承有序，100多年来，在谁手里都清清楚楚的。这个柜，也在刚才我们说的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就是美国那个，从那儿又回来了，原来出去的，从那儿回来了，就不如新的贵了：2，800多万。要说是新的，海南黄花梨做这么大的柜，2，800多万根本连料都买不了。”

尽兴

收藏到什么地步算是尽兴？海岩说“兴”是要自己控制的，有多少实力才有多少“兴”。

“我对收藏的给予都是我能承受的，谁也不会说看上了太和殿的宝座要给收了吧。最难受的其实是手边上的、要拿下没拿下的。打个比方，好比去一个拍卖，看上把椅子，觉得这椅子应该是在100万，我就出到100万，然后帮我拍卖的人回来了，说没拍着。没拍着就算了，一问多少钱拍掉的？102万拍掉的—就差这一口！我说你就再补一口，103万行不行啊，人家说你也没授权啊。要是我自己在现场就跟，我也不会觉得花了103万，我觉得这就是花了3万。通常一问说这多少钱拍的？250万拍的，那就爱谁谁吧，我也不往那儿想了。可这种我出100万，他102万拍走了，心里特别难受，这就是遗憾。”

哭穷？

中国作家富豪榜上跑不掉海岩的名字，却有文章报道说海岩平日里缩衣节食的。问他过去写小说赚的钱不够用吗？海岩说全买家具了，“你看我身上这衣服，90块钱在优衣库买的，一看这么便宜就直接买了3件。搞收藏的人手里都紧紧巴巴的，但凡有点钱，看上个什么东西，就肯定要把它给搬回家来。现在再想买什么就只能卖了这件买那件，以物易物了。其实我早就从购买者队伍中被淘汰出去了。”

全民收藏

收藏什么时候从精英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什么时候兴起了全民收藏热？中国的收藏人口达8，000多万，收藏家却寥寥无几。大家都想的是投资，为的是保值、升值。

“电视上那么多收藏节目，不说价格大家就不太愿意看，鉴宝的请专家来看，他最关心的就两条：第一条，真的假的？第二条，值多少钱？—你要不告诉我值多少钱我就白来了。可就是没有人问这东西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我们说‘收藏热’，其实不是，现在收藏非常不热，是投资热。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几千年来都没有过的，是完全商业的时代。任何事都得说钱，不说钱就没有交易。如今能赚钱的都是英雄。”

文人与避世

黄花梨家具被称为文人家具。作为黄花梨藏家，海岩个人定义，在古代的中国，文人就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朝代都不存在完全脱离官场的纯粹知识分子阶层，读书人只有科举、做官这一条路。而现今，文人的概念变得复杂和模糊了。面对今天的社会，海岩称自己是比较悲观的—社会不重视文化，只重视文化产业，没有人有力量去改变制度、改变规则。

2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非常发达，但文化是低迷的。海岩认为文化产业和文化是两件事，文化主要是指人的精神和情感，是上层的意识。文化产业是生意，追求的主要是利润、市场、份额。从历史上看，文化一旦产业化了，一定会对艺术产生极大的伤害。

“任何事只要一走向大众，由大众来选择、决定，就必定要走低俗的路线。家具也是这样，为什么清末以后的家具不好，因为那是一个大众化生产、满足大众需求的阶段。很多专家说明末国力凋蔽、民不聊生，而明末恰恰是明家具大放异彩的时期，这跟知识分子个人追求有关。后来都变成作坊式的商业化生产了，就开始低俗了。”

“自古以来文人就有这样的选择—闭世—就是我不玩儿了，我尽量远离现实的纠葛、纷繁和热闹。这些年不想写东西也是这个原因。过去是好剧不一定有好的收视，坏剧不一定收视不好；现在是好剧收视一定不好，坏剧收视一定好，全都雷声滚滚的。”

海岩说希望自己能够没有寄托。有一个爱好，钻研一门知识，做一些对社会有益无害、可能会影响一小部分人的事就够了。自己更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求得避世—不问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