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消费思想演变研究

我国历史上几种典型的财富消费思想

古代思想家的财富消费思想主要是对统治阶级而言的。在我国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钱财的匮乏或富足，徭赋的苛重或轻简，国运的兴盛或衰亡，因此不少思想家或政治家提倡节俭而反对奢侈。例如，孔子在《论语》的《乡党》、《先进》等篇中，要求各阶级或阶层中的每一成员必须安于一种和他自己所属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相适合的生活水平。在此前提下，孔子的财富消费观，总的来说是崇俭。其具体消费标准有二：一是俭不违礼。任何消费支出如从礼的角度考虑是必需的就不能节省；二是用不伤义。一个儒者的个人生活享受，必须做到贫而乐，特别是还处于微贱时更应如此。一旦获得官位，就需按照官阶的高低，享受一定的生活水平以维持等级的尊严。

孔子的财富消费思想，在减轻劳动人民的徭赋等方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他论述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当时各级贵族和整个剥削者的长远利益，其财富消费思想贯穿着他的等级道德标准。对统治阶级来说，崇俭不一定是安贫，而是要能适应等级要求的与客观条件所许可的生活水平。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绝对的俭奢标准，孔子所谓的安贫、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等，都在财富的消费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中阶级或等级间的差别，即不同阶级或等级的人各有其不同的消费水平。

《管子》是托名于管仲的一部论文集，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们大约都生活在战国。该书对财富消费问题，提出了和传统思想有所不同的见解。它既反对侈，又反对俭，而在特殊情况下则提倡侈。在该书《乘马》篇中，作者指出：“俭则伤事，侈则伤货”。所谓“伤事”，即由于消费少，产品有多余，对生产与流通都不利。所谓“伤货”，即浪费货财。《管子》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应提倡侈靡。《侈靡》篇指出：“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糜”。所谓“兴时化（货）”，即社会生产不振，有必要推动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生产最好的办法是侈靡，即奢侈浪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新见解。

明代后期的陆楫（1515－1552）的崇奢黜俭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管子》的侈靡说。陆楫不赞成禁奢。他一反历来崇尚节俭的传统思想，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和家庭有利，而从全社会考虑则是有害的。他在《蒹葭堂杂著摘抄·禁奢辩》中指出：“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

陆楫认为，风俗奢侈的地方谋生比较容易，因为“俗奢而逐末者众”，工商业比较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奢侈是富人的习气，它对国家并无害处，而许多人却因此受益。因而奢侈不仅不需禁止，还应该提倡。他认为不是商业的发展助长奢侈之风，而是奢侈之风促进商业的繁荣。他不懂得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不懂得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并决定消费的方式，人们新的消费需要归根到底是由生产的发展引起的，而只是单方面地看到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虽颇有见地但失之于偏颇。

外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财富消费观

古希腊的著名学者亚士多德提倡中道的财富消费观。他认为，有三种品质：两种恶，即其中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及；一种作为它们中间的适度的德性。“在钱财的接受与付出方面的适度是慷慨，过度与不及是挥霍和吝啬”。对于挥霍与吝啬这两种恶，亚里士多德似乎更反对吝啬，因为他认为“吝啬不只是比挥霍更大的恶，而且，其错误的程度大大超过……挥霍”。

亚里士多德的财富消费思想与孔子的有关思想比较接近。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中等阶层的代言人。他的财富消费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中庸”原则。其所谓的“中”，虽然有调和妥协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面向一个高远的目标，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去接近它，就象射箭恰中目的，又如天平两面取得平衡。这种“中”在理智世界中，也许得之较易，但在实践中，牵涉到感情和欲望等，很难得其“中”与“平”，即不易适度。离去中道，即走向某一极端。

中世纪的西欧，在基督教神学思想统治下，关于财富消费的思想主要是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是一种要求人们严酷节制肉体欲望的道德理论和生活方式。其主要观点为人的肉体欲望是低级的、不洁的，是恶与罪行的根源，所以要节制肉体欲望与享乐，甚至要抛弃一切欲望。这种思想，源于古代人如古希腊人忍受现世生活困苦的宗教教义和苦行仪式。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是鼓吹禁欲主义的典型代表。阿奎那的著作很多，而以《神学大全》最为著名。在该书中，阿奎那认为，实践的德性和理智的德性相结合就能使人达到审慎、节制、刚毅和正义的美德。他强调，个人必须抛弃尘世的欲望，自甘贫困，寄希望于来世。阿奎那的上述观点，是传播安贫忍辱的思想，为掩盖宗教和世俗的剥削者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和巩固剥削压迫制度服务。

在近代欧洲，较早明确提出鼓励消费主张，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是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荷兰人曼德维尔（1670－1733）。在哲理诗《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一书中，曼德维尔既想说明，正是私人的罪恶、野心、贪婪和骄傲，增进了公共的利益，使财富不断增长；又想说明，人们节约只会使经济衰退，而纵情花费才会刺激经济增长。前一方面的含义为亚当·斯密的自利即公益理论提供了思想营养，而后一方面的含义对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产生有所启示。

在财富的消费问题上，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在一定的年份内“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所以，要增加社会财富，就要增加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非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斯密还认为：“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为了增加国民财富，斯密极力反对奢侈与妄为，提倡节俭。他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斯密明确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