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0 10:54:14
[摘 要] 差别原则反映了罗尔斯在社会和经济分配领域的主张，他力图以形式的不平等达到实际的平等。在罗尔斯看来，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但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据此，他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才是正义的。本文从差别原则的推导过程入手，在分析差别原则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分析得出差别原则的内在价值，并对差别原则的现实意义进行理论总结。
[关键词] 罗尔斯；差别原则；内在价值
【中图分类号】 B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169-2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立足于西方社会现实，并借助于他所假设的“原始状态”和“无知之幕”等进行反思的平衡下提出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述差别原则时，在不同的阶段用了不同的的表述方式，而这些表述方式的内容和重心又是不一样的。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的表述，同时为了找出差别原则的内在价值，必须先对差别原则的推导过程进行理论反思。
一、差别原则的推导
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首次陈述如下：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的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第一个原则主要是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方面，一般没有太大的分歧。这里也不做太多的讨论。对于第二个原则，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本文主要探讨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即差别原则。在这第一次的论述中，罗尔斯关于差别原则的表述可以这样理解：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适合所有人的利益。
差别原则可以允许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不能以牺牲部分人（哪怕是极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即使以“社会利益”的名义也不行。社会的公平分配线既非社会的绝大多数，亦非社会的平均值，更不是少数优越者，而是少数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惟有这样，才能即对少数不利者有利，也在长远意义上对大家有利。所以，在正义原则的最初表述中，对“所有人有利”的本意是“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故此，第二原则又可表述为：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从第二种表述中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转换：从“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到“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挑出了一个特殊地位――即最少受惠者的地位，这不仅从理论上简化了第一次表述所需论证的“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使两个正义原则不仅仅是上述一般正义观的简单展开，更是前者的深化和倾向化，使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
在对正义原则的应用程序，特别是代际应用（价值储存）问题进行具体而系统地论证之后，罗尔斯结论性地给正义原则系统作了最后一种陈述：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以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附属于机会均等条件下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有效。
这就是罗尔斯通过反思的平衡而最终确立的两个正义原则。这两个正义原则本质上赋予了后代人与当代人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差别原则保证了不在场的各代人的利益，限制了当代人的功利计算，储存原则则平衡了各世代之间的利益。由于这一系列原则同时考虑了生活于不同时间、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的利益，因而从代际的角度看是公平的。这些原则具体指导当代人的实施的涉及后代人的行为，对于实现代际正义有着重要的作用。
可见，在罗尔斯看来，差别原则就是要在符合代际正义的条件下，确保社会上最少受惠者获利的原则，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获利情况来判断该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正义。因此，差别原则是罗尔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而提出来的，它力图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实现分配的正义。
二、差别原则的实践价值
对于人民为什么会接受预示着不平等的差别原则，罗尔斯提出了它存在的实践价值。他假定人们将喜欢较多的而非较少的基本社会善，虽然一旦无知之幕被撤除，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宗教或别的缘故并不更想要这些善。但从原初状态的立场来看，人们拥有越多的社会基本善越好。因此，如果有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使大家都能受益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是被允许的，我们可用下列图表来表示这种推理：
S1和S2是两种不同的分配情况，A与B是两个人，那些数字表示基本有用物品的单位。在S1中，A和B有同样多的基本有用物品，S2中A有7个单位B有9个单位的基本有用物品。A与B都会想，如果他们有可能由S1进入S2，则这样的转变对大家有利，立约者不会只是因为别人比自己拥有更多的基本有用物品而嫉妒，所以理性会告诉他们S2要比S1要好，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停留在S1中而不选择S2。立约者们会想，他们可以把这种不平等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由于人的天生才能是不同的，如果允许才能较高者得到较多一点基本有用物品，则这种报酬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引发那些才能较高的人去发挥自己潜力的一种诱惑，只要这种不平等能给才能较低的人也带来好处就行了。罗尔斯说，要求平等有时候可能是由于妒忌心所引起的，但是，妒忌心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他假设立约者们是不会妒忌的。由于上述的理由，立约者们的理性告诉他们不要停留在平等分配这个原初所接受的原则上，而是去选择差别原则。
从以上推论可以看出，只要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使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尽可能地达到公正与合理，它们就是正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差别原则的实践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三、差别原则的内在价值
首先，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达到了补偿原则的某些目的。所谓补偿原则，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缩小以至拉平他们与出身和天赋较高的人们在出发点方面的差距。罗尔斯说：“补偿原则就认为，为了平等的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 不过，罗尔斯指出，差别原则与补偿原则还是有区别的。差别原则并不要求社会努力去抹平人们之间的差别。补偿原则强调社会政策应当向不利者方面倾斜，差别原则并不反对这一点，但它同时也认为，如果可以通过更重视天赋较高或有利者的处境改善来达到，这也是可以的。差别原则虽然不同于补偿原则，但它却可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差别原则所要求达到的目的是，使社会基本结构可以安排得使人们的偶然因素来为最不利者谋利。
其次，差别原则表达了一种互惠的观念，它是一个互相有利的原则。差别原则反映了罗尔斯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但并不是要“劫富济贫”，而是要在有利于社会的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实际利益。罗尔斯认为“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所占的优势，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社会中的最初有利出发点一样”。因此，对于处在较利地位的人不能说，他应该得到某种合作安排，如果这种安排不能增进别人的福利而只有自己获利的话，这是没有根据的。“应得”的观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合作安排。而在原始状态中，无论是对于处于较利地位的人还是处于较不利地位的人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差别原则就成为了合作的合理的基础，“那些天赋较好的人，或者在社会环境中运气较佳的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指望别人来和他们携手合作”，实现彼此的共同利益。
最后，差别原则提供了对博爱原则的一个解释。罗尔斯对于第二原则的表述，从开始“对所有人有利”到最后为“对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这一转变清楚的反映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所体现的倾向。罗尔斯把这一倾向看成是伦理的博爱精神的体现。罗尔斯心目中的理想正义的社会，是所有公民处在社会合作体系中，即使是最为有利者，他的利益所得也应同时为最不利者带来利益。在个意义上，根本的利益冲突就应当消除，或得到消解。同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把传统的自由平等博爱与两个正义原则的民主联系起来：自由相应于第一个原则；平等相应于与公平机会的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原则的平等观念；博爱相应于差别原则。博爱的观念也就在民主的解释中确定了一个地位。这也表明，政治原则也需要道德价值的支持。
四、差别原则的现实意义
虽然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思想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许多困难，但这个巧妙的理论构想，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且为解决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参照点。
首先，罗尔斯所生活的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各种危机不断涌现。国际上，经过二战后30年的发展，西欧、日本等经济体开始崛起，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彻底瓦解，再加上这一阶段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处于劣势，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开始下降；在国内，由于中东的产油大国大幅度提高石油的价格，直接导致了美国经融危机的爆发。在内外因的作用下美国陷入了经济停滞与衰退，其直接后果是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面对这些危机，罗尔斯探讨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分配份额等问题，不仅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也为解决美国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对策。
其次，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问题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差别原则强调合作和福利，强调对最少受惠者的关怀。在中国，改革开放打破了建国以来低效率的平均主义，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这些逐渐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各种享乐主义思想和炫富行为等深深地刺痛着处于社会底层人民的心，他们迫切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虽然是针对当时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思想，但其内在价值所体现的力求实现分配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际上是要求改善处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对我国现在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苗田川.分配的正义――罗尔斯与马克思的比较[D].上海：复旦大学，2004.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高峰.罗尔斯正义理论之差别原则初探[D].杭州：浙江大学，2006.
作者简介：曾锐（1986-），女，汉族，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