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利弊论文

一、货币升值的背景通过对放弃金本位制以来所实行的历次主要货币升值的考察，我们发现货币升值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货膨胀，而且货币升一、货币升值的背景

通过对放弃金本位制以来所实行的历次主要货币升值的考察，我们发现货币升值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货膨胀，而且货币升值只是用于反对特定类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非凡是反对主要由于外国资本源源而来所引起的进口型通货膨胀的斗争手段。货币升值通过对物价上涨的抑制成为反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升值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进口物价的下降，会带动国内物价的下降。尤其是进口原料的价格下降，因此利用这类原料制成的产品，其生产成本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外币流入产生的过剩流动资产会流向海外。第三方面，可以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并进而提高效率，这对抑制物价上涨也有好处。为了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就有必要将资源向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的部门转移，由于平价升值后，进口商品变得便宜，就会引起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的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货币升值使进口受到鼓励，出口减少，结果，本国市场上供给越来越多，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激烈，从而减轻了对物价的压力。

能够导致货币升值的情况有两类：行情性不平衡和结构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进口型通货膨胀和投机性资本流动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竞争力持续不断地相对提高造成的。假如生产率的提高不被物价上涨所抵消，强大的生产率就会通过实现盈余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竞争力不断提高，给贸易伙伴造成了问题。高生产率国家的货币定值偏低，其他国家的货币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断积累，而且在贸易伙伴拒绝定期实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出口国不得不实行货币升值。德国货币就是在该情况下升值的。

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货币升值发生在日本和德国。我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观我国的人民币目前所处的状况，即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否成熟。

二、二战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们将二战后日元的升值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对360日元升值为308日元；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对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发生过程。二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多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正是这个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以此为开端，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为1956年至1960年的23.4％。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产业更是迅速发展，出口贸易急剧增长。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9％，后期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正是从那时起，日本的贸易出现顺差，长期资本收支中资本输出也明显增加，日本成了资本输出国，日元也开始走向硬货币。

也是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个区间内，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2％、8.7％、9.7％和12.2％。

与此同时，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已形成了比较雄厚的、外向型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36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这个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即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由于日元供不应求，因此从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挡日本产品的强大出口趋势，尤其是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日本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余地。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企业几乎没有形成什么约束力，日本汽车厂家也没有多少到美国投资设厂的积极性。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年复一年的拖延终于让美国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终通过国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从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广场协议，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三、战后西德马克持续升值的背景

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1957年开始，与贸易无关的资本流入额不断增加。西德贸易呈现持续顺差的局面，市场上产生了马克汇价过低的说法。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到了要求马克升值。西德虽然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不良影响，但仍然采取了变更平价的方针。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价上涨率比其他国家低，因而国际竞争力强，贸易收支长期顺差。1961年，马克升值5％，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和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1962年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减少了40％。与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仅增长3.5％，进口却增长了11.6％。物价上涨没有完全遏制，但没有货币升值，物价涨幅会更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贸易收支顺差再次显示出扩大的倾向，人们对马克即将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强。1967年德国政府拒绝再次实行货币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机造成的危机却使政府下决心将货币贬值。随后法国法郎的贬值掀起了新一轮的投机高潮，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两周内买进了10亿美元。1969年10月24日，马克升值成为现实，升幅为9.29％。69亿美元离开了德国。当时银根忽然收紧，然而贸易局势并未扭转，这次升值使德国的贸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机又引起了对德国马克的投机活动。1971年，在华盛顿协议签订后，德国马克升值约5％。从1973年起，投机活动重新出现。尽管美元于1973年2月贬值10％，但仍未重新获得信任。仅在3月3日这一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就不得不买进20多亿美元。3月12日，德国马克相对非凡提款权升值3％。6月29日，德国马克不得不再次对非凡提款权升值5.5％。由于此后马克的汇价持续看涨，到了史密森氏会议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次货币汇价调整时，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币有升值的必要吗？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或许巧合或许有意，几乎同一时间的2002年12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放言：“中国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及全球经济。”随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言论称，美国政府希望努力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币比值低是出现国际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国内制造业感到了压力，导致产业界产生了危机感。为此，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对此，美国最大的制造业者团体全国制造商协会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民币比价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预市场所致。

1.国外指责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依据”何在？

一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那么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全球资本为了在中国获得可观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国，这也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并非由于人民币币值过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贸易领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现、丰富的劳动力及海外企业的生产环节的外购引起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还有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工厂，其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生产成本的1／35和中国台湾生产成本的1／10.就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出现的原因来说，最大原因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如今都迁往中国生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中的75％是这种“迁移效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玩具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尤为突出。此外，向美国出口的许多比较先进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2亿美元有“中国制造”的电脑配件，在4年中增长了78亿美元。然而，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进的部件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工厂迁移效应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国对美国公司和就业构成的竞争威胁。正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国对美贸易中大规模顺差的出现并非因为中国封闭市场，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告还指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并未代替美国国内产品，而是代替了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产品；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也显示，日本进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的51％的企业将其70％以上的产品出口。通常日本企业会向中国出口原料，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日本。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更是通过有说服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出口动力更多地来自西方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购策略，而不是中国本地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上到处都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迹。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一直如此。从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从1210亿美元上升到3654亿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与工业国家公司合伙开办的合资企业——在这个累计增长额中占了整整65％。这恐怕不能证实中国在从其他国家手里抢夺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是工业国家的高成本生产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副产品。

三是人民币币值过低影响世界经济，并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非凡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达到。

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策略和国际商业问题教授琳达—利姆在《中国是在吃掉别人的午餐，还是在给它加量？》一文中认为，中国的GDP占世界总值的4％还不到，即便不存在大批劳动力未充分就业的问题和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现象，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远不足以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以贸易为例，根据WTO的计算，中国2001年的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值不足4.3％，加上香港的出口，这一比例增至4.6％。这低于东盟10国的5.3％，而东盟的总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40％，GDP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日本仍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6％；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接近25％。在美国进口的商品中，中国产品的份额较高，约占总进口商品的9.3％，在这方面，中国仍不及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中国是日本一个重要的进口国，占日本进口额的16.6％，美国产品则占日本进口额的18.3％，欧盟占12.8％。2001年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的数量增长了2.5％，可是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东盟的进口分别下降了13.2％、18％、15.7％和13.6％。但是美国从其他亚洲国家减少的250亿美元进口远远高于从中国增加的25亿美元进口，这表明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再加上因投资减少和技术行业持续的不景气而削减了进口的高科技零部件和设备的数量，美国商品的进口数量总体下降了6.2％。中国的出口产品没有受到这种下降的影响，因为它们品种繁多，而且更以消费者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中国不仅没有阻碍其亚洲邻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且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本地区传统贸易伙伴的3-4倍。

同时，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是全球通货紧缩的首要元凶，虽然中国出口加工业对低端产品的价格产生了下调压力，但中国对进口的强劲需求对稳定全球信息科技产品、资本密集型设备及商品的价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的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5％，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5％。

2.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尚不成熟。我认为，在制定汇价政策时，必须以我国经济的长远目标为基础，理想的人民币政策是决定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固然，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公司购买外国资产并在海外扩展时所花的资金较少，国家的外债也将减少，中国公司进口外国技术的费用也将减少。然而，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紧缩更加严重，使中国正在摆脱的物价持续下降的成果毁于一旦，中国公司将更难赢利；它还可能加剧国有银行面临的问题。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5000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放慢，还可能会促使金融整顿推迟；最坏的影响恐怕是人民币升值可能会阻碍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最终还会影响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