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理论综述

摘 要：集体行动是人们历来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和构建主义都对集体行动做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在经济学界，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还刚刚开始，特别是还缺少针对具体经济现象中的集体行动的研究。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方面对研究集体行动的理论做一个梳理，以期对研究具体的经济现象有所指导意义。

关键词：集体行动；结构主义；功利主义；集体行动的困境；共享资源

中图分类号：F 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146-02

集体行动的研究对于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是重点领域之一。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给出了大量的理论解释。下面将分别回顾其主要的理论学说，以期对深入和具体研究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做理论上的指导。

一、社会学领域

（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决定个人的行为。在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中，他认为，资源占有的不均等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无产阶级对资源的被剥夺感，使他们最终组织起来。马克思强调了两点因素对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一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二是无产阶级对资源的被剥夺感达成共识即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后，一些学者又对集体行动得以实施的条件加以研究，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条件，例如，理论体系提供的技术条件、准领导者的培养（达伦多夫，1958）；被统治者疏导不满情绪的渠道、向较高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通畅性（科塞，1956）；被统治者生活经历的同质性、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联系的弱化（穆尔，1966）等。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结构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宏大的社会结构是集体行动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大多认为，社会结构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形成，进而促成了集体行动的发生。

（二）功利主义的解释

功利主义者力图从个体行为的分析来解释集体行动。功利主义者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其行为的根源。霍曼斯在交换结构论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行为的解释：行动等于价值乘以可能性（霍曼斯，1961）。人们通过估计参与的收益及获得这种收益的可能性来决定行为。无疑，个人对集体活动的价值判断是其是否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霍曼斯的分析缺乏宏观层次。布劳针对这一缺陷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交换冲突理论，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对集体行动作了解释。布劳认为，交换过程中经历的集体性不平等，使得集体成员对这种不平等感达成一致，进而使得集体行动得以实现（布劳，1988）。

二、经济学领域

（一） 传统理论模型

以“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为代表的理论模型，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认为个体的理性将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以哈丁的“公地悲剧”为例：哈丁认为，单个的牧民考虑的是自身的成本和收益，只要自身收益大于成本，牧民就会不断增加牲畜的数量，进而导致牲畜的数量远远超出草地的承载能力，导致草地退化。总之，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失败。

主流经济学对此类问题解决主要集中在产权上，主张产权的清晰化是避免公地悲剧的必要措施。有两条路径可以实施：产权公有化和私人化。存在的问题在于很多物品无法明晰产权或者是经济成本太高。

（二） 奥尔森的理论解释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认为群体的规模对集体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在规模较小的群体中，由于个人贡献对集体行动的成效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其愿意付出成本促成集体行动，同时其行为也易于被他人重视；由于群体规模小，进一步使得每个人都能很容易的观察到其他人的行为，监督成本小。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但个人的付出对集体行动的成效将变得可有可无，从而使得个体失去了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同时，人数的增加使得成员间的监督成本不断上升，以至变得不可能，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

奥尔森认为，可以通过区分不同的受益者，有选择的激励其参与的积极性，可以解决集体行动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

（三） “社区”假设下的理论

奥斯特罗姆从现实中的案例出发，在对“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行动可以实现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群体必须是“小规模”的。此处的小规模是指，在其中，人们能够通过不断的沟通、打交道，相互之间建立起信任、依赖的模式。这一点与速水右次郎提出的社区理论相一致。

奥斯特罗姆从制度的角度提出，共享资源的所有受益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的契约实施博弈”来实现对共享资源的自主治理。

（四） 其他的解释视角

其他学者主要从如何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为目标着手分析。奥尔森（1965）、青木昌彦（2000）等认为，可以通过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捆绑等方法，改变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私人物品的属性，从而促进公共物品的供给。Sugden（1982）、Bilodean（2004）等认为，可以引进道德因素或者公平感等感性因素作为参与者的目标之一。Knack and Keefer （1997）、Pargal and Gilligan （2000）等认为，群体内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集体行动的实现。Stephen and Philip （1993）将社会资本引入个体决策来说明，个体从声誉、互惠的角度获得社会资本从而实现群体内部个体间的信任和合作，从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实现。

可见，无论社会学还是经济学都对人们的共同意愿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是人们形成不满的情绪，从而导致集体的反抗活动；功利主义者认为，交换的不平等造成人们不平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集体活动的实现；传统经济学从个人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理性会导致机体效率的损失；近代，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本、道德因素等引进受益者的目标函数，加大了受益者参与集体活动的潜在收益。

简单地说，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将精力集中在人们共同意识的形成和促使共同意识形成的因素上。但是，人们形成了共同的社会意识，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就能成功，正如构建主义者所认为的，在现实中导致集体行动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很多，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在具体现象中研究集体主义的成败。

参考文献：

[1] 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4，（4）.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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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amela E.Oliver and Gerald Marwell.The Paradox of Group Size in Collective Action： A Theory of Critical MassⅡ[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3，No.1，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