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斯图里卡:巴尔干的精神贵族

已经坐拥无数荣誉的库斯图里卡仍然还是那个巴尔干遗世独立的精神贵族，高尚、冷漠、对祖国直白、深刻而真诚地热爱。

1981年，27岁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以《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赢得了此生第一个重要奖项：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狮奖。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部新作均是国际电影节上的夺标热门。至今，他仍然是少有的能够两夺戛纳金棕榈奖的大师级导演之一（其他还有科波拉、比利・奥古斯特和已经去世的今村昌平）。纵观80年代以来的东欧影坛，库斯图里卡同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无疑都是最具人气的领军人物。可惜，在他个人艺术创作不断成功之际，目睹的却是他的祖国南斯拉夫逐渐解体分裂的痛苦现实。因此，库斯图里卡身上始终弥漫着既狂野又忧郁的气息：他不仅导演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举办摇滚音乐会，还一度积极地介入政治，声称要与对立方的领导人“公开决斗”。难怪，库斯图里卡会被称为巴尔干半岛“最后的精神贵族”，他的骨子里时刻都在流淌着高贵不羁的血液。

80年代：初露锋芒 扬威戛纳

库斯图里卡的声名鹊起是同戛纳电影节密不可分的。1985年，库斯图里卡凭借《爸爸出差时》（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首次参展，便摘得金棕榈大奖，后来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故事发生于1948年，由于铁托政府与苏联决裂，对于许多南斯拉夫的骨干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标志着一个混乱而危险的时期的开始。梅沙不小心对报纸上的漫画发表了一句评论，就不幸地加入到被逮捕的行列中去。他的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等待他从监狱获释。

故事由他的小儿子马力克讲述，马力克一直相信妈妈说的话：“爸爸去出差去了”。这句特殊年代的特殊谎言成了整个故事发展的由头。影片透过一个六岁小孩成长，反映了这段历史，而可爱的童星与浓郁的乡土风味使得影片在现实批判的同时，又颇具娱乐效应。这部被称为反铁托主义的喜剧片展现了库斯图里卡丰富的电影才能：幽默、嘲讽，而又温情脉脉。该片在世界各国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连一向排外的美国电影观众都对它敞开了胸怀。

四年之后，库斯图里卡又一次杀回戛纳，他哼唱着《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摘走了最佳导演奖的桂冠，并荣获罗西里尼特别奖。《流浪者之歌》是一部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抒情诗篇，用诙谐的口吻讲述了吉普赛人辛酸的生活历程，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热泪满盈。

《流浪者之歌》讲述的是吉普赛男孩贝汉，为了医治妹妹的跛脚到镇上看病时，被诱拐加入族长的扒窃集团，前往意大利以偷窃、乞讨及贩卖婴儿维生，还天真地以为那些骗子都是好人。贝汉很快就学会了敛财伎俩，“衣锦还乡”后竟然想以卖掉女友腹中胎儿作为娶她的条件……带有神秘色彩的吉普赛文化，往往被渲染成浪漫不羁的风情，而库斯图里卡的《流浪者之歌》则运用魔幻与写实并用手法以及类似希腊诗剧的咏唱方式，书写了吉普赛民族至今流离浪迹于欧陆、遭受歧视与不平等待遇的悲歌。全片结构精致，导演始终在幽默的基调中透露出一股深切的人文关怀。

90年代：技惊四座 备受争议

成名后的库斯图里卡任教于萨拉热窝表演艺术学校，并受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纽约的教书生活为他开始新的创作拓展了空间，而他的一个美国学生大卫・阿特金斯递交的电影剧本更成为他首部英语影片的基础。1993年，汇集了美国演员费・唐纳薇、杰里・刘易斯以及新星约翰尼・德普的影片《寻梦亚利桑纳》（Arizona Dream）摄制完成，不出意料地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捧走奖杯似乎易如反掌，若是哪一部新作没有坠上丝绸缎带，那才会令人称奇。

两年之后的《地下》（Underground）再一次震撼了全世界，并使库斯图里卡的事业达到了最高峰。最令人惊讶的是，导演选择使用一个荒诞的故事去表现巴尔干半岛复杂灰色的人文背景，并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喜剧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纳粹占领期间至19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凭借此片，三十九岁的库斯图里卡再次登上金棕榈的宝座。

然而，与成功休戚相伴的永远是各种各样的批评，有相当一部分评论界人士对戛纳的评选结果表示强烈抗议，这很大程度上是敏感的政治原因在其中作祟。作为一位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欧艺术家，库斯图里卡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尤其是当他竟敢拍出《地下》这样公然讽刺铁托政权下的革命者的影片，可想而知，最犀利的批判之声立即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又把他列入米洛舍维奇的同党，谴责他“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嘉赏。重重压力之下，灰心已极的库斯图里卡对外宣称不再拍片。

虽然感叹“电影世界太过残酷”，但是三年之后，他还是忍不住重出江湖，推出了展现吉普赛人的最新作品《黑猫白猫》（Black Cat, White Cat）。《黑猫白猫》（1998）是一部奇情狂想的电影，并摘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影片成功之后，美国制片人和演员们屡屡叩门，库斯图里卡却再也没有任何进入美国主流市场的意向。不仅如此，对于好莱坞，他从来都没有友善之辞。库斯图里卡声称，在艺术史上能够立足的好莱坞只属于二十世纪，而现在它却只是最蹩脚的机器罢了。

新世纪：我行我素 执著前行

不理会好莱坞伸出的橄榄枝，库斯图里卡在新世纪伊始拍摄起了音乐纪录片《巴尔干朋克》。直到2004年，他才在距波塞边界几英里之遥的地方搭建他的山庄村落，拍摄《生命是个奇迹》（Life Is a Miracle）。这一次，镜头不再是昏暗的地下室，而大多是舒畅的室外光。影片中的主人公路卡带着妻子嘉德兰卡和儿子米罗远离城市，定居波斯尼亚山区。嘉德兰卡是个女歌手，难以忍受乡村的寂寞；儿子米罗则一心希望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这时战争爆发了，妻子离开了他，米罗也成为敌人的俘虏。路卡从塞尔维亚士兵手下救出了一个年轻的穆族姑娘撒巴哈，民兵建议他用撒巴哈去换他的儿子，但是路卡却不期然地同撒巴哈坠入了爱河。

一个塞尔维亚工程师与波斯尼亚人质的相爱令一些评论看到了和解的象征，并称其为库氏迄今为止“最温婉最乐观”的影片。但出于与以往同样的政治原因，《生命是个奇迹》再度遭到批评者的指摘，拥护者盛赞“视人为个体”，质询者则将其指责为道德目障。对于所有这些，库斯图里卡的回应是“我的目的是用电影来让你感到温暖，为你们提供热量。”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戛纳电影节，库斯图里卡带来了他的最新力作《给我承诺》（Promise Me This），这段两个多小时的梦幻旅程以日本民间故事中“小孩子进城里完成任务再回来”为原型，充满疯狂的喜剧元素和想像力，同样也没放过政治。片中有一句台词“当年希特勒攻打波兰是出于恨，如今美国人发动战争是出于爱”。对此，记者会上的库斯图里卡在幽默中透着悲伤地说：“如今这个世界就是国际村，彼此有太多针对对方的爱，当这么深的爱无法表达时，他们就选择轰炸。”

此时，所有人才发现，已经坐拥无数荣誉的库斯图里卡仍然还是那个巴尔干遗世独立的精神贵族，高尚、冷漠、对祖国直白、深刻而真诚地热爱。这让我们又想起《地下》中的那个结尾：一块陆地像小岛逐渐漂离，上面的人们依旧狂欢不已，而透过这一幕的正是库斯图里卡深邃的目光。