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灵魂

人们一般习惯于把人类社会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几个历史阶段。这是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以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为依据划分的。如果以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结构作为标准，人类文明史可以划分为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从局部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跨入工业时代的步伐明显表现出不一致的特点。但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人类告别了农业时代，跨入了工业时代。时至今日，发展较快的欧美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正在大步跨入信息时代；一些发展较慢的国家和地区，尚在农业时代徘徊和挣扎；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型。中国应该列入后一种，属于正在转型中的国家。

客观而论，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生联系的时间并不算太晚。早在19世纪中期，先是出于被动接受，而后则是出于主动追求，中国就开始了与西方工业化的接轨。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过于缓慢。在对西方工业化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工业成果，而对他们的工业文化和文明则少有兴趣。虽然中国对工业化的学习迭经时代的变革和文化的创新，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究其原因，还是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不无关系。中国人一向自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即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欧美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无非是那些奇技淫巧，在文化方面则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国家的富足与强大，不过是技术和工具发达而已。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持这些看法的人依然不在少数。于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人过分片面地从欧美地区输入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工业成果，对其背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却缺少足够的关注，而这恰恰是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

虽然中国文化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但农业文明所固有的农业思维却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生产单位狭小而缺乏合作精神，重经验而反理性，轻视开拓创新而注重稳定守成，少有竞争意识，即便竞争也轻规则而重谋略，等等。与此相反，欧美国家的工业文明，表面上源自发达的科学技术，而其深层内核则是特色鲜明的工业精神。其特点是：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重视创新；提倡“合理谋利”和多边共赢，把“贪图财富”的个人谋利行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摒弃一夜暴富、短视浮躁等急功近利的心态。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如果仅仅是引进了工业技术或成果，而抛弃了蕴含其中的工业精神，或者用农业思维来运作工业化，孕育出来的工业集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或者说只是有魄无魂的工业化。笔者的家乡有一句老话：“起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比水推沙。”尽管中国工业化的形成不一定如针挑土一样艰难，但缺少精神的工业化一定会像水推沙一样容易消失。

30多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席卷中国大地。虽然，这一轮工业化的繁荣和光鲜是以往任何一次工业化都无法比拟的，但新的工业化浪潮依然没有很好摆脱固有的农业思维。中国人彻底改变了抑“商”的传统偏见，在新一轮的工业化中极度“重商”，甚至把“工”都看作是“商”的手段，“商”才是“工”的目的，中国社会把轰轰烈烈的工业化演变成为雷霆万钧的商业化。中国人一改以往那种在“利”面前羞羞答答的矜持，对“利”的追逐甚至被放大到了极点，只要事关逐利，往往仅注重结果而不问过程。更为可怕的是，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市场化、工业化。大部分企业长期用这种思维来指导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什么赚钱做什么，完全用利润的标尺来衡量企业的发展。

笔者的处女作《营销人的自我营销》讲过一个卖房的故事。一位房地产商盖了一片别墅，业务员带了一位外地买家，一口气要买八套，但希望更多优惠。最后房地产商不仅没有给更多折扣，而且干脆一套都没卖给他。因为如果这八套房子成交了，客户并不是自用，而只是用于资产投资增值，这就会严重影响整个楼盘，特别是二、三期的营销。另一个关于房地产的故事是：某著名房企北京公司新任总经理拍下一块绝对赚大钱的地产，打算以此作为献给董事长的见面礼，谁知董事长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该房企进入北京市场，并非只是为了多一点利润，而是要在北京房地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要开发必须成片开发、社区开发，为此必须放弃一城一池的得失与争夺。还有一个关于楼房的故事。位于武汉江岸区鄱阳街青岛路口的一座6层大楼，有些年头了，叫“景明楼”（现名称为“民主大楼”，是武汉市派办公楼），1999年武汉景明大楼的业主收到一份来函，告知“景明大楼的设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了两年”。写信者是景明楼七八十年前的设计单位，一家英国的建筑公司。三个楼房的故事分别说明三个做事的层次：商业、工业和工业精神。卖房的故事属于善于经商，建房的故事就算有工业头脑，而修房的故事则属于有信念和精神的作为。

所谓工业精神，简要地说就是指工业化进程中的理性态度和道德追求。其中，理性态度包含整体意识、合作观念和实证精神等方面的内容，道德追求包含职业素养、社会责任、契约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在工业化进程中，它不仅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还表现对科学的尊崇，更表现为对规则、制度、标准、流程的坚守。如果说，工业化是一幅由技术、构想、设计、应用、工程和服务等组成的图画，那么，工业精神就是这幅图画的灵魂，是支撑这幅图画的力量所在。

近30年，中国的“重商之树”导致“中国制造”遍地开花，而“中国创造”则乏善可陈。中国大多数制造类企业，只信奉“卖出货就是硬道理”，而对出精品、创名牌则不屑一顾；不注重原创，不注重研发，不注重专利与知识产权的积累与沉淀，因而许多制造类企业沦为别人的代工厂，只在微利的低端产业链条里挣扎。在这些企业和这类企业家看来，研发远远没有抄袭获利更快、更直接。凡此种种，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没有完全坚持工业精神，因为真正的工业化永远都是有精神支撑的。世界最优秀的制造工业，如：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瑞士制造，背后都有着一丝不苟的工业精神的支撑。欧美诸强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告诉我们，没有工业精神支撑的工业化终究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具有工业精神的生产者对消费者应当永存敬畏之心，绝对不会拿消费者当试验品，绝对不会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而是要确保流到市场上的都是精品；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应当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利益的诱惑，是寂寞的高手，将“十年磨一剑”“一生做好一件事”作为自己的选择，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长期大力的投入，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真正的工业化人才；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对员工，特别是生产一线的员工，倡导的是孜孜不倦、手艺的专注、产品的专注，像瑞士钟表匠一样的工匠精神……

然而，由于在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大转型中，中国人行走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工业化与工业精神的联系。长期落后于他人的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让近现代的中国人一头扎进了工业化的浪潮，有的甚至把工业化看成是简单的牟利和扩张，而对其中至关重要的工业精神不屑一顾。

正如文化之于人，工业精神对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灵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灵魂却体魄强健的人，同时我们也很难认同一个只富不贵的暴发户。“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个村庄就是我的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村庄。”甘地的这段话，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