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卡西尔的符号理论及其对科学的文化阐释

卡西尔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重要成员之一，突破了马堡学派侧重利用自然科学来论证先验认识论的局限，而把新康德主义扩展到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建立起独特的“文化哲学体系”。但是，当卡西尔发现康德哲学的“知识批判”或“理性批判”实际上只是局限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范围时，他认为这是不完满的。因为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的精神丰富深邃，对人类心智能力的考察不应只停留在对单纯的“理性”、“知识”、“科学”的考察方面，而应拓展到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其他人文领域，因而，精神的综合活动绝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认识功能，卡西尔说：“除了纯粹的认识功能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去理解语言思维的功能、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功能，以及艺术直观的功能”[１]一句话，把康德的“理性的批判变成文化的批判”。

作为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是沿着康德“批判哲学”的方向前进的，应该说，卡西尔的“符号”理论与康德的“图式”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符号”与“图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康德认为，知识是人通过知性的作用，把纯粹的概念运用到由感觉所提供的，被知觉为占有时空的对象上而获得的，也就是说，知性本身有一种结合逻辑形式与感觉材料的能力，也就是按照规律构造感觉材料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科学知识的必然的要求。但是，理智的范畴是怎样能够应用到知觉上，应用到可感觉的现象上呢？按照康德的观点，知性作为一个纯粹概念与经验直观（感官知觉）是完全“异质”的东西，要使两个绝然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桥梁和纽带作为中介，康德说：“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与范畴同质，一方面又与现象同类，并使前者运用于后者成为可能。这个居中媒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内容），同时又必须一方面是理智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种表象就是先验图式。”[２]也就是说，康德把“图式”看作是一个处于纯粹概念（范畴）和感官知觉（直观）之间的一个中介，它既是纯粹的，又是可以感觉的。“图式”是构造对象的一种范型，知性概念通过它来结合直观构造对象。因此，“图式”就是一种形式化、抽象化了的感性，是使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图式”在康德认识论中的作用是很特别也很微妙的，康德主要想通过“图式”理论来说明知性作为一个纯粹概念与直观对象是如何结合的问题，从而在先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知性与感性中间架起了一座连结的桥梁。在康德那里，“图式”被用来沟通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是纯粹认识领域的事。当康德谈到“符号”时，其含义是与“图式”根本不同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认为美是德性的符号（或“象征”）。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德性”不属理论理性的范围，没有相应的感性直观存在，因而不能用知性范畴去把握它。但它可以在“美”（艺术）中显示出来，这样显示出来的世界是个象征性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摹本，一个符号。在解释这种“符号”时，康德把它和知识论中的“图式”对应起来，指出“符号”（象征）不是“图式”，因为它不能像“图式”那样把感性与理性实际地结合起来形成科学知识，而只能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显示出一种理想的和谐关系，以塑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艺术），这样，对康德来讲，“图式”是在理性的“构造性”功能中起作用，而“符号”则在理性的“调节性”功能中起作用。

卡西尔既然否定了理性的“调节”，否定了“本原”和“本体”问题，同时自然也就否定了“图式”与“符号”的区别。他把“图式”（它具有抽象化、形式化了的感性性质）与“符号”（其功能在于象征某种意义）结合起来，把康德的“图式”论加以拓展，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符号”论。在卡西尔那里，“符号”不仅能象“图式”那样在科学认知中起作用，从而勾画出世界的真实图景和描述它的规律，而且在人类其他文化形式中构造了真实的世界。卡西尔将道德、知识、宗教等都看作是“符号”的不同形式，它们所构造的世界都是真实的世界，都是人类的经验、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神话、宗教或艺术都和科学中的认知一样，体现了一种本原性的、赋予形式的力量。它们各自创造了自己的符号形式，这些形式虽有别于科学的理性符号，但同样是人类精神借以步入客观化的台阶。也就是说，卡西尔把康德仅用于科学知识领域的“图式”扩展成了可以用于人类全部精神活动范围的“符号”。如果说“图式”是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之间的中介，那么“符号”就是人类全部心智能力创造文化的中介。

当然，卡西尔的“符号”论能够跳出康德图式理论的视域，形成他自己的理论品格，也受当时科学思潮的影响。在卡西尔的时代，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倾向于把感性的世界简化、抽象化为各种“符号”系统来认识，并指导人们的行动。人们由此不再生活在活生生的世界面前，而是生活在语言、文字和各种各样的符号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是这种状况在哲学上的反映。“符号”的基本特点在于把感性的材料提高抽象到某种普遍的形式，以代表一定的意义。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理性的意义，二者统一不可分割。“符号”本身是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产物。人们把感觉世界“符号”化，从而提高到规律的层次，体现了人的主动性：不仅适应感觉世界，而且干预其进程，使之适应自己。“符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作为主体的一种根本性的能力。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是“符号形式”的变化过程。由此，卡西尔把康德对理性的静止的批判转变为对全部人类文化也即组织人类精神所有领域的那些原则的能动批判，即对人类文化的批判。通过对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诸符号形式的探究去洞见精神得以统摄的那些法则，这是卡西尔为自己规定的文化哲学的任务。因此，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也可看作对形式的研究。

我们看到，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向前推进的，他从符号角度展开了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类文化本质与特征的思考，特别是他对科学的起源及其本质的思考与解析，视角独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为我们从一种不同的视角理解今天的科学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那么，卡西尔是如何站在符号的角度来看待由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这种知识形式的呢？

卡西尔认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科学被看成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人们可以对科学的某一成果或其基本原理提出怀疑，但是对于它的一般功能却无可怀疑。他说：“正是科学给予我们对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３]科学使我们的知觉和思想世界趋向稳定化和巩固化。卡西尔以作为概念的符号来说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科学知识的构成问题。他认为，康德的知性知识是由质料与形式给合而成的，质料的要素是在我们的感知中被给予的，而形式的要素则体现为我们的科学概念。这些纯粹知性的概念给予各种现象以综合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在综合我们表象的杂多时我们意识的形式统一。只有对直观的杂多进行了这种综合统一，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认知了这一对象。由此可见，科学领域的符号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关于科学的开端问题，卡西尔作了如下阐述：“科学开端于对简明性的追求。简明标志着真理似乎是它的最大愿望之一。”[４]但是，这种逻辑的简明性只是一个终点，而非起点。因为人类文化开端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心智状态，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科学只有靠着引入一种新的尺度才能超越这些阶段，如果人把自己局限在直接经验――观察事实的狭隘圈子里，就不可能获得真理。科学不是要描述孤立分离的事实，而是要进行综合。但这种综合却无法通过对普通经验进行单纯的扩展、放大和增多而达到，而需要新的秩序原则和新的理智解释形式。语言是人统一其感知世界的最初尝试，用相似与相异去识别对象。但是科学远不止寻求现象的相似，它是在现象中寻求秩序。“科学的术语不是任意制造的，它们遵循着一定的分类原则。一套首尾一贯的系统的术语的创立绝不是科学的纯粹附加特征，而是它固有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５]卡西尔关于数的语言的发现与运用标志着科学概念诞生的思想，为科学发生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对于科学的本质问题，卡西尔认为科学追求普遍性，体现着规律性和普遍秩序，他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的一种普遍秩序的观点之最早迹象”。[６]这种秩序，早在毕达哥拉斯时代以前，就已经不仅用神话的术语、而且还用数学的符号来描述了。毕达哥拉斯思想家们最早把数设想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真正普遍的要素。它的用处不再局限在某一特殊研究领域，而是扩展到了存在的全部领域。正是数向我们揭示了宇宙秩序的普遍结构。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就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在数中，而且只有在数中，我们才发现了一个可理解的宇宙。在论述科学追求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同时，卡西尔强调了科学的创造性本质。他认为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如伽利略、普朗克、爱因斯坦等都不是从事单纯的事实搜集工作，而是从事理论性的工作，而这就意味着创造性的工作。“这种自发性和创造性就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示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７]

卡希尔认为，“数是人类知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伟大的客观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过程开始于语言，但是在科学中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因为数的符号体系是一种与言语的符号体系完全不同的逻辑类型。”[８]在语言中，我们可以看见最初的分类活动，但是它们还是不协调的，达不到真正的系统化。数的系统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再是孤立的语词，而是按照完全相同的基本程序而排列起来的项，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结构法则。可以说，数是一种强有力的符号体系；对一切科学的目的来说，这种符号体系比言语的符号体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科学不再以普通的感觉经验的语言说话，数的纯粹符号体系取代了日常言语的符号体系。在论定数学作为科学的语言的基础上，卡西尔依次分析了它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运用，指出为了实现从单纯可认识的阶段走向可理解的阶段这一决定性步骤，必须把观察资料归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中去，以便使它们系统连贯起来并能用科学的概念来解释。而数学的符号系统正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可见，“数学是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正是因为数学有这种作用，毕达哥拉斯派最早把数设想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真正普遍的要素，在柏拉图哲学中，数也被看成了理智世界的真正中心，试图用纯粹的数来描述他的理想世界。现代认识论已不把数看成实在的真正中心，不再主张数的实体化实在性的毕达哥拉斯派观点了，而是把它看作是对关系和关系的类型的研究。数不再是一种独立的形而上学的或物理的实体，而是发现自然与实在的一种工具。“我们需要的是能充分自由地构造各种形式的数学符号体系，以便能给自然科学思维提供一切智力工具。”“科学所需要的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而是一种方法论的决定论。”[９]

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深刻地揭示了符号功能，正反映了当今人类信息时代的突出特点，而且，随着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人的世界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符号化的倾向。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中，生活在“主观现实”中。当然，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那就是，其文化批判哲学虽然扩大了康德的认识论范围，却也扩大了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些弊病。因为康德认识论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范围，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扩大到整个人类思想文化，而人文科学的各种形式是意识形态性的，对它的理解与解释，离开了人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形态活动是难以真正说明的。

参考文献

[1]Ernst Cassirer,The Philsophy of Symbolic Forms,Yale University Press, Vol.19531,p.79-80.

[3][4][5][6][7][8][9]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63/264/266/267/279/268/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