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奎:与世界文化互动并具鲜明中国文化特色

一

张立奎的艺术人生，有着新时期中国军人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浸染了浓郁的人民军队特有的人文气息。中国的人民军队，素重文武互相陶淬，是钢铁之师，也是文明之师，一个强大的国家，少不了文化的强大。

作为国防大学专业画家，张立奎一直以中国传统的水墨语言，追求着人物画的更新、更高的境界。但他对这个更新、更高的境界的追求，不是以复古的方式进行的。他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一方面，以传统水墨文化思想资源为其形式语言显现之本原，另一方面，则以当下国家意识主旋律为其终极价值旨归，将西方文艺复兴以降（包括现代、后现代）的视觉文化资源作为构成其画面的“物质性”元素，而完成其个性化的风格建构的。

张立奎先后毕业于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水墨人物画研究生班、中国国家画院水墨人物创作课题班，有明晰的“科班”背景。就艺术教育而言，中国的学院教学有两大功能：其一，是放眼世界，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崭新的文化创新理念；其二，是关注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有关或与现实国计民生有关的思想人文文化建设。事实上，20世纪中国学院教育的这两个方面的功能，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因果的。所以，一旦当我们把张立奎先生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国际艺术大展获奖的作品，以及他在汶川地震时期创作的那些感动人心弦的主题性作品放到20世纪中国美术学院教育成果的历史时空进行审视，就会发现，正是他在受业上述学院教育时所打下的扎实的现实主义写实功底，才使得他现在以水墨材质为形式语言载体的作品有了钢铁铸成的雕塑一般的效果，且由此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纪念碑的基本特征和特殊价值。

20世纪上半叶，通过学院教育引进的源自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写实手法，是与新文化运动引发的促使中国政治形态发生惊天动地大变化的启蒙思潮息息相关的。因为，正是这种写实手法与嗣后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精神诉求相联姻，才催生了影响整个20世纪乃至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变迁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以及此后的大规模发展。张立奎的水墨人物，有着清晰的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手法的影子，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水墨人物画的主要的内在语言形态支撑。不过，这已经是张立奎在世界一体化时代语境，重新对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手法进行崭新的学术界定，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了。

正是这种现实主义，以及张立奎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特殊的高度，使得他的水墨人物，第一，与世界一体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第二，因其具有当代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色，而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值得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学术价值。

二

在当代，画坛上软性的作品比较多，而张立奎的作品正相反，是刚性的。譬如，它以犷丽、瑰奇的笔墨，使他所画的《守望的人》（196cm×98 cm 2008），刚猛、威武，但绝不冷硬无情。在这幅作品中，他没有去润色、美化他所画的人物，而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襟怀和忧患眼光，来表现他所深深热爱着的人民。

这种襟怀和眼光，在当今也许只有人民军队中人才有。所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首师大美术系主任、著名画家刘进安先生才会说：“张立奎的作品，粗犷、雄浑、奇诡的艺术风格，传承着中国文化，转化着西方艺术，步入水墨大境界，俯瞰写意新视野，使人们感到非常惊异。” 张立奎的《守望的人》，是感性直观的，我们相信他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并没有理性地多想什么，而是秉笔直书，纯任自然，以饱满的激情宣写了他对他所看到的这个世世代代生活在沂蒙山区的父老乡亲的直觉感受。但是，就是在这个直觉宣写（不是宣泄）的过程中，一种中国人素有的“无心成化自然”，但“有心人文相天”式的“涵养功夫”，却使得他的这幅作品在“秉笔直书”的过程中具有了鲜明的人文内涵——这应该就是刘进安先生上述话语所指的符号学意义上的深层义理意蕴了。

张立奎的《守望的人》，以“原生态现实主义”的方式，所刻画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留在家乡守望的老人。而张立奎真正想表现的，是“这一个”经过中国近代数度苦难折腾之后，因时代转机而充满灿烂笑容的老人。看了，真的是让人悄然动魄，感慨不已。他的《老哥俩》、《失意的秋》、《沂蒙母亲》，都属于同类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以往服务于宏大叙事的现实主义艺术曾因成为意识形态附庸而失去艺术应有的人文价值而被许多人抛弃的时代，张立奎终于在现代艺术崇尚个性表达的技术性手法的再造之中，找到的突围的方向，从而使20世纪中国的学院式写实手法，在当代文化语境进入到高峰显现的层次。

也许，有人会问，张立奎为什么没有美化他的《守望的人》？其实，只要想想罗丹的《巴尔扎克》、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还有梵高画的《农鞋》，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梵高的《农鞋》，破烂、肮脏，丑陋不堪，但那“农鞋”却因寄寓了梵高伟大的悲天悯人思想而特别震撼心灵。著名画家、张立奎的导师刘大为先生说：“张立奎的画路很宽，在广阔的探索领域，他画出了很多让人们羡慕的画。”（笔者在写此文之前，曾拜访了大为先生）这不是溢美之词。以往，我们的一场又一场的运动，都是从文艺“负重批判”开始，而引发政治运动，最终以政治运动方式解决文艺失重问题，现在，我们汲取了历史的教训，艺术家的创作有了充分的自由，但是，艺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却又成为极为严重的问题。于是，如何看待百年以降以至于今天的中国艺术历程中的启蒙和救亡、负重和失重、个性和群体、传统和现代、全球化和本土化等等问题，就成为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画家必须直面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立奎的《守望的人》中支撑着的“原生态”的现实主义，是有启迪意义的。

总之，作为一个军旅画家，张立奎能不受观念和题材的制约，用无拘无束的狂放之笔画出让我们惊心动魄的作品。但他的作品风格，并没有像现在许多受过学院教育的画家那样西方化，也没有像一些坚持复古的画家那样泥古不化。而是能立足现代中国文化语境，在不违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前提下，在风格创新方面，以他的大量优秀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典范性参照，作为一个新的方向，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深入研究。

三

20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在“三突出”原则下，致使许多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遭到了不应有的迫害，拨乱反正以后，一些人有情绪，抛弃了现实主义，以引进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和观念技法来反拨以往的错误原则与方法，这之中，情绪化的探索和实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对许多画坛学人而言，也就并没有特别注重有正确方向的文化建设，并因此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事实上，现实主义艺术的功能价值，与社会因科技进步而引发的生产力及其相应关系的新变化所必需具有的人文精神建设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纵观张立奎的即兴式写生以及他的主题性创作，如前所述，他首先注重以感性直观方式刻画他所表现的对象，虽然，他深知艺术语言手法的形式美是思想、精神、观念的衍生物，但对他来说，技术就是思想，形式就是理想。绘画的社会意义，深刻的思想，应该是他所说的“绝活”，即形式美需求的特定产物。因为，在他看来，拙劣的技术与过时的技术在现代社会语境，是不可能表达真实的现实感受的。张立奎的这样的绘画思想，既来源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元语言”意识，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人画理论背后的“道”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人画理论中，“道”与“技”是从画家涵养而成的个性品质中一并以“无心成化”的方式迸发而出的不二之物。

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理论中，画家涵养成的个性品质是艺术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但这种涵养功夫却又不可能太快，一快就会出质量问题。它不仅需要画家长期坚持自己的文化信念，同时，也有一个他所处的群体普遍的涵养功夫高低的问题。仅仅是一两个人独立的坚持修为，是不可能达到多高的高度的。张立奎说：“我试图把狂草的激情和笔墨融入到现代人物画的造型中；我试图把现代学院派的理念和实践融入到传统的文人画中；我试图把现实人物传递给我的那种丰富的情感，用一种激越的、洒脱的、无拘无束的笔触书写出来；我试图把书法用笔，融入到我的画图的每一个局部，不留一点做作，不留一点装饰，不留一点妩媚，使它像泉水一样清澈。” 张立奎的这样的想法，是有天大的难度的，幸运的是，就在张立奎步入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处于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思想文化都已经高度发达并达到很高层次、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化空间之中了。

《深秋》、《油田老兵》等作品，是张立奎不用费很大力气就画出来的精心之作。这些作品画得极“轻松”，但刻画却不失深刻。不仅表明了他手有“绝活”，能在无拘无束的自由挥洒中将他所表现的对象的解析、结构、透视以致虚实、主宾、繁简等技术性手段表现得极为高妙，而且，还表明他是深明应该如何以“原生态”的现实主义方式在水墨材质上表达肖像画所应有的人文奥义之美的。这就是说，张立奎的这些作品，不仅准确地表现了他是如何充满情感地表现了他所感受到的那些人物的人生的真实境况，而且，他还以让这些人物一生经历过的多种人生状态展现在同一个瞬间的方式，既浓缩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又在“无心成化”中表达了他对他所表现的那些人物的炙热的深情。于是，基于平时奠定下的敏锐捕捉人物性格、深刻洞悉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我们也就不难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不仅能在创作《一吼秦腔忘忧愁》那样的爽快淋漓的作品的过程中，能以近似“导演戏剧”的方式，让自己一直处于神采飞扬的在场状态，而且，即便是创作《英雄》、《我们都是汶川人》那样的大型的主题性作品时，他也能在淋漓酣畅、豪迈痛快的创作行为过程中，将众多的画面人物当做一个“团块”来一挥而就、气盖千军，并因此而将作品表达得动人肝胆、撼人心魄。

综上所述，张立奎的水墨人物个性化风格建构所达到的高度，既需要他有高屋建瓴式的战略襟怀，也需要他有正确的多种战术打法。前者（战略襟怀），主要是指他能够在宏观调控古今中外艺术发展史的过程中，在其多种发展线索的动态逻辑轨迹中，发现其可以借为我用的合力，后者（战术打法），则主要是指他能够在知己知彼（譬如对水墨材质物性的可能性的了解与把握）的前提下如何以“原生态”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自我表现。于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具有战略思想指导的多种战术打法，而最终使得他的感性的水墨人物中，有了逻辑理性的支撑。所以，我们相信，只要他把握好时代给予的特殊发展机遇，以及把握好时代对他们这一代画家的特有期待，他就不会浪费自己的大好年华，创作出与我们正是上升的泱泱大国相匹配的更多、更好的力作——在这方面，他的导师大为先生对他寄予厚望，我们也对他寄予期待。

总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美术向西方全面开放以后，在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国自己的艺术发展逐渐显现出亚品种化和跨品种化的趋势，事实上，中国的许许多多艺术家在才华、秉赋、悟性程度、感受能力、格调修养、文化厚度等方面，是绝不逊色他人的，于是，如何跳出日趋严峻的“殖民化”、“娱乐化”和“市场化”的陷阱，用艺术的方式促进中国人尽快实现在一百年前发端的走向现代强国的梦想，应该是当代艺术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张立奎的现有成就，对21世纪的水墨艺术中国风格、中国标准的试验与美学建构而言，可以说已经率先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以他现有的技法能力和文化修养而言，他是可以画出超越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那些经典作品的恢弘大作的。为此，我们期待他将来还会有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