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改变中国

时间:2022-08-10 09:02:24

新区,改变中国

2011年接近尾声的几天里,承载千年荣光的天府新区浩荡起航,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150个项目同时破土动工。尽管它只是中国众多非凡新区中的一员,但它必将成为最伟大的新区之一:在这里东部和西部终于相遇,它们遥相呼应,呼应的是这样一个确信的事实――新区建设早已触目惊心地改变了中国,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的未来。

高度繁荣的新区建设

新区的方法不是中国独有的发明,据笔者所知美国就有300多个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聚集区。但中国短短几十年的新区开发建设,包括各类的开发区,也包括国家层面的特区,以及浦东、滨海等新区,在冲破体制机制和观念束缚的“南墙”,聚集经济爆发式增长,所展现出的勃勃生机,蔚为壮观。

过去30年来,有两个趋势正在加速形成之中,并且引起广泛的讨论,一个是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进程――重化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一个是范围广泛的城市化进程。但未被充分讨论的是,这两个趋势都与新区建设密切相关。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新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遵循十分简单的原则――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承担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这些开发区仿佛是一个个存在的黑洞――把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巨大人口和经济资源统统都吸进去,就连我们的注意力也逃不过它,吐出的却是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据相关部门统计,2010年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达到105,917.3亿元,创造了全国11.5%的工业增加值、8%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6.8%的出口创汇,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回过头来看,这一工业化进程,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最糟糕的几年里,也几乎没有停下来稍事休息。可以讲,确立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就是这些遍布于新区中的仓库、机器和港口。

当然,也正是依托这些勃勃生机的新区或者是开发区,一座座新城令人惊讶地快速崛起,发展成为囊括现代产业、现代生活和现代都市的城市新区。大约30年前,深圳特区在蛇口工业园起步,目前深圳的出口已相当于整个印度的出口规模。稍晚年代的浦东新区,如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天际轮廓线已成为中国建筑业的实验场,近500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顶端有一个洞,据说设计意图是代表了“天堂”,令它的邻居――金茂大厦,相形见绌。广而言之,当时海南从广东省的一部分变成中国的一个超大新区,重庆从四川直辖,也是类似情形。在笔者看来,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布满贫民窟的城市,这一批崭新城市的崛起,是新区建设留给我们迈向更高程度繁荣的巨大物质资产,也是中国未来城市愿景的灵魂归宿。

发展成功的密码

那么,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疆域未变,法律体系以及核心价值未变的情形下,新区如何获得相对的优势?换句话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了新区爆炸式的增长?我的答案很简单――通过差异化的竞争提升区域经济密度,通过产业的集约集群发展提高经济效率。

作为一种管理经济的新方法,新区之新就在于赋予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市级、省级或者部级管理权限,在更大的范围内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壁垒,特别是固化的地方利益对区域经济集中设置的种种阻碍,使得一个本无边界的地理实体或者单元,能够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营造局部的吸引力,在较为短暂的时期内,促进生产性机构、人口的快速集中,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密度的极大提升,以及通过共享性的发展措施实现包容性的社会共同发展,撒播现代文明的种子,这是所谓新区“先行先试”的经济真义。

比如,浦东新区在陆家嘴狭小区域内聚集金融、总部相关经济活动,经济密度提升最快,强势支撑起中国建设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尽管目前全球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美国所设计并拥有的,也可能这样一个过程就像历史上帝国崛起一样漫长,但浦东新区的发展态势是振奋人心的。滨海新区则聚集了空客飞机,以及葛兰素史克等大型制造项目;两江新区虽然诞生的年代有点晚,但是势头不错,布局了综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聚集电子信息相关制造。

以成都高新区为例,位于面积达48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省,仅仅以13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通过20年努力已经成为具有世界级和国际影响的IT产业基地,贡献了四川省和成都市的“两个十分之一”:一个是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GDP)724亿元,超过了成都市的十分之一;一个是2011年财政总收入220亿元,占四川省的十分之一。此外,如西安高新区、合肥高新区、宝鸡高新区等21个国家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已占到了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30%以上,其经济密度可想而知。

正是新区开发建设日益成为发展成功的密码,抑或是新区建设斩获巨大的回报,新世纪以来,新区建设尚未有过丝毫的犹豫,发展的自由度、速度和规模,都是更加无畏地前行,或许,从未有过像这样的时刻:国家批复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规划,新区建设囊括了从东部到西部的一切地方,包括两江新区、珠海横琴新区、舟山新区、天府新区、西成新区、兰州新区、贵阳新区、郑东新区、济南新区,几乎每个城市和地区都试图通过新区来重新定义自己。

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

接下来,需要补充的一个问题是:以往的新区建设经验今天同样适用吗?我们能否对这些未来的新区做出一个大胆的预言呢?答案是肯定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赶超美国――这是目前预测的最早时间。如果这一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仍然取决于将来的中国新区建设。但笔者也认为,这有赖于好的想法――更新我们关于新区建设的知识基础。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谈到了新区建设的六个维度:经济的密度、金融的维度、产业的维度、市场的维度、体验的维度以及幸福的维度。我想,即使是新区建设中从不思考理论的最蛮干的实干家,依然也要为这六个维度有所震动。

在这里,笔者还想对产业的维度作特别的阐发。一个核心问题是,从产业发展上讲,30年来的新区建设,几乎吃尽了中国工业化史上所有低处易摘的果子,无论是廉价的土地也好,巨大的人口红利也罢,以及环境的消耗和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从中国资本市场上传来的消息是,近年来上市公司取得同样的利润要消耗比以往多得多的资本,还有一个市场统计数据,中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未不足10%,上升到2010年70%左右,这些可不是未来新区建设的好消息。因此,未来的新区发展,尽管工业化、城市化的机遇仍在,但低垂的果子在不断地消失,我们将不得不面对采摘地势相对较高森林里果实的事实。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未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土地刚性约束,地方政府推动新区建设的债务极限和风险,以及全球经济大湖中不时游弋的黑天鹅――可能是债务危机,也可能是更加恶化的外部需求环境,我们都不要表示太大的惊讶。

在如此紧迫的压力以及重大不确定性中,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型发展,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尽管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路线,一个是强调财政政策的学派,一个是强调货币政策的货币主义,但两者都是危机清理经济学,根本的局限性在于短期性。因为财政刺激的赤字,准确地说是政府借来的钱最终是要还的,无论是国内债权人还是国外的债权人,没有永远的政府版“庞氏骗局”,就像目前我们看到的希腊债务危机,最终是要压垮经济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救命稻草,因为货币本质上是债务,把一个国家作为整体看,所有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相互抵消,是一个货币中性的概念。只有新的发明才是长期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因,所以,未来的新区建设要勇于攀登技术的高原。同时,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办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新区一封闭起来发展产业,就好比是“零和博弈”的游戏,没有根本的增加值,至多是一种自娱自乐。当然,对外开放也不是过去那种捡到篮子的都是菜的做法,需要加以改良――大规模承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转移。

这里还有一个既是战略性问题也需战术性考量的东西必须要强调,就是我们既要重视对内宣传,以达至多项综合意图,又要千方百计地对外营销推介,构建并管理好新区的理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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