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东郯城木旋的文化内涵

时间:2022-08-09 01:42:13

试论山东郯城木旋的文化内涵

[摘要]2006年,郯城木旋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旋玩具的加工和制作以山东省郯城县港上镇樊埝村为代表。当前有关郯城木旋的研究,大多围绕木旋玩具的制作工艺、艺术特色、功能种类、传承保护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鲜有涉及。木旋玩具的产生与当地民众的木崇拜意识相关联,不同的木旋玩具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郯城木旋;郯国;图腾与氏族神灵崇拜;尚功尚武;礼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29-04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民俗事象和民俗模式都来自对自然地模仿、敬畏和崇拜。”①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木旋也不可避免地与自然发生联系。樊埝村地处沂蒙腹地,自然条件优越,植被茂盛,树木苍郁,这为木旋玩具的创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外部条件。木旋是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结合的结果,是适应二者要求的必然产物,木旋的产生与当地民众主观上的木崇拜心理相关联。

一、木旋玩具的产生与当地民众的木崇拜意识密切相关

沂蒙地区具有深厚的桃木崇拜风俗。“桃木崇拜风俗,可以追溯至东周时期。《左传》记载有宫廷巫人使用的法器——桃木把扫帚;《周礼》记载有宫廷冰室悬挂桃木弓的风俗;西汉末年,民间有在年节正月佩戴两个小桃木板的风俗;《风俗通义》记载民间有除夕在门首悬饰桃木人的风俗;《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兴起在桃木板上画门神的风俗;明朝初年改革为红纸春联。”②红纸春联实际上是桃木崇拜风俗的演化和变异。郯城县樊埝村所处的沂蒙地区至今保留着春节时在门板上贴红纸春联的风俗习惯,而且还有为不满周岁的婴儿用桃木雕刻桃木剑和桃木人的风俗流传。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桃木能够消灾避祸,谋得安定,木崇拜心理由此可见。

当地民众的木崇拜心理与吴越地区的神木崇拜有渊源。《越绝书》说:“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去县十五里。一曰勾践伐善材,文刻以献于吴,故曰木客。”《吴越春秋》中记载:“吴王好起宫室,用工不辍,王选名山神材,奉而献之,以费其财……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师无所幸,作士思归,皆有怨怼之心,而歌木客之吟。”又曰:“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莽琅琊。”由这两本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吴越人对木的崇拜意识,他们称深山巨木为神木、神材、善材等”。③

今郯城县古时称郯国。关于“郯”字,孳乳为郯,郭沫若谓当即春秋时郯国之故称。郯为古代山东地区的东夷族。钱宗范等人在《论孔孟仁政学说的基本内涵》中提到,传说中中国远古的祖先太昊、少昊首领,也是东夷族的先祖。在西周春秋时期,东夷族指今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他还提及舜为东夷族首领,活动于沂蒙地区附近。“西周早期青铜器《令簋》和《召尊》、《召卣》记载周王军队征伐东夷反叛,驻戍于‘炎’,即郯,其交通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西周金文中的‘炎’地与东周郯国都城郯邑在同一地域,于今山东南部的郯城县境内。”“春秋诸侯争霸,郯国弱小,沦为鲁国的附庸……历史上郯国虽然在政治上附庸于鲁,但在地理位置上郯吴相对接近,与吴越等江淮诸侯的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④由此可见,吴越地区的神木崇拜思想也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郯国地区。

木旋玩具的加工与创制是人们木崇拜心理在客观实践中的反映,是人们木崇拜隐含心理的客观显现。郯城木旋的始祖樊木,其姓与名从字形看都与木有关系。《说文解字》中说:“樊,鸷不行也,从从棥。”“棥,藩也,从爻从林。”爻,本义为组成八卦的长短横道,卦的变化取决于爻。这难免使我们将木旋与原始时期占卜算卦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古人称五行中的木,有一种说法是“木曰曲直”。“曲直”,实际是指树木的生长形态,为枝干曲直,向上向外伸展,因而引申为具有生长、开发、舒畅等作用的事物,均属于木。木旋玩具取材于树木的枝杈而非主干,这与自然环境持久发展相适合,是一种天人合一、取之有道、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所以称樊木为木旋之祖,或是民众早期占卜算卦巫术心理的反映,或是民众为求得安定达到内心平衡而杜撰,也或预示着木旋工艺制作的持久和繁盛。

由上述分析可知,木旋玩具的产生与民众的木崇拜意识有关联。有关木崇拜心理的成因,有自然因素——先天自然条件优越,植被茂盛,树木繁荫;有人文因素——郯地与吴越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它们之间的风俗文化交流频繁并相互吸收和渗透;还有人们要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希冀。木崇拜意识在郯城绵延不绝,反映到后来,便是其境内栽种并保留有诸多古银杏树,郯城也便有了“天下银杏第一县”的美誉。

二、木旋玩具的独特文化意蕴

普遍性蕴含在特殊性中,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除了上文从木旋总体出发而言的民众木崇拜心理,不同的木旋玩具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蕴。笔者通过选取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木旋玩具,依其背后所附着的文化意蕴,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虎图腾崇拜与氏族神灵崇拜

1.虎头棒槌与虎图腾崇拜

郯城所在的沂蒙地区至今还保留有对于虎这一图腾的崇拜意识。老人们给百天之后的幼童制作虎头鞋和虎头帽,寓意吉祥如意、福气冲天。虎头棒槌中间大花纹部分,便有像“王”字的花纹,有的还表现为十分简笔写意的虎头形。从虎的自然特征看,其最突出特点便是额头上的“王”字花纹。另外,虎体格强健、威风凛凛,人们将它归于猛兽。虎的这一系列自然特征反映到人的精神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力量和威严的象征;它也是驱吓鬼魅、庇护人神的神兽。《风俗通义·祀典》记载:“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

虎头棒槌和虎头鞋的意蕴或多或少具有相似性,二者中都有“虎”这一意象,在今郯城县都还在流传,都与孩童有紧密联系。关于虎头鞋的来源,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船夫大羊之子在其母缝制的、能幻化成斑斓猛虎的虎头鞋的帮助下,打败贪婪邪恶的村长,找回母亲,最终一家团圆。此故事发生在扬州古城,扬州属吴越之地。“虎”防御图腾崇拜,如同上文提及的木崇拜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浸染到吴越之风。郯城今属沂蒙地区,多山地,植被茂盛,林中多猛兽,虎也囊括其中。《礼记·祭法》中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对于最初没有防御猛兽能力的先民来说,祭祀、崇拜像虎这样的怪物,也是有可能的。

作为一种供孩子玩的玩具,虎头棒槌隐含着的为孩童祈求平安、驱祸纳福的心理显而易见;此外,虎是百兽之王,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人们给孩子穿虎头鞋、戴虎头帽、制作虎头棒槌,也是在期盼孩子能像虎一样勇猛、充满力量、虎虎生威。

2.燕(鸟)车与氏族神灵崇拜

上文已经提及,郯为古代山东地区的东夷族。关于其祖,钱宗范等认为是太昊。任、宿、须句、颛臾,春秋时均位于今鲁南,属沂蒙地区的东夷族,均祭祀太昊,以太昊为祖。《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性也,实习太皞(太昊)与有济之祀。”

另有其他人认为郯之祖为帝少昊。《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命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也。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远,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太昊氏为风姓,风即凤,风即鸟,崇拜鸟与凤;少昊氏则以鸟命官,凡官名都带鸟名。东夷之祖不论是太昊还是少昊,均与鸟有关系。东方的东夷古文化是以鸟为氏族神的,郯作为古山东地区的东夷族,也是以鸟为氏族神的。

这种氏族神灵崇拜意识反映在木旋制作中,便是燕(鸟)车的出现。

民间艺人们利用传动原理,设计上一个中间段为三角,两头为圆形的中轴,再用小木棒穿在连着两辕的绳上,小木棒的另一端下有一面小鼓,在拉动小车行进时,棱角轴是非圆形转动,使小木棒抬起或落下,以敲击小鼓发出梆梆的声响;小燕(鸟)的翅膀是用铁丝连在车轱辘上的,车轮的转动同时带动翅膀起落……与燕车相似的还有一种车体像小房子式的四轮小车……和燕(鸟)车相比,它更像车子,并且像古代时期比较讲究的昭车。⑤

燕(鸟)车之所以做成车形,也是有神灵崇拜意蕴的。黄帝轩辕中的“轩”、“辕”二字均有车有关。屈原《离骚》有“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之句,其中“乘鹥”是以鹥鸟为车而乘之。“鹥”是一种五彩而群飞的鸟,飞起时遮天蔽日。另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前望舒使先驱合,后飞廉便奔属”之句,其中“羲和”为古代传说中为太阳驾车的人,“望舒”为神话中为月驾车的神。古之神灵驾车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在今郯城当地及周边县市,腊月二十三辞灶之时,人们会扎灶马送灶王爷上西天,灶马也就是灶王爷的车。由此,笔者认为燕(鸟)车是神灵升天的一种工具,是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和桥梁。

(二)武器杂耍类

武器杂耍类的木旋玩具包括刀、枪、剑等。追溯这些武器杂耍类的玩具来源,大可以推及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之地与莒国。近年洛阳市文物收藏学会征集一柄郯公剑,赵振华先生认为郯公剑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定为春秋郯国的遗物。春秋时期郯与吴越等江淮之地的诸侯交好,他推考此郯公剑为春秋晚期吴越国所铸的可以实战的礼仪之剑,可能是郯与吴越二国友好交往或联姻时期定做的高端佩剑。“《左传》成公八年(前583)记载因郯‘事吴’而遭到鲁国等大小诸侯的征伐……春秋时期吴越国以名师喜铸宝剑而闻名天下,国王好剑,贵族之间盛行佩剑为风气……郯,小国,没有关于冶铸工师与技术的记载,大概不具备生产宝剑的能力。”⑥《国殇》开篇提到:“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吴戈,即吴地制造的戈。《周礼·考工记》中也有记载:“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使然也。”可见,自春秋时代,吴地所制之剑、戈就很有名。

当然,除却吴越铸剑佩剑风气的影响,与郯国共存的周边一些小国对郯有影响。《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有“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的记载,可见当时莒国也是能够制作锋利战剑的。

一种文化风俗的形成除却外部客观原因的推动,还有其自身因素。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先生的《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指出,鲁国庄公时代(公元前693年至公元前662年在位)也曾尚功尚武。《诗经·鲁颂·泮水》可看作是对鲁僖公(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赫赫武功的称颂,赞美鲁僖公整修泮宫,征服淮夷,建立文治武功。《诗经·鲁颂·泮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

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

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

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

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鲁地自鲁庄公、鲁僖公就存在的尚功尚武精神和郯周边小国莒国及吴越的铸剑风气,波及到郯地并被吸纳。随着社会发展及历朝历代的演义传奇,武器杂耍类木旋在产生时便不仅仅是兵器这么简单,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具有各时代特色的文化内涵,比如以关公刀、平安刀等来命名此类木旋玩具,更多的是寄托了人们对英雄豪迈气概的感叹,或是表达一种深深的平安愿望。

(三)礼乐文化类

礼乐文化类的木旋玩具包括哗啦棒槌、击鼓车、高低棒棒人等。

上文《左传·昭公十七年》中的记载也显示出了春秋时代的东夷小国保留了丰富的古代典制文化,即礼乐。作为东夷小国的其中之一,郯国也囊括在内,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西周中前期约公元前10世纪的周穆王时,统治今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夷族国家徐国的国君徐偃王,首先提出或发明“仁”,并在徐国推行仁政。⑦这在《后汉书·东夷传》中有明确记载:“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国,西至于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存朝者三十有六国。”位于徐附近的郯国也难免受徐之礼乐文化的影响,保留了大量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礼乐文化。

众所周知,郯子为春秋时期郯国的国君,其“鹿乳奉亲”的故事是二十四孝中的一孝。孔子也曾拜师于郯子学习东夷礼乐,《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好古敏以求之,学在四夷。由此可见,东夷古郯国有丰富的礼乐文化。

哗啦棒槌、击鼓车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能够发出声响。先秦之时,“礼乐中礼典的施行往往配合着一定的乐舞”。⑧以哗啦棒槌为例,它是一种造型类似于民间砸衣服的棒槌的玩具,“其主体较粗圆,手握部分是一根小木棒,采用插接形式连接,在插接的部位,旋制时用钻头将内部钻旋出一定空间,放进沙粒或豆粒后将木棒插上,摇晃起来便可以哗啦作响”。⑨击鼓车与燕(鸟)车的制作原理相似,将它归于礼乐文化类,主要看重的是它能够击鼓发出声音,而燕(鸟)车更多是图腾的象征。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在远古时期,被尊奉为通天的神器,主要是作为祭祀的器具。鼓作为乐器是从周代开始。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古文献所谓“鼓琴瑟”,就是琴瑟开弹之前,先有鼓声作为引导。虽然这种设计今多认为是发出声响以吸引幼童的注意力,但笔者以为此种设计是出自以往乐的传统,目的是祭祀祖先驱吓鬼魅,或者说是民众借音乐表达质朴心声。

在先秦礼乐文化基础上的重农轻商、男女有别观念,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完善,及至木旋玩具加工和制作之时已十分鲜明。以高低棒棒人为例,“高低棒棒人分两种,即高、低之分。高造型的为男孩,低造型的为女孩……高棒棒人(男孩)身上装饰为红绿相间的弦线,低棒棒人(女孩)身上除了有少量弦线外,大面积是花叶形……男性的高爽,头戴草帽,是一种典型的下地劳作、外出务工的形象……女孩的处理是矮壮型,这种造型实际上已不是小女孩的形体特征,它是成女的体态特征”。⑩高低棒棒人首先是与男女的体型特点相适应的,符合人的自然特征,是男女形象的高度概括。高棒棒人下地劳作、外出务工等造型,使人联想到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这是中国古代家庭的基本格局,男主外女主内。高低棒棒人造型的高矮又体现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体现了父系氏族社会中人们潜移默化的心理观念。

至今,在樊埝村的祖祠上留有这样一幅对联:“文礼秉承春秋业礼行天下,武德传扬秦汉风德惠子孙。”礼乐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可谓绵延不绝。

除了以上列举的这几种代表性木旋玩具,还有不少木旋玩具具有典型性,比如和尚敲木鱼、不倒翁、京剧脸谱等。木旋玩具的色彩极具乡土特色,以桃红、草绿、艳黄为主。郯城有一种风俗是老人把红、黄、绿三种丝线捻在一起系在小孩子的手腕和脚腕上;另有一种风俗是如果一户人家添丁,尤其是在生了儿子之后,会在门头挂上由红、绿、黄三种颜色系在一起的布条。木旋玩具上的色彩和当地的这种风俗紧密相连。木旋玩具主要是当地民众在农闲之时加工的,集中在冬季,而冬季为一年中贮存物什、准备年货、祭祀拜祖的时候。传统观念中,已逝的先祖和神灵在过年之时都会回家。而此时为孩童加工木旋,也更多了一层神秘意味,因为孩童一贯被认为是可以沟通生者和死者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郯城木旋背后的文化内涵丰富多样,其形成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形成原因也不是简单纯粹的。关于郯城木旋文化内涵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割、明明白白划分的,一种木旋玩具中可以包含多种文化意味。木旋的传统文化内涵,最初是民众沟通天地的一种凭借,用来表达对神灵氏族的崇拜和希望灵魂升天的愿望,是民众渴求神灵庇护、消灾解难、绵延子嗣、人丁兴旺等心理诉求的具体表现。及至后来,木旋玩具的内涵又加以丰富,有尚功尚武之风,有礼乐文化,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并融入新的时代因素,共同造就了今天的郯城木旋。当下,木旋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玩具商品流行于世,其色彩、造型等被理解为吸引孩童目光、招揽顾客、增加销量的需要。这些观念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不可避免的,不过,木旋不能仅仅被理解成玩具,也不能仅仅被当作一种商品,其传统手工艺背后的民俗意蕴还有待深入挖掘。

[注 释]

①郝苏民,僧格等:《巧艺·绝技·价值的时代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李春梅:《桃木崇拜风俗探源》,《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8页。

③④⑥林蔚文:《古代越人的神木崇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28页。

⑤⑨⑩徐思再:《郯城樊埝村的旋木玩具》,《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⑦钱宗范,朱文涛等:《论孔孟仁政学说的基本内涵》,《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19页。

⑧郭克煜:《鲁国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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