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传播与媒体对群体心理的引导研究

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各种突发事件乃至不断发生，而每一个的发生都经过了长时期社会不满情绪的酝酿，是众多社会不公平事件没有得到合理处置的结果。有些突发事件因为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没有得到政府和大众传媒的关注。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疏解的社会情绪却在人们中间潜伏起来，强化着集体记忆，加深着刻板印象。因此，对这些事件的重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九龙街道尚庄村尚庄小学发生校园砍杀事件，村民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事件发生后，笔者和课题组进行了跟踪式的调研和深度采访。本次正式研究的抽样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在事件刚刚发生一个星期后向山东潍坊及市区与课题组有协作关系的个人以电邮的形式发放调查问卷。其二，考虑到调研主题的特殊性，2010年8月4日～8月9日课题组成员用5天的时间，在事件发生地选取了尚庄村、九龙街道办所在地、潍坊市及周边市区等地进行调研，除在年龄、职业方面有所考虑外，深度访谈和发放问卷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式，并以深度访谈为主，客观问卷采取当场填写即时收回的方式，深度访谈由课题组成员根据同一采访提纲提问，根据对方的回答完成。

两种调查方式总共发放问卷220份，深度访谈50人(此50人也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18份，回收率54％。笔者按如下标准剔除无效问卷：(1)填答严重漏缺；(2)答案呈明显规律性；(3)各相关题答案逻辑关系明显错误。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率45％。样本特征见下表。

通过样本特征表可以得知，被调查者(包括深度访谈对象)大部分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信息获取意识；文化程度和年龄构成使其足以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对信息进行正确的阐释和解读。因此，通过对这100个有效对象的调查和采访能够较为完整和准确地掌握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群体所获得的各种信息以及他们的态度和反应，以此为支撑的大样本分析和研究也是有较强的代表性的。

谣言的特点及其传播规律

谣言作为人类古老的传播形式之一，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卡普费雷认为，“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的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谣言是一种反权利，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它是一种集体现象，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谣言最容易在具有相同想法和共同利益的‘熟人’群体中得以产生并传播蔓延，因为在‘熟人’群体中，我们很少会怀疑有人杜撰、臆造故事，群体往往是谣言孕育和成长的摇篮。”群体中的人们通过介入谣言，寻找内心紧张、压力宣泄和不满情绪的解决办法。

调查显示，92％的被调查者对于潍坊校园砍杀事件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其中82％的被调查者是通过人际传播的渠道获取信息，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通过对采访和调研结果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此次突发事件后的谣言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谣言的夸张性。在本次事件中，许多人听到的受伤师生的数量竟达几十人，并且对事件发生时的惨像描述得有声有色。64％的被调查者曾经相信这一谣言，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人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而产生的臆想。卡普费雷曾经有过经典阐述：“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毋庸讳言，当今我国发生公共事件后，多数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依然是“捂盖子”，封堵消息。地方政府习惯这种做法，公众对此似乎也早已习以为常。在这种无奈和无能为力的表象背后，公众只有拿起谣言作为武器。谣言是“被压抑的好斗性，以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发泄。而且，谣言总是被认为是从他人那儿得来，是‘有人说’，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犯罪感，允许人们最为自由表达其被压抑的、迄今为止不可名言的冲动。”当人们希望了解的信息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当官方总是习惯于漠视人们的这种要求，谣言的传播便会更加疯狂且肆无忌惮。

二是谣言的政治性。根据笔者的调查，只有4％的被调查者认为事件的原因是行凶者有精神问题，其他96％的被调查者认为行凶者的犯罪动机与政府不当作为有关。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采取严密封锁消息的行为助推了此类谣言的增长，人们纷纷诉说着一个“”的故事。基层政府被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谣言的靶子，人们通过传播谣言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谣言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谣言一旦与政治相结合，小则引发一场骚乱，大则可以引起一场战争，甚至可以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负”。在中国目前“小社会、大政府”的状态下，地方政府在大包大揽的同时，也势必会成为各种不满情绪的指向。调查表明，74％的被调查者对媒体在事件中的表现不满，而公众对媒体的不满其实是借以表达对政治与媒体“过从甚密”的一种不满。

三是谣言的社会性。在本次事件中就有谣言将事件原因与当前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拆迁问题相联系，而实际上本次事件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农村特有的矛盾存在。谣言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相联系，同时反映着社会状况。正如弗朗索瓦丝・勒莫所言：“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正因为得到的信息有限，人们只有自己完成对事件的建构，人们会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认识给予事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和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

谣言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土壤中产生和传播的，关涉到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地方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是因为它符合人们的认知框架，能够使人们得到感情和态度的共鸣。诺伊鲍尔说：“谣言是一条完整的、转制成了密码的消息，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既产生轰动效应，同时又显得很有说服力”。奥尔波特说得更加明白：“如果我们听到的谣言给事实做出了一个符合我们私生活的解释，我们便愿意相信并传播它。”以前重大事件发生后经常发生的瞒报、漏报现象使人们对大众媒体的报道产生不信任感，特别是当大众媒体的报道“犹抱琵琶半遮面”时，这种不信任感就更加强烈，这时，谣言便开始传播了。同样的，由于近年来因基层政府的不良作为所导致的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使人们形成了对基层政府刻板印象，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谣言传播与群体心理

谣言的传播总是在特定的群体中进行，并往往成为的导火索。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如重庆“万州事件”、瓮安“6・28”事件，谣言始终和事件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也证明，正是各种各样的谣言，成为这两起事件的导火索。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体会表现出和平时不同的心理状态。“在既定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 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按照勒庞的理论，这种集体心理有着鲜明的特点。

1.从众心理。个体被群体所淹没，置身群体的安全感以及易于接受暗示的心理传染现象使个体不可避免地产生从众心理。

2.免责鼓励下的“集体无意识”。受到免责鼓励，个人本能的欲望得以全面释放。

3.倾向于“形象思维”，拒绝“逻辑推理”。影响群体更多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

勒庞的研究以1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其理论脱胎于对暴力革命中群体心理的分析，难免带有夸张和极端的特质。但是，其科学之处仍对我们研究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类似现象有指导意义。“潍坊校园砍杀事件”中谣言的传播，就可以看做这种集体心理的反映和折射。正因为从众心理的影响，人们可以毫无责任感地传播道听途说的信息，而不管信息的来源及其准确性，夸大的谣言于是得以传播。由于存在“集体无意识”，在免责鼓励下，群体受到压抑的情绪得到全面释放，有人由于长期对基层政府有意见，因此积极传播针对基层政府的谣言，大部分人在传染和刻板印象的作用下，不自觉地成为谣言的传播者；群体拒绝逻辑推理，他们只凭感性行事，他们会通过臆想制造兴奋点，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拆迁事件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件事就足以使他们兴奋起来，并且奔走相告。

事实上，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本次事件中的群体心理又有新的表现。本次事件中的群体既非“瓮安事件”中集合起来的群众，更非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群体，他们结为群体只是因为“心理距离”的接近，而非空间距离上的集合。他们是隐性的，但涉及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因此谣言传播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更加复杂多样，这就对媒体的疏导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亦是有限理性的，他们潜意识中能够确认一些信息的真假，但是他们更愿意“跟着感觉走”，使之切合自己早已建立起来的对社会的认知图像。媒体在进行引导时需充分考虑谣言的传播与群体心理的这些关联性，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媒体对群体心理的引导途径分析

1.传播主体的责任：本地媒体发挥更大的功效

事件影响的群体基本上是本地人，这些人多是利益相关群体。本地媒体应该针对本地的特殊情况探寻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充当“排气阀”的作用。调查结果表明，相关被调查者对媒体的期望有着明显的不同(见下图)。

44％的被调查者期望本地媒体发挥更大的功效，原因在于本地媒体的及时充分报道既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安抚相关群体的情绪，又可以减小负面的社会影响。而对于一个相同的事件，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群体，由于受价值观念、知识经验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对事件的看法也会存在很多差异。这就需要当地媒体充分考虑当地的历史文化因素，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心理倾向采取形式多样的报道手段来疏解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传播内容的检视：媒体报道要注意信息的平衡和稳定

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媒体的报道无法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认为媒体应该对事件进行深入的报道。媒体的报道既要分析深层原因，又要就事论事不能过分放大。没有深层原因的分析就不能有效地疏导群体心理，但是过分的放大又有可能影响群体心理宣泄的效果。媒体报道的内容、结构、流量和时机对于群体心理有重要影响，媒体的报道应该注意这四方面的平衡和稳定。

内容方面，要以事实为基础，还原事件的原委，而不是首先对事件做定性的表态；结构方面，减少对犯罪细节的报道，以最大限度减少示范效应的发生；流量方面，情绪的累积需要时间，情绪的疏导同样需要时间，媒体要注重事件发展的后续报道，让公众感受到事件在向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建立他们对政府、媒体的信任感；时机方面，这样的重大事件发生后，需要系列报道才能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随着事态的发展，媒体要能够根据受众的需求采写报道。

3.传播策略的考量：媒体应该及时准确地进行报道

谣言为什么有了生存空间固然见仁见智，但在媒体多样化的媒介环境下，我们的媒体没能及时有效地消息当是主因之一，调研发现，受众信息来源渠道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AT图)。

如图所示，78％的被调查者首次了解事件是通过人际传播的渠道，其次是通过网络(占14％)，也有通过电视(占6％)和报纸(占2％)。可见，如果主流媒体不报道，历史悠久的人际传播方式(现在又可以借助手机、QQ等手段)和现代的网络传播方式就必然抢占舆论的高地，这两种传播方式的威力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如上所述，各种谣言就在人们口耳相传之间，在网民不负责任的“爆料”之中不胫而走，迅速蔓延开来，更加强化了以往人们对政府的经验记忆和认知判断。而且，突发事件发生后一味地“捂盖子”不仅有损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也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事件的传播。只有及时准确地进行报道，才能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也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谣言的产生和流传。

结语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而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则更是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高发的时期，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排气阀”，在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新闻媒体作用的正常发挥需要政府、媒体自身和公众的共同努力，而尤为关键的是需要媒体不断增强主体性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作为媒体的管理方则更应适应形势，从信息的管理方转为信息的提供方，“压制新闻，对国家毫无好处，和肆无忌惮地出卖灵魂而弄虚作假的毫无好处一模一样，这是值得深思的事实。”惟有如此，各种谣言才能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失去传播的环境，而由突发事件演变为的几率才能大大降低。

(作者分别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0YJC77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