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与网络化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化问题

摘要：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特定传统价值环境的产物，而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视域下，意识形态的形成主体、场域、路径和载体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对全球化和网络化下的意识形态进行考量可以发现，意识形态是一定的主体在一定时期的一种特定的价值观表达。新时期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和新的特点，亦即再意识形态化场域的虚拟一开放性、生存的共生竞争性、主体的平等一隐蔽性、走向的同质一未完成性，其实质就是人类对自己的价值观在新的价值环境下的一种重构。

关键词：全球化；网络化；再意识形态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128-06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如果我们撇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各色表象，廓清不同理论家的视界的特定表达，我们就会发现沉淀在意识形态底层的“共相”，那就是意识形态不过是特定的主体在一定时期所具有的特定的价值观而已。这种“形而上”层面的意识形态是为不同的经济观、文化观、政治观、社会观等所覆盖和遮蔽着的。我们只有透过现象，拨去泡沫，才能发现意识形态的本真。亚里士多德提出过“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此之后，有人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动物”、“社会的动物”、“语言的动物”、“交往的动物”等观点。我们认为这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人进行的界说，反映出了人是立体性的存在。如果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一个价值意义上存在的动物，人的一生是一个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寻求价值、沉淀价值、固化价值、提升价值的不断创化、生成、展布和扬弃的历史过程，人类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写下自己的大写意义上的“类”历史，所以说人是一个价值观星丛中的意识形态动物。

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不同的价值氛围，造就着具有不同“个相”的意识形态。在宗教的一体化时代，意识形态表述着神圣的上帝意志，其传达路径是从上而下的教化；在蒸蒸日上的大工业化时代，意识形态述说着科技的力量，其统一场域则是整齐划一的工厂；在飞速发展的电气时代，意识形态传递着资本的信息，其统领的天下则是物化的泛滥；在瞬息多变的信息时代，意识形态游走在无边界的虚拟世界，其组合的方阵是人的价值观的漂浮、失重与重构。所以，从价值观这一视域来界定意识形态，无非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知识论概念，而是一种基于人的生存状态之下的存在论概念，不是人类认识的结果，恰是人们认识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一界定，我们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关系来分析意识形态：

其一，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沉降的“压缩和蒸馏”过程。这一“压缩和蒸馏，，过程使得类型不等、形态各异的价值观能够在多元交织的价值观形态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可以具有导向性、规训性、实践性、辩护性和普遍性等特点和功能的意识形态样式，这一过程也就赋予了原来具有个别性与特殊性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这一过程是一个价值观竞争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观升降的过程，是不同的生存主体所遭际的价值环境的一种映射而已。新旧价值环境的变化，导致新旧意识形态交替。当然，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价值观整合过程。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里，由多种价值引导的多种主义竞争而形成的多元价值观图景中，最后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代表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成为当下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实际就展现了这一过程。

其二，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逐步认同和同构的社会过程。从价值观形态走向意识形态，这种价值观一定是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它具有更多的价值共识。“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社会存在的形式，它把大众转化为有热力的躯体，转化为整体意义上的有机体。在社会群体的行为、思想或感情的制度化坐标定位模糊或缺席时，意识形态的出场亮相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作为象征权力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躯体的符号架构。意识形态的支配不是通过信息的内容，而是通过对信息内容的排他性形式。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所赋予自身的功能是象征行动的词典。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组织手段，是把大众转化为社会的行动主体。”意识形态这一具有“象征行动的词典”依靠的就是价值观的认同和同构的机制在发挥其功能，只有这样，它才能把大众转化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如在由启蒙理性开启的现代性价值图景的建构过程中，平等、自由、独立、自主等主体性价值的确立，是通过资本初始发动并引起社会制度变迁导致的，从而使基于群体本位的价值观结构让位于个体本位的价值观结构，马克思称为“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的转换，舍勒称为“价值的颠覆”，张凤阳在《现代性的谱系》里称为“价值秩序的位移和生存价值标尺的重构”。这种颠覆和重构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化的认同和同化所得以完成的。

其三，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逐步去强制化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在专制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走向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谓“官方”意识形态，是依靠国家权力和强制力作为后盾、并得到行政力量、法制力量、媒体力量的强行支持而取得支配地位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针对特定价值观走向意识形态从而取得统治地位而言的。

其四，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与传统社会不同，在当今社会，一个地域性极强的价值观，如果不能具有走向大众化潜能，将会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甚或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的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胜负背后意味着大众化的成功认同与否。意识形态大众化的认同过程其根据是“公意”而不是“众意”。“众意”着眼于具体的私人利益，只是个别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公意”乃是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是个别意志和价值观念之间相互抵消之后剩下的共同意识。在价值多样化、差异化的背景下，确认公认或者共同的价值理念，形成价值共识和认同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也是当今网络化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基本走向。

二、全球化与网络化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较早提出“世界性”的说法，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世界社会”的一种界定。他们揭示了民族性国家最后通过世界往逐步会形成一体化、世界化的未来图景，多元共生的世界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将逐步生成，传统的民族社会将在强大的普适性的价值体系下得以根本性的改造。在世界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基础上会逐步形成带有共同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人们将来会逐步寻求越来越多的价值共同点。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世界性”概念给我们观察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生成性的视角和再意识形态化的新的生长平台。

全球化是全球性的逐步展开和生成过程，而全球性是一个和现代性紧密关联的概念。当今迎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正在溶蚀着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化解着以往矗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樊篱，将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纳入一体化的体制：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确认为“现代性”的表现。鲍德里亚说：“(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

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今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排斥异质性，重建一种新的文明与价值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排斥，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

全球化视域下再意识形态化是一个逐步整合的过程，这一整合过程是与普遍的世界交往紧密相连的。当今全球化进程并不仅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更多在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投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新的带有全球性的描述和称谓。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性价值的共通感”，即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价值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装点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开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推进“民主化进程”。人们聚集在这些“元话语”的旗帜下，旗下面漂浮着各具情态的价值标记，它们相互接触、碰撞、交流和意义再生，汇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再意识形态地图”。

具体来说，全球化与网络化环境下的再意识形态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再意识形态化场域的虚拟一开放性

再意识形态化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化，它的场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场域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界说，它往往标识着“再生物”的初始环境。全球网络化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诞生的初始场域。各具情态的网络化的表象世界，其背后则隐匿着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性和完满性的召唤，网络的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而与通俗文化合谋，从而促使人类走向新的会通和整合。政治经济文化消费的话题被全球网络化打上新的言说的色彩，而意识形态的界限模糊及重现，其意义分又又再生。其价值向立体深化发展。这些都是在新的场域下出现的再意识形态化，它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化式产生的神圣的教化意识形态，亦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强力轴心”的服从的意识形态，更不同于“冷战”时代走向极致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处处都可以萌生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的时代，边界的进一步拓展，话语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任何以往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新生场域。原有以教堂场域、广播杂志场域、电视媒体场域为主导的有边界场域将逐步让位于全球网络化的虚拟开放的无边界场域，并且和它们一起构成了再意识形态化的多样化的重生性场域。

(二)再意识形态化生存的共生一竞争性

全球化与网络化下的再意识形态化的类型多样化已成定势，这种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生存一定是竞争性的。在全球化与网络化视域下的意识形态世界里，社会的任何权力主体、利益主体，都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公开、平等的竞争，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并推动社会的发展。可见，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必须靠其主体的平等竞争来实现。当今在以观念文化形态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中，能够对人们产生意义并且持久影响人们思想的，必须在多元共生的意识形态丛林中学会竞争生存，它们也遵循着淘汰机制。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新的意识形态在时代所给予的条件下不断出现，而旧的没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在不断走向没落。福山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是终结了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本原意义上的以价值底色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将会以不同的价值观进行新的意义重组而得以再现。传统宗教所带给人的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久远和深厚的意识形态，它自传于教义，净化于灵魂，追求于来世，完善于神圣。但现代宗教也在改变其自身的价值形态和存在样式以适应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单边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让位于多极化的意识形态，“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放逐于“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扩散为“边界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多元共生、竞争优化的再意识形态化时代，这是意识形态现在和将来的宿命。

(三)再意识形态化主体的平等一隐蔽性

全球网络文化已经为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开拓了自己独有的意义空间。首先是知识获得的民主。网络的出现为知识传播开启了最为便捷快速的民主化渠道，为知识信息的最大化交互和最优化利用提供了全新的便捷方式。互联网则提供了这样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可能性：在不排斥甚至有助于专业分工的前提下，以快捷方式和廉价手段为大众提供接近各种专业知识的机会，其价值在于为知识走进生活、科学接触人文、技术贴近生命力的感受提供通道，这就是知识民主化的人文意识形态价值。其次是自由意志的搭建。互联网是一个没有控制中心的开放式架构，它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每一个体的自由意志。在这片自由的天空中，隐蔽的主体可以充分享受到进出网络的自由、选择身份角色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与人交往的自由、选择信息的自由等。这种自由是通过“个体价值的重新抉择”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展现”来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技术主义的形而上学，从而让意志的自由建立在人文理性的观念平台上。最后是多重主体间往的平等。互联网为现代人提供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一种交往方式都广阔得多的对话界面，其培育和强化关注个体、尊重平等的文化形态的功能，它对传统金字塔权力主导下的价值、效率和存在起着必要性的技术解构，又是个体参与精神的激励和平等交往伦理的极大张扬，便于人类用“互动的方式”建构出为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伦理”，为现代人搭设了一个平等对话、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在网络世界里，现实社会中的等级、特权、财富、身份、背景等现实因素都失去前提效应，用于日常生存智慧的角色面具被匿名的主体所替代，只有鲜活的自我在以最“无我”的方式表达着最“真我”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的意志、知识的民主、交往的平等都是以主体的平等性为前提的。因网络化本身的虚拟性而产生的主体的隐蔽性，因为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而导致的人们交往的扩大，在平等的交往进程中，这种非被给予的去强制和非等级的再意识形态化的主体必定要求平等的主体地位的确立，而全球网络化的虚拟一开放场域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同时也生成了新时期再意识形态化主体的平等一隐蔽性特点。

(四)再意识形态化走向的同质一未完成性

这种同质性绝不是单一化、均质化的同质化，而是一种基于普遍价值基础之上的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既防止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也拒绝东方的特殊主义，是一个包含特殊性和文化丰富性在内的积极实践和建构着的现实活动、经过再意识形态化表达后的具有“重叠共识”的新的价值观。赵敦华教授指出：“一种价值观或知识，如果能够改善任何相信它的人的生活和环境，并能够持续地适应被改变了的环境，那么这种价值观或知识就可以被看作是普适的”；“一种价值观或知识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不能决定它是否具有普适性；他人对这种价值观或知识的认识、相信和接受，取

决于它为他们带来的生活和环境的变化；只有朝向好的方面变化，他们才有可能放弃原有的知识或价值观，而接受这种新的知识或价值观”；“普遍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去建构，去创造，在历史中努力实现的东西。”

赵教授在这里提出了两个较为重要的观点：其一是未来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将逐步趋于同质性的普遍主义，这种同质性不是均质性，而是一种跨文化普遍适用性的价值体系，正如哈贝马斯理解的重叠共识的“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的“平等主义”。这种同质化的普遍主义要求的是对每个人各自的视角的去中心化，同时它也要求将自己的观点根据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的他者们的意义的视角而加以相对化看待。其二是这种同质性的再意识形态化将是一个长期的生成过程，是一个未完成的“现在一将来时态”。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以单个的民族社会为单元，仍然存在着“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和“特殊主义”的价值体系，仍然保有着“冷战思维”的思维方式和异质化的幽深心理。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这种价值体系本身的先进性、合理性和完善性之外，恰恰体现着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在目前主要和是否植根于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着极强势的关联，资本的力量左右着再意识形态化的发展样态。正如童世俊所说：“把普遍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目标的交往实践或社会实践，本身是在当下的具体语境中进行的。因此，在强调普遍主义的建构性和未定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普遍主义也有一个事实的向度、一个既成之物的向度；缺了这个向度，不同文化之问的交往实践、不同民族的实际接触就缺了前提，相互理解和相互帮助也就缺了基础。”

三、再意识形态化的本质分析

在对“再意识形态化”的本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廓清一个理论前提，即再意识形态化所关注的价值观的重新建构所立足的现实地基是什么，这是一个关涉着再意识形态化的核心问题。当我们在阐明全球网络化视域下再意识形态化是人们价值观的重新架构式这一观点之时，恰是隐去了其现实的地基，即人们是在特定历史活动中进行重构的，而历史观恰是这一主体重构价值观的地平。“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马克思这里阐释的乃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即显示出合规律性的一面。这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和“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使得全球网络化之中的再意识形态化不以某一主体或群体主体的价值观的特殊性而奠基，恰是以他们的“合力”之价值观的形式显现，这并不取消个体主体或群体主体的主体性和合目的性。亦即是说，历史观的合规律性必然是通过人的价值观这一合目的性的重新建构而开显出来的合规律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这里所谓内在的尺度无非就是人的作为主体的合目的性的价值尺度，这一尺度构成人的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化后的价值观，虽然是价值选择和建构的过程，打上了极强烈的主体性底色，但是其根据却并非随心所欲的创设。

基于以上全球网络化再意识形态化的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全球网络化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化的本质乃是基于一定历史空间(全球化与网络化空间)之中的主体打破原有价值观的一种新价值观再生的过程，是一种历史价值的重新选择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性的必然性环节，这一环节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过程。正是这一价值选择过程开拓着人类历史的活动空间，使得合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进程得以丰富而具体地展现出自己曲折而各异的形态。全球网络化所牵连的主体的匿名性和普遍性势必消解以往以金字塔型等级存在的权力为中心的特殊价值观，最大程度地绽放出恩格斯意义上的最大化的“合力”之矢量上的新的价值观；网络化所型塑全球化的时空在以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单位的阶梯上释放出新的价值能量，同时聚集着新的“价值生成体”，潜藏在其背后的物质实体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生成集散地。在这一向度上，休谟意义上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僵硬边界好像已经被消解。某种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显现出了历史行进过程的一种理性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双向建构过程。这样再意识形态化的向前推进就成了一个以各个主体之间围绕价值中轴线进行旋转和切割的过程。

但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和网络化视域中的再意识形态化并非一个主体随心所欲的价值创生过程。它的现实之地基只能而且必须来源于客观的现实生活。作为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及其价值观在人道价值如个体的自由、权利、人格尊严等和规范价值如民主、公正、正义等无一不是建基于现实的生活过程。“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历史的关系。”马克思这里所揭示的作为价值规定的前提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共结构状态，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所显现的价值关系同历史关系是一个同构的关系。不管从微观方面谈起的还是宏观机制说起的基于价值观之上的意识形态，都无所逃于社会生产方式所构建的历史关系之网。

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成两类：一是特定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某些集团的私利；一是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我们撇开他的观点是否全面性不谈，仅就他提及的这两种意识形态而言，无不是特殊价值观和整体价值观的表达，而体现某些集团的私利的那种意识形态一定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之中并受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所规定了的一种私利；同样，作为整体意识形态化了的整体价值观亦是建基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关系中并受制于该时代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对于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考察，无论是工业时代或是网络时代，无论是生产时代或是消费时代，“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就是那些掩饰其特殊集团私利的貌似整体利益代表的虚幻的意识形态，亦可以从历史关系中探查其根源，“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追根溯源，反映特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在今天全球化和网络化特定的背景下，人们虽然交往关系较为广阔和完善，但人们仍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所以，建基于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之中所形成的共“社会一政治一文化”结构状态的一种特殊的结晶体的意识形态，就其价值观这一视角而言，是其特定时期的历史观这种实然中蕴涵的应然的一种表达形式，就全球网络化时代的今天而言，仍是如此。基于此，我们对于全球网络化之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化”这一现象背后蕴涵着的本质的界定乃是建基于历史观之实然地基上的一种新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重构的应然过程。这一活动开拓了人类主体性的价值架构的新的时空，展示了人类未来“世界社会”的基本样式，谋划着全球化的新价值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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