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国有经济退出后的外资控制

在国有企业退出的过程中，国家和人民并未像某些专家学者所描述的从中受益，反而成为受害者，而与此同时，外资则成为最大的赢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轮规模较大的调整过程。第一轮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其主要表现是大量乡镇企业、私营经济蓬勃发展，迅速占据市场中低门槛和劳动密集型的广大领域，其特点是自发、无序。第二轮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这一轮调整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国有经济为了完成整体战略布局，主动从非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中退出，其特点是规范、有序的战略性退出。在两次“国退”之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本世纪之初，都出现了外商投资大幅增长的局面；而在此后又同时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这其中是否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循？“国退”之后到底又发生了些什么？

国有经济退出的市场大部分被外资而非民营资本控制

从两轮所谓“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国有经济退出的市场最终并没有像预期中的一样让给民营企业，而是相当大一部分市场落入外资手中。

第一阶段，政策松动，国有企业或者被民营经济从开放领域中挤出（第一次退出），或者主动从现有领域中退出（第二次退出）。民营企业一拥而上，蓬勃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

第二阶段，外资开始布局，或高价引诱（如并购日用化工行业）或造势胁迫（如并购大豆行业），收购整合民营企业，实现自己在中国的产业布局，部分民营企业主出售企业获得资金。以大豆相关产业为例，外资对我国大豆市场的控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外资控制的跨国公司首先以低价格敲开中国市场大门，诱使国内油脂加工企业购买其廉价大豆。这种行为使国内豆农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打压，纷纷减少产量，进而加剧了国内油脂加工企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度。第二步，跨国资本操纵国际大豆价格非理性上涨，使得国内油脂企业产生恐慌情绪，纷纷高价囤积大量大豆；此后再操纵国际大豆价格大幅下跌，致使囤积大量高价大豆的国内油脂企业运营难以为继，只能选择破产或者被兼并。在这一过程中，外资跨国企业收购大量国内油脂生产企业，对油脂生产行业形成了控制，掌握了大豆在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的话语权。仅从广东地区看，2004年广东地区共有11家大豆压榨企业，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只有2家，到2006年拥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已达到8家，两年之内有6家民营或股份制企业被外资兼并、入股或租赁。第三步，掌握了大豆在流通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最终实现对我国大豆行业的全面控制。可以看出，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民营企业当面对外资跨国公司的时候，是很难具备竞争优势的。

第三阶段，拿到大量现金的民营企业主成为市场热钱的主体，由于缺少投资渠道，这些钱最终大部分流向股市和楼市，抬高资产价格，拉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外资则完成了对我国开放行业的布局，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而对于外资声称的促进就业，其实质却是减少就业岗位。国务院研究室2010年12月的题为《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影响分析和建议》的研究报告指出，外资企业以28%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仅吸纳了14.2%的从业人员，亿元资本就业人数仅603.1人，远远低于内资企业的1084.3人。

在国有企业退出的过程中，国家和人民并未像某些专家学者所描述的从中受益，反而成为受害者，许多民营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做实业心灰意冷，将资金转向金融地产方向，推高了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导致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指数的下降，国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外资则成为最大的赢家。

外资欲将中国变成其稳定的资源输出地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目的很清晰，就是将发展中国家变成资源输出地，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廉价产品和劳动力，因此他们既不希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太差，影响到社会稳定；更不希望其生活水平太好，与其争夺资源。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时就停滞不前，在这一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勉强达到小康，既能向发达国家提供稳定的资源输出，又不至于消耗太多资源。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达到这一水平时，就会受到外资有意识的打压和控制，使其经济发展始终维持在这一水平。对于中国如此巨大的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更是希望能通过经济手段加以控制，将中国变成其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输出地，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比69.4%，外资企业占全国外贸顺差的比重由2000年的9%上升至2009年的65%。也就是说，外资企业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中国的劳动力和各种资源变成产品输出，而这种主要由外资企业造成的贸易顺差反过来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对中国施压的砝码。

外国资本最有力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全球化布局，二是借用舆论。在全球化布局的大框架内，外资通过产业布局和资本积聚，很早就形成了对大宗商品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操纵大宗商品价格达到他们希望的水平，从而实现其战略目的，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通过操纵国际市场大豆价格的手段打压并最终收购国内食用油行业的过程已经表现地非常明显。同时，全球化的布局使其可以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在中国市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承受相当的损失，直到完成行业战略布局形成对行业的控制为止。在舆论上，他们引导部分曾留学西方的专家鼓吹私有化的好处，却绝口不提在外部环境不成熟的情况下推行私有化可能带来的巨大隐患，这一点在东欧和前苏联“变色”后的经济衰退中都得到了证明。同时，外资通过其强势公共关系部门操纵这些其刻意塑造出来的“专家学者”，在一些媒体，尤其是少数新兴的网络媒体为其造势，刻意淡化外资的存在，而是将矛盾的焦点引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肆宣传“国退民进”的观点。而在现有的外部环境下，一旦真的“国退”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从“国退民进”到“国退外进”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