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商业的事归商业

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美国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及新华都商学院院长，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通过研究证明了低通货膨胀率如何导致人们对未来低通货膨胀率的预期。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早在获得这项殊荣之前，他在经济学界就因为提出了被称作经济增长黄金率的“费尔普斯曲线”而广为人知。他的这一贡献修正了著名的“菲力浦斯曲线”，重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关系，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包括“滞胀”在内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费尔普斯教授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的转型充满兴趣。

日前，费尔普斯教授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在繁忙的活动间隙，他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采访。

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将在十年内发展起来

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家们主要得到了哪些经验教训？宏观经济学的未来是什么？

费尔普斯教授：我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得到的认识是：结构性力量远比公众认识的要强大，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逐渐认同这一观点。虽然，凯恩斯经济学和“总需求”概念在大学里“死亡”以后，似乎又获得了新生。但在我看来，一个具有更好根基的宏观经济学，在十年内将会发展起来。这个新的经济学需要摒弃未来是可知的假设，以及行动是具有可知后果的假设，即可知的概率分布的性质。或许这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会是中国经济学们家将要进入的领域。

中国需要找到处理地方债的中间路线

报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刺激中国的国内需求，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在中国国内，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拉动仍然是发展的主力，你觉得这两种观点有冲突吗？

费尔普斯：第一，中国只会非常缓慢地退出城镇化、工业化和技术转移等经济增长方式。这些方式在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投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保持较高水平。随着中国在本土化创新方面越来越优秀，需要投资更多以培育新方法、新产品，以及达到满足市场需求的产能要求。

另外，我觉得中国可能会从刺激消费的措施中获得净收益。如果家庭能够从做更多或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中获取更多税后收入，那么他们更愿意在市场上提供劳动力。如果私人消费支出增加以替代政府支出，那么有潜力的创新者会发现，创新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像商品销售市场一样，有效率地评价数以千计的新产品的。

报告：地方债的问题引起了很多投资者的忧虑，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化解这一难题，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费尔普斯：中央政府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债务问题的成本极高，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把还债作为优先事项，成本亦会很高。所以需要找到中间路线。

另一方面，中国有些银行绝对是很差的市场表现者。他们对于哪些经营行为是审慎的，哪些经营行为是不审慎的毫无商业意识。

切断政治家与企业间的联系

报告：你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大众的繁荣》中提出，不是少数企业家推动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创新活动，而是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个人不断创造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并逐步改善从而推动了创新。但是，人们一直有一个看法，那就是把创新活动主要视作是企业家的事，在你看来，企业文化到底应该如何帮助个体创新？在企业这个大环境之外，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培育你所相信的为创新负责的价值？

费尔普斯：企业文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帮助公司消除短视行为，CEO们不会考虑保持和恢复公司的运行机制和活力。因为这样的行为只有在未来5至8年之后，才能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得到回报。这对CEO们来说，回报来得太晚了。

在社会环境方面，切断政治家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是有帮助的。这样的联系使CEO们关注寻租机会，而非考虑企业创新。

进一步讲，有必要改变高中课程的目录，让学生们重读经典。这些经典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探险和发现精神。

报告：你如何看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看待经济和社会活力之间的关系？

费尔普斯：我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增长、就业机会的创造等主要一直来源于商业和企业部门，在美国、英国、德国、韩国都是如此。旨在推进技术进步的政府项目，对国家生产力增长和创造就业仅能做出很小的贡献。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经济最好达到这样的结构和效果：任何一个有新想法并且能够说服别人为其想法融资的人，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商业想法最好是留给商业、企业部门。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政府到底可不可以做点有用的事情呢？有时候一个用于军事目的的项目，看起来具有广泛的用途，就可以由政府自身融资和开发。但是我真的不认为政府的组织架构适合产生科技进步。它可以给大学里面的科学家提供研究资助，但是坦率地讲，我对任何此类行政性项目都表示怀疑。国家科学基金会说对了，把夏季津贴发给科学家们，这样使得科学家们能够成为独立科学家，然后再希望政府投资有所回报吧。

如何看待“中国创新”？

报告：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这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展望未来，您怎么看待技术和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取得或维持高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要靠什么？

费尔普斯：从新产品、新技术带来新实践活动的意义上说，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普遍的创新实现方式。到目前为止，“中国创新”从很大程度上讲主要是由美国和一小部分欧洲的技术转移实现的。在我看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真正的开始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据粗略估计，在中国，真正的创新贡献了每年GDP增长率8%中的至少1个百分点。在美国，自主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已经远远低于过去的水平，现在约为每年1%。因此，中国和美国现在可以说都在同一条船上――创新贡献率太低。

报告：中国正在进行一些针对中小企业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会有助于小企业的成长，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如果中国希望实现你所说的“大众的繁荣”，并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步发展，你觉得中国的税收制度该如何改革？

费尔普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愚见是：如果一个税收系统可能造成很大伤害，那么解散这个系统（如果不是被另外一个系统取代的话），就能带来很重要的收益。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税收改革、贸易改革和其他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传统改革能大幅度提高创新。人们往往声称，要通过看不见的方法带来经济增长，以兜售其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